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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过渡期，上世纪80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元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元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3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老板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元，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元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元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3元，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3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元，那几千万元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元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深圳“8·10”股疯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蒙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从村子到“世界工厂”
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10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元，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打个零工”，顺便 “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上世纪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上世纪90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配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元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元。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
据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进行管理。
上世纪90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问。”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
“上世纪90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
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儿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
晁停入厂不久，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
“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上世纪90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10点，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上世纪90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上世纪90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九十年代》新周刊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邝新华 苏静 赵渌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