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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和黑客组成团体，致力于解析被医药公司垄断的高价药物与器材，然后免费教授民众自制，或者直接把成品送给民众。他们视人命高于法律，甚至不惜与毒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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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教你自制肾上腺素
美国硅谷门洛学院数学教授迈克尔·劳弗剃光头、蓄胡须，永远身穿迷彩夹克，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医生，亦从未受过正式的医学培训。劳弗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医生，就像他不愿受到规则和法律的限制一样。
2015年9月，当马丁·施克莱里主导的美国图灵生物公司把可用于艾滋病、癌症治疗的药物达拉匹林的价格暴涨50多倍，从每粒13.5美元飙升到750美元时，劳弗决定做些什么。
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旗下的“主板”新闻网描绘了劳弗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的场景：纽约一场国际黑客大会上，他把自制的肾上腺素笔（预装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分发给观众。
“两年过去了，尽管世人竭尽全力，达拉匹林的价格仍然没有改变。”劳弗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些白色药片。“我想我会分发更多。”他边说，边把自制的达拉匹林扔向观众席。
过去10年来，劳弗创立的志愿团体“四大盗”持续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制药公司高管和百万富翁，以及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医生和化学家作对。这群组织松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黑客试图在世界上盈利最多、被监管最严格的行业——美国制药业中撬出一条裂缝。他们的武器是自制药物。
在美国的药店，迈兰公司生产的一次性肾上腺素笔每支要价超过300美元，而且总是缺货。这种针对严重过敏反应的“救命药”在各国被广泛使用，迈兰公司底气十足，对其不断加价，10年间涨价5倍，引得患者怨声载道，好莱坞影星、主演美剧《欲望都市》的杰西卡·帕克曾公开抗议。
“四大盗”发布了自制肾上腺素笔的说明书。用价值30美元的现成零件，人们就能制作一支注射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再装填一次仅需3美元。施克莱里把达拉匹林的价格推至每颗750美元后，“四大盗”发布了一种便携式化学实验室的开源图纸，使得任何人都能以每颗25美元的成本制造他们自己的达拉匹林。
截至目前，“四大盗”声称他们已成功合成了5种药物。除了达拉匹林，还有纳洛酮，用于缓解摄入过量阿片类药物造成的影响；Cabotegravir，一种长效的艾滋病抑制剂，阻止病毒通过共用针头传播，每年只需服用4次；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这是堕胎所需的两种药物。“四大盗”急于自制后两者，是因为担心总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愈发保守，人们无法合法买到堕胎药。
为救人命，他们铤而走险
虽然成功仿制了5种药物，但“四大盗”只在网站开放了达拉匹林制作指南的下载，因为其余4种生产难度太大。纳洛酮尤其具有挑战性。作为阿片类药物的解毒剂，纳洛酮使用与前者相同的药物前体，它们由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只允许少数实验室小剂量使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劳弗和伙伴们铤而走险，用毒品制造药物。
纳洛酮前体难以从合法途径获取，鸦片在美国却容易入手，找街头帮派购买就行。“上世纪90年代，一些非常聪明的毒贩发现了怎么从鸦片中获得羟吗啡酮。”劳弗说，“你能更进一步，用羟吗啡酮制造纳洛酮。这很容易，只要你不介意用毒品做药。”
Cabotegravir属于另一种情况。这种暴露前预防药物正在进行3期FDA实验，也就是在大量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但“四大盗”对等待它商业化已经不耐烦了。此外，Cabotegravir几乎肯定会以高得令人咋舌的价格出售——需要每天服用的类似药物特鲁瓦达，每个月要花2000美元。
“四大盗”希望提前把Cabotegravir送到需要它的人手中，因此他们购买了市售暴露前预防药物替诺福韦，将其与惰性缓冲液混合，然后提供给毒贩，并建议后者把药物混进“产品”，作为给客户的“额外服务”。“他们的海洛因有了新的‘副作用’——你染不上艾滋病了。”劳弗告诉“主板”。
尽管不断“在违法的边缘大鹏展翅”，“四大盗”仍然巧妙地维系着这根细细的红线。由于他们并不销售或大量分发自制药物，在FDA眼中，他们干的那点儿事还没到违法的程度，于是仅仅发布了“使用未经批准的处方药有安全风险”的公告了事。此外，“四大盗”制作的药品都不是受管控物品，所以没招来缉毒局特工。仅仅提供在家自制某些药物的方法，这本身并不违法；如果有人滥用这些指南制造毒品，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劳弗等人无关。
对“四大盗”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知识产权诉讼。专利申请时，制药公司往往附上其产品分子结构的详细论述，学术期刊中也不乏关键信息，劳弗他们只需按图索骥。“在捍卫知识产权法的人看来，这就是盗窃。”劳弗告诉“主板”，“但按照相同的逻辑，拒不提供救命药等同于谋杀。从道德角度来说，以‘盗窃’防止‘谋杀’势在必行。”
“是的，我们在鼓励人们违法。”他补充道，“当你濒临死亡，（以合法途径）得不到能救你一命的药物时，你是愿意打破法律活下去，还是当一具正直的尸体？”
“DIY医学”令医学界忧心忡忡
“四大盗”不出售任何东西。他们的核心“产品”有两个：一是开源的硬件，比如肾上腺素笔和MicroLab化学合成器，都是用现成的或者3D打印的组件制成；二是使用这些工具制作药物的说明书。有需要或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下载说明书，根据清单订购材料，按照指南编程并组装设备，然后自行诱导化学反应。
这些“产品”都是在几乎没有预算的条件下开发的。“四大盗”唯一的资金来源是成员的腰包，至于这些成员到底包括多少人，连创始人劳弗都不清楚——人们随意出入这个组织，自由地贡献知识和时间。不过“主板”发现，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都有技术背景，却统统不是医疗专业人士。劳弗拥有核物理学博士学位，另一位受访者蒂姆·赫勒斯则是海军声呐技师出身。
医生对他们持何种态度，可想而知。尽管“四大盗”的药物至今未造成任何伤害，一些专家仍然忧心忡忡，高呼服用未经充分审查的自制药物有风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冯·希佩尔对自制药物充满热情，但仅限于某些条件下：这些药物由经过培训的专家在医院制造。“自制的化学反应器不太可能精确控制反应条件，很容易带来危险的副产品。”他对“主板”表示。
希佩尔的同事对此深表认同，辛辣地批评自制药物迟早制造出“怪胎”：“广泛使用这些东西将为达尔文提供新的研究对象。”纽约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詹妮弗·米勒则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科技纵览》杂志：“这种DIY医学，是老骗术的新版本。”
“四大盗”一直在竭力应对针对安全性的质疑，努力寻找更简单、更不易出错、将毒性反应风险降至最低水平的合成途径。创业公司Chematica提供了帮助。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囊括了250年来有机化学合成全部研究成果的数据库，并开发了预测、创建所需分子的新合成途径的软件。双方合作愉快。2017年该公司被国际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收购后，“四大盗”再也无法访问其数据库。
研发新药是费时费钱的苦差事
目前，全球最昂贵的药物是治疗家族性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的格利贝拉，这是一种仅在约7000人中发现的遗传病。格利贝拉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唯一的问题是，每名患者每年需在药物上花费120万美元。即使如此昂贵，由于需求量极为有限，生产商荷兰生物技术公司UniQure仍然在2017年中止了它在欧洲的销售，约1200名欧洲患者只能另寻他途。
其他“孤儿疾病”患者面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孤儿疾病”意指全世界患者不到20万人的极罕见疾病，即使存在治疗药物，价格通常也是天价。由于生产这些药物不划算，制药公司随时可能将这类药物下架。但劳弗宣布，“四大盗”今后将专注为“孤儿疾病”制药。他们正致力于合成索非布韦。这种能治愈丙型肝炎的药物每颗售价1000美元，每疗程需花费8.4万美元。
“四大盗”和他们的自制药物，是拯救全世界被高药价折磨的患者的天使吗？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在劳弗的故事中扮演反派角色的默克公司（在中国名为默沙东）2016年投资了2.6亿欧元用于研发新药，如果没有他们的探索，“四大盗”们再厉害，也会面临无药可“盗”的窘境。
研发新药是费时费钱的苦差事。药企平均需要超过10年、花费近20亿美元，才能将一款药物投入市场。如果上市后迅速被“山寨”，恐怕将没有公司愿意继续研发。提供企业管理和风险咨询服务的德勤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2017年新药研发的回报率已降至3.2%，远低于2010年的10.1%。
在拯救生命这项事业中，资本的角色饱受争议，却不能缺席。被许多人视为侠盗罗宾汉的“四大盗”们在反复质疑“一颗救命药的成本只有一块钱，为何要卖几百块钱”时，不应忘记这一点。
（摘自《青年参考》报2018年8月23日03版）
《青年参考》特约撰稿 袁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