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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与鼓励留学的两大举措，则为日后国家各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中国由此开启了融入世界、对接全球化的进程。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有幸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并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时刻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见证者、亲历者与推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我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80年代中期，在经贸部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决定出国留学，读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MBA，由此开启了我在国际大学与国际社会的10年历练，深刻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被再次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回到祖国，成为海归中最早的“下海”创业者之一。
回国不久，我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想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2002年，我提议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搭建一个平台，并被推举为商会的创始会长。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个人如何兼济天下？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思考的问题。除了创办社团，我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我感觉到，中国的商业经济市场已经开始形成，民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而思想产品市场，特别是政策研究的市场，还缺乏智库尤其是民营智库来推动。于是，在全社会对智库的概念尚未普及之时，我便萌发了做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智库的愿望：“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2008年，50岁的我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这一年，中国百年奥运情结梦圆北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彰显着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新姿态。这一年，我和太太苗绿博士在北京创立了第一家以“全球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中美关系、全球治理方面的研究。10年来，CCG从研究、出版、活动等多个层面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提出的不少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的关注、批示与采纳。
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新的时代背景下，CCG充分发挥国际化社会智库思想交流平台优势，着力汇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具有全球化丰富实操经验的顶尖企业家，深入探讨全球化新形势，研判全球化新挑战，凝聚社会对全球化发展的共识，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智库智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书写出伟大奇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稳定器和动力源，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成长为主动引领者。在“逆全球化”思潮迭起、贸易摩擦频发、全球政治经济处于空前不确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坚定迈上改革开放新征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机制，可以说，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新的动力。
王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