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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追讨欠款一年多之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七里村5组的95户村民终于拿到了被企业拖欠已久的10多万元土地流转款。
在过去一年多里，村民们无数次与流转土地的一家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负责人交涉，至少5次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书，但收效甚微。对方承诺的付款时间一推再推。95户村民愤怒不已，派出代表到政府上访。直到“驻村法官”贺春辉的介入，事情才出现转机。
村民将该公司诉至法院后，贺春辉召集双方调解，公司终于将拖欠的土地流转款一次性付清。
对于当地来讲，一个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隐患排除了。拿到土地流转款后，村民们同意暂不解除合同。村民小组组长卢时刚说：“我们也不希望企业垮掉，还指望老板带我们发展致富呢。”
在安州区，“驻村法官”的出现，让村民们相信，遇到矛盾纠纷，不用“闹”也能妥善解决。
2012年以来，安州区人民法院探索推行“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点驻村（社区）法官”制度，深挖“驻村法官”工作潜力，变“群众上访”为“法官下访”，变“坐堂问案”为“送法上门”，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决在源头。
2016年9月，塔水镇七里村5组的村民与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将该组319.8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该公司经营。
按照合同约定，流转土地款应在每年8月31日至9月15日之间付清，但签约后第二年该公司就违约了。卢时刚回忆说，从2017年8月底到2018年6月，村民们反复催促，甚至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公司仍未支付完土地流转款。
村民们上访求助，仍无结果。居间调解的政府官员也头疼不已。卢时刚说，每次找到企业老板，对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2018年9月，村民将公司起诉至安州区人民法院塔水法庭。
即便告到法庭，村民们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在此之前，村里的土地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流转。虽然他们把那家公司告上法庭并赢了官司，但仍没有拿到应得的全部款项，老板跑路了，人都联系不上。这一次，村民们担心再次遭遇“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
身为“驻村法官”，贺春辉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审案子。他主动走访，通过当地党委、政府了解到，同村另一组的100多名群众也遭遇了类似难题，该案适用简案快审速裁的程序。通过当事公司的陈述，贺春辉得知其在七里村投资了近千万元，经济状况确实紧张，但也不愿意解除合同。
从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贺春辉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后双方均作了一定的让步，公司立即向村民支付拖欠的土地流转款，而村民也不再要求解除合同。
“既不用花钱请律师打官司，还能顺利拿到自己该得的钱。”对比两次纠纷的处理过程，卢时刚毫不犹豫地认为，“当然是贺法官这样处理好。”
在一个个类似的案例中，常年驻扎在乡村的“驻村法官”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每当遇到矛盾纠纷，老百姓常常把“驻村法官”当作自己的“法律顾问”，倾听他们的意见。
如今，安州区已在10个乡镇设立了12个驻村法官工作室、32个巡回审判点， 对邻里纠纷、小额借贷、土地流转、脱贫攻坚等涉“三农”案件，引导和鼓励群众依法选择调解、协调或和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安州区河清镇富乐社区党支部书记彭德军相信，法官的身份更有利于解决各类民事纠纷。他甚至叮嘱“驻村法官”杨宁，到社区调解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法官服”，“老百姓认这身制服”。
今年6月，当地政府对河清镇大东街的危房进行统一拆除改造。在对测量面积进行确认时，相邻的居民张甲（化名）与王乙（化名）发生了争执。由于政府未对两家房屋分别进行测量，两家房屋测得的实际总面积比两家购买房屋时的面积总和少了4平方米，究竟如何分担面积差，两家人互不相让。
作为社区工作者的彭德军觉得这事很棘手。由于过去产权登记不规范，两家人购买房屋后未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无法确认各自的房屋面积。“没有依据，根本说不清。”
彭德军于是把“驻村法官”杨宁请了过去。根据他的经验，在各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代表，说的话当事人更容易接受。
杨宁了解情况后，联合基层司法所、社区人民调解员等组织调解，建议双方按照购房面积的比例分摊测量差额面积，并得到了两家人的认可，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作为一名资深法官，安州区人民法院院长任尚远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他说，不是所有的矛盾都适合在法庭上解决，当矛盾双方各执一词、各有道理的时候，无论法院怎么判，双方可能都不服气。但如果通过调解，讲讲道理，双方各作一些让步，矛盾就能化解了。
他因此要求法院的年轻法官要有化解矛盾纠纷的本领。按照《驻村法官工作制度》，“驻村法官”每月驻村时间不低于15个工作日，致力于形成“巡回审判进村落、纠纷化解到农家、普法教育在田间、综合治理遍乡村”的格局。
数据显示，安州区人民法院平均每年有1300多件民事纠纷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成功率在65%以上。安州区自2012年起每年都被评为四川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