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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亘古未有的40年，是彪炳千古的40年，是翻天覆地的40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造福本国人民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从物质奇缺、定量凭票供应到商品滞销和产能过剩，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幸福。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人间奇迹，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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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改革创举。40年改革开放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使中国进入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都潜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回顾辉煌的40年，人们都在思考：如何观察40年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如何把握顺应历史要求、契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发展脉动？如何探寻创造发展传奇的“中国密码”？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记者专程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何星亮。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观念转换·思想解放·理论创新
记者：中外历史上任何变法或改革都无法与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相媲美。那么，纵观改革开放40年，您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通过观念层面进行更新和转换，宣传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论，更新人们的观念，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
何星亮：纵观改革开放40年，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观念转换、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表层）、制度层面（中层）和观念层面（深层）。观念层面的文化包括思想、精神、意识、理念、理论、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它是社会和文化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基础。
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任何社会或文化变迁，都是先有观念层面的变化，然后才会有实现这种观念的行为活动，才会发生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化。世界现代化进程与近代西方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文艺复兴主张人类社会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科学教育体系蓬勃发展。启蒙运动以理性引导人从愚昧中觉醒，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和平等，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世界现代化的先声。
从中外历史来看，任何成功的改革或变革总是首先在观念层面进行更新和转换，通过宣传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论，更新人们的观念，解放人们的思想，并在社会各阶层取得广泛共识，才有可能使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如果舆论宣传不够，没有在思想观念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将会阻力重重并难以取得成功。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通过辩论，在思想意识上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主持下，进行变法大讨论，商鞅舌战群臣、说服群臣并达成共识，为实行变法做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和思想准备。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匆忙进行制度层面的重大改革。康梁戊戌变法也一样，主要依靠光绪皇帝及部分大臣的支持，没有获得大多数官员的拥护和支持，不重视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的转变，匆忙推出新政，结果也失败了。
1978年，我国开始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新征程，也是始于观念的转换与更新和思想大解放。《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关于实践和真理的大讨论，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思想转折。1978年12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观念转换和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中国“富起来的”的新时代。
记者：当前，我国由“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仍然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您认为，应当如何继续坚持观念转换、思想先行和理论创新？
何星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和完善改革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理念。
在发展方式上由主要重视经济建设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在发展理念上由主要重视GDP转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治国理政基本目标上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倡互利共赢、开放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由“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一定能够实现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观念转换、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也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习总书记把思想观念比喻为“总开关”，他说：“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
记者：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是我们党把握历史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同时，我们探寻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探寻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断前进的规律，既要关注其中的客观性因素，也要关注主体性因素。那么，改革开放40年来成功的经验有许多，您认为最根本的主体性因素是什么？
何星亮：以民为本，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孔子家语·五仪解》有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把百姓和君王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孟子·尽心章句下》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指出了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的先后、轻重次序关系。《荀子·大略》有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认为“上天生育民众，不是为了君主；而上天设立君主，正是为了民众。”《管子·霸言》有云：“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强调“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民为根本。根本治理得好则国家巩固，根本被搞乱了则国家危亡。”贾谊《新书·大政上》有云：“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认为“没有不把百姓作为根本的，国家以他们为根本，君主以他们为根本，官吏以他们为根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弘扬历史上的优秀治国思想，以民为本，重民生，顺民意，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而展开各项事业，坚持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邓小平更是从关心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情”，看成党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40年来，党和政府深怀爱民之心，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恪守为民之责，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善谋富民之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
顺从民意，根据人民大众的意愿进行改革，也是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的幸福、安全、健康等为根本，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和源泉。他在2016年4月18日上午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正民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培养有善良、老实、本分、厚道的人为基本目的。注重教化，重心性修养，通过压抑私欲来规范行为；通过教化、修养来提升人的自律意识；重树立典型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典型人物的意识和行为约束自己。通过教化使每一个人都有“良心”，都有廉耻感，使每一个百姓都成为讲仁义、重诚信、崇道德、尚智慧、敬廉洁、守法规的中国人。辜鸿铭曾说，在中国，“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
记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浪潮，横扫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应该说，反腐败对老百姓而言，是最顺民意最得人心的。
何星亮：是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与此同时，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12月23日，中办下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指明了方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重民生、顺民意、正民心，既是古代中国的治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因素，同时也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因素。
改革开放成功的保障：循序渐进·由点到面·上下联动
记者：在一些特殊年份里，人们总会产生出一些智慧、经典的话语，并且广泛流传。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而且是人们极其称道的一种大胆探索的改革方式，有人也称之为“摸论”。您怎么看这种表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其作用、意义又该如何评价？
何星亮：40年前，我国采用的改革方式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和上下联动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先行先试，逐步推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话语。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象到本质、由直观到抽象的循“序”过程。采用渐进式改革，可以保障改革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以解决吃饭问题。然后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沿海到内地进行渐进式改革。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由点到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实行某种决策之前，往往先搞试点，先做试验，验证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科学？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面，扩大到全省或全国。改革开放也一样，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农业改革还是工业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该责任书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包产到户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发展迅速。1979年10月，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全国推广。1991年11月25日~2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记者：一般人印象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下至上发起的，但是如果当时不是万里等地方领导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也不可能成功。那么，对这个改革经验，我们应该怎么总结呢？
何星亮：“上下联动”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之一。无论任何改革，如果只有领导层面的主观意志，而没有群众层面的主动配合，不可能达到目的。同样，如果只有群众层面的主观意志，得不到领导层面的支持，同样也不会成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下至上、上下联动基础上获得成功的，这在当时是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的行为。的确，如果没有获得当时的万里等地方领导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经济特区也一样，先搞试点，上下联动，先由基层提出建议，然后获得中央的大力支持。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成长于90年代。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广东有关部门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获得中央的批准并首先在深圳加以实施。经济特区的设置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迄今为止，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霍尔果斯、喀什等七大综合性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先后建立54个国家级高新区、15个保税区、62个出口加工区、9个保税物流园区、13个保税港区和9个综合保税区”，都具有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较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栗战书同志2013年在《遵循“四个坚持”的改革经验》一文中对“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和由点到面等改革方式作了全面的解释，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脚踏实地、尊重实践、从实践中摸经验摸规律，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形象说法，也是推进改革健康有序发展的一种重要改革方法。这个方法，不仅在改革之初行之有效，而且在整个改革进程中都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逐步取得规律性认识。实践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先行试点，鼓励创造，鼓励探索，取得经验后再推开。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我们党是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领导改革开放，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亘古未有的40年，是彪炳千古的40年，是翻天覆地的40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造福本国人民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从物质奇缺、定量凭票供应到商品滞销和产能过剩，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幸福。改革开放40年，创造了人间奇迹，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记者：谢谢。
本报记者 聂北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