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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一年后，杨子恒再一次穿上了母校记者团的马甲。记者团的新团长、他的学弟想请他录制一段招新祝福视频。这份邀请像一个有魔力的召唤，让杨子恒从深圳回到天津，和记者团的“年轻人”一起发迎新传单，就像几年前他当团长时一样。
记者团这个有温度的社团至今还在向远在深圳的杨子恒“辐射”温暖——今年中秋，他收到了记者团的学弟学妹给他寄来的在学校时常吃的月饼。那时，在校期间与记者团小伙伴们相处的日日夜夜，就在他脑中回放。
像杨子恒一样，在大学里加入学生社团的学生很多。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国内5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8.15%的学生认为其所在的学生社团关系融洽。
“成员之间没有距离”
杨子恒从大一下学期加入记者团，等到他离开，已经是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在团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老部长。很多高校的学生会、社团等都有“传帮带”的传统，杨子恒曾经所属的记者团也不例外。老部长对新媒体的态度，在杨子恒眼里是“热爱”。跟着这位新媒体狂人，杨子恒学到了很多新媒体传播理念和技巧。
在各类学生组织里，学兄学姐是新人的第一个领路人。如果没有他们，以“萌新”的身份加入记者团的杨子恒或许很难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学兄学姐的真诚帮助下，新人们有了快速成长的舞台。很多人提到，学生社团的有序运转，都少不了前辈对后辈的宽容与帮助。
成为部长后，张嘉伟希望能尽量做到和伙伴之间没有距离，大家都是朋友。“和小伙伴打成一片”是他的目标。在群里，张嘉伟时时刻刻都让自己成为活跃气氛的人，和小伙伴们渐渐熟悉后，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安排工作任务时，他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语气和措辞，遇到新手、出错比较多的情况，他更是再三提醒自己要耐心。“有时候坐电脑屏幕前心态已经‘炸’了，但还是会在每句话的最后加个‘’。”
即便过了新人时期，依然有很多时候要向前辈学习。
天津大学的刘金坤从“龙哥”那里学到的，是怎么办好学校里的活动。“龙哥”是刘金坤对已卸任的学生会主席的称呼。刚当上学生会文宣部部长时，刘金坤只会“依葫芦画瓢”，什么事都要先问问“龙哥”。
已经“退休”的“龙哥”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学业上，但只要刘金坤跑来问他，老主席的较真劲儿立即就上来了。就在今年9月，为了一张迎新晚会海报，包括刘金坤在内的3个同学改了一版又一版，“龙哥”也陪着他们改了一次又一次。“有好几次，我们做完海报给他发过去，已经到很晚了，他还是秒回，告诉我们修改意见，还不忘嘱咐我们早点睡觉。”
但刘金坤不知道“龙哥”几点休息，也不知道老主席有没有被她“惹烦”的时候。
“和同龄人一起努力的地方”
经过两年多的锻炼，专业能力提升是一个方面，刘金坤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于与人沟通交流。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曾经是让她非常发怵的事情。从一开始畏手畏脚的新人到现在能独当一面的负责人，刘金坤受到老主席的影响很大。
去年的迎新晚会筹备中，刘金坤与学弟学妹、研究生学兄学姐不断地沟通节目内容、协调时间，同时和很多不同的人对接、交流。就在那段时间里，她感觉自己在语言表达和沟通方面的提升巨大，也受到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受到周围友好的信息。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93.62%的学生认为，加入学生社团可以锻炼人际交往能力，59.34%认为可以锻炼专业能力，87.71%认为可以锻炼组织管理能力，87.23%认为协调执行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没加入学生会时，张嘉伟觉得这里可能是个很风光的地方，在学生会待了两年以后，他觉得“学生会是一个服务大家、与同龄人一起努力的地方”。
对于在学生社团里工作过的同学来说，要兼顾学习和工作，必须付出更多时间，类似早上6点就起床、“牙都来不及不刷就先打开电脑”的情况总会发生。
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陈洁玲就是那个6点起床，给学弟学妹改稿的记者团团长。写完修改意见的稿子发回给学弟学妹，等他们改完再进行修改，很多稿子都需要来回修改四五次。陈洁玲在当干事时也是这么过来的，当时，一位大三的记者团副总编师姐带她写稿。有一次，陈洁玲写的稿子不好，师姐专门约她，和她聊稿子应该怎么写。她印象最深的，是师姐告诉她，有什么不懂的事自己先上网查资料，不要什么事都想着向别人寻求答案。陈洁玲的思想也因此有了转变，开始明白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遇到问题能够自己先去找答案。
陈洁玲在担任记者团总编时曾修改过社团的章程：如果干事竞选部长不成功，可以成为副部长或者留在社团做编辑，“毕竟还有很多人想在这里继续他们的爱好，继续他们的梦想”，陈洁玲不希望成员们对社团和社团工作的热爱就此泯灭。
杨子恒刚当上部长时，刚换完届的记者团还没来得及招纳新成员，整个记者团只有20几个人，但学校里却有好几场大型活动等待他们报道。那时候，每个记者团成员都要承担比平时更多的工作，杨子恒经常卡着晚上10点半的门禁时间跑回宿舍。
但在已经工作的杨子恒看来，“在社团里锻炼出来的工作能力，已经回馈到工作岗位上”。“工作以后，经常会有PPT排版、制作H5等工作，这些都是在大学的课堂里学不到的。”杨子恒说。
三年多的社团经历让杨子恒告别了曾经性格内向的自己，收获了很多技能，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发现这样的转变让他获益匪浅。相较于腼腆不善表达的同事，杨子恒更加外向、更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偶尔他也会重拾曾经的新媒体工作。
他也因此萌生了一个想法：下次回学校时，给记者团的学弟学妹们上一堂课，分享一下他在记者团和工作后的经历和感受，“我想应该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艾轩澄是学校网球协会的成员。在协会两年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一直在成长。从看比赛、打比赛到组织比赛，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成长的过程。从最开始进来时被学兄学姐带，到后来他开始带学弟学妹，他觉得在社团中，对网球的热爱一直在传承。
在学生组织中，学习和成长的方向不仅限于社团的工作范围。李志南在学校学生会，两年多时间里，整个部门都有一种特别上进的氛围。部门一直有一个传统，例会中一定有一个板块是关于学习的。“虽然这些学习和我们专业课没有太大关联，但部长就经常强调，学生会的同学要以身作则，即便做着学生会的工作，也不能耽误了学习。如果部门里有同学考试成绩下降，部长还会尽可能组织同专业的同学一起补习。这个传统也被后来当了部长的李志南传承下来。
“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郑州大学，大三的邓琴玲玉在记者团已经是最高年级的成员了，也是编辑策划部的副部长。她所在的学生社团里，每个成员都有一至两位学兄学姐作为“师父”。一代又一代的社团成员在传承，“师门”也越来越庞大。用邓琴玲玉的话说，上至“师祖”，下至“徒孙”，甚至还有旁系的“师叔”“师姨”……整个记者团像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会尽全力帮助。”
邓琴玲玉的“师父”大她一届，如今已大四。刚入社团时，她和“师父”还不熟，而她“固执”地用满腔热情，成为了师父的“黏人精”。
和邓琴玲玉的体验类似，李志南和她的老部长关系也非常密切。“她记得我们部门每一个人的生日。”前年的学校演讲比赛复赛那天，大家都很疲惫，李志南都没记起来那是自己的生日。但她收到了部长准备的蛋糕，收到了部门里所有同学的祝福。“我们真的像亲人一样，每每想起他们，我都会觉得他们是我大学生活的快乐源泉。”李志南说。
艾轩澄的好几个第一次，都是和网球协会的同学们一起经历的。因为有相同的志趣，网协的同学成了他最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一次通宵坐火车硬座，第一次去现场看比赛，第一次和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球星合影。去年国庆，艾轩澄和网协的几位同学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北京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不会坐这么久的火车来看现场比赛，因为他觉得看比赛的这种心情，“有人分享才会有趣”。
邓琴玲玉的“师父”换届退出社团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筹划着给“师父”准备一个惊喜。她联系了20多位学兄学姐，给自己的“师父”写下寄语。“准备这份礼物的原因，是师父当时因为考雅思的事情很焦虑，我就想，这些留言能够给她带来一点点力量就好了。”邓琴玲玉说。
“师父”从社团“退役”的那天，邓琴玲玉本想高高兴兴地给“师父”搞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却在看完社团为“师父”精心准备的祝福视频后，抱着“师父”止不住地号啕大哭。
但“师父”的“退役”没有阻断社团与这位老团长的交流。前不久，邓琴玲玉去上海考中级口译，还给师父带了礼物。清明时，“师父”也会给她带家乡特产的艾草青团。
毕业后的杨子恒依然离不开记者团这个“家”。收到来自母校同学的月饼后，他给月饼和贺卡拍了照，发到朋友圈：再回首，是一串酸甜苦辣的昨天，但还是想常回家看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志南为化名）
安徽大学 王文瑄 实习生 刘俞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