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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每当我把个体放进考古史册去揣摩时，不免萌生类似“浮生一日，蜉蝣一世”的沧桑和惶惑。有一些个体，会对考古传奇产生极为关键的作用力，而他们往往，只是时代布景的一帧匆匆剪影。
发现良渚文化和确认良渚文明，是一条漫长的路途。而最初的那个起点刻度，是固定写就不会改变的。所有文献资料会告诉你，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生于民国，那个叫施昕更的人1936年在其家乡，浙江杭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市）附近，发现许多地点出土黑陶和石器，因而进行发掘。
看似本无奇异之处吧？可我无意多看了一眼施昕更的生卒年——那一生“急促”得令我心头一颤，不由进一步查阅。这个载入考古史册之人，原来并非考古科班选手出身，25岁偶然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随即投身田野考古、撰写报告，28岁离开人间。
也就是说，民国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竟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江南少年按部就班的求学轨迹。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他在此地长大，读小学。1924年秋至1927年夏，在杭州直大方伯巷杭州第一中学初中部读初中。
从初中毕业后的秋天，直至1929年春，施昕更在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纹工班就读。根据《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记载，施昕更曾担任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管理员，他主要担负的职责为保管、接触古物，也包括良渚黑陶、石器、玉器。
1930年，施昕更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透过现存相片和文字给施昕更“画像”，眼前出现一个安静踏实、擅长绘画，对考古充满热情的清瘦书生。
彼时，这个刚成年的青年毫无考古专业基础。仿佛命中注定一样，老天爷赐予他一份属于考古者的直觉和魄力。
连施昕更自己都说，“实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那个后来震动学界的遗址，他自述文章里写了一个具体精确的时间：1936年11月3日下午两点钟。
触发机缘的原始事件，是当时博物馆正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1936年5月，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消息传出，施昕更立马给予极大关注。
心思细腻、反应机敏的他，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县北乡良渚一带见过。原本施昕更不太在意那种石斧，“不过我是认为同玉器并行的殉葬物，不承认它是新石器时代遗物”。偏偏这个节点，灵光一现，施昕更感觉得到了一种“暗示”：古荡和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之间有一种互相的联系呢？
抓住灵感还等什么呢？“行动派”施昕更说走就走，随即跑回故乡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他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
好运气，在11月3日那一天，蓦然砸到施昕更头上——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运气只配得上真正有才华的大脑。施昕更于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了杭州。他在参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后，受到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城子崖》一书的启示，“乃悟及此黑陶既与石器相伴，或者与城子崖相同，详加参证，果然是不分轩轾，证实我以前对于杭县的臆说，引起我绝大的勇气与兴趣，而同时此发现更引起了学术界重大的注意。杭县遗址在江南远古文化上的地位，亦顿形重要”。
西湖博物馆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发给采掘执照，发掘时间定为1937年3月20日至6月20日。
“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作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得到馆里的同意和支持，“超高效率行动派”施昕更，马不停蹄主持起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根据记载，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当年12月23日刊发的《东南日报》，出现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最近因调查杭县地质，在该县境内，发现黑陶文化遗址多处，遗址见于距地表约二公尺之池底，包含于黑色淤土层之内……考古家认为远古东方之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时代在殷商以前……并据施君在杭县一带屡次之调查，对于地层上蕴藏情形，已渐明了。”
1936年至1937年，在那样一个历史节点，施昕更他们顺利高效地开展考古已然不易。更难得的是，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
业界都说，施昕更的《良渚》考古报告，能在战乱年代保留下来并流传至今，堪称奇迹。
如今我们读到成书、出版于80年前的《良渚》影印版，这份“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刚翻开每个人都会很唏嘘，因为卷首语通篇里里外外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泪，主标题下面还写有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这意义比较起来是更加重大罢！”
在这段文字后，施昕更郑重注明：“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
在良渚考古报告中，施昕更特别提到了该如何“定名”的问题。“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如城子崖，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因为我依地层上的根据，推测在黑陶时代，该处颇多水患，且沙洲纷纭，尚系沿江初成的砂地，因为环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而且有了地域的观念，在比较上也很便利，如良渚报告中的遗物，或称良渚石器的，可以分别城子崖石器，或仰韶村石器等，正如生物学上的种属名一样。”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战争爆发，印刷被迫中止。于是施昕更携带文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徙兰溪、永康、松阳，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资付印。1938年《良渚》一书终于问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时，施昕更迫于生计，到瑞安县工作。不久后，便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5月，积劳成疾，感染猩红热，因无力医治，施昕更病逝于瑞安医院，年仅28岁。葬于瑞安县西山。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刘斌、王宁远等专家在《良渚：神王之国》中指出，施昕更发现良渚文明之时，由于当时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认知，学术界认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过持续推进的考古，慢慢确证其实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
细算下来，施昕更这一生真正属于实地考古的时间，不过一年而已。这位民国青年生命何其短促又何其闪耀，如流星一般，为后人的良渚遗址考古带来第一缕希望的曙光。
（本版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