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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欧阳修一生曾被贬谪三次。第一次是30岁时，为范仲淹仗义执言,写出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被贬夷陵县令；第二次是39岁时，再次为范仲淹和富弼等人辩解，写下《朋党论》，被对手诬陷其和妹夫的前婚女儿有染，被贬滁州太守；第三次，欧阳修已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因“濮议之争”遭忌恨,被诬其和长媳关系暧昧，虽最后查无实据，但他自动请求外放，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身份出知亳州，时年61岁。
到夷陵之初，因其“地僻而贫，民俗俭陋”，欧阳修很不习惯。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即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人至此而喜。他多次向老友梅尧臣谈到他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并写下了这首《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后来，欧阳修贬滁州，“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闲暇时徜徉山水,宠辱皆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谪地表现出的通达和自娱，源于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痛切的认识，也因此有对人生更为现实的理解，虽在天涯，聊可自乐。这是首要原因。
其次，欧阳修对被贬后如何自处以不失尊严有十分理性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欧阳修非常欣赏韩愈的文章，却并不欣赏韩愈这个人，他对韩愈被贬后急急忙忙向皇帝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说韩愈到了贬所，期期艾艾，不堪于穷愁，其行为完全无异于庸人。这是欧阳修的清醒意识，他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事。
第三，欧阳修性格中的刚烈，让他有种不肯认输的执拗，不排除他在贬谪地的悠然愉悦有故作欢愉的成分，即使苦，也不能低头，也要佯装快乐给你看，至少不能将不快乐的一面让你看到。这也是促使欧阳修到处寻乐的一个动因，除了四处寻觅“江山之胜”之外，还随时发现“州僚亦雅”，主动去发现美，体会其中妙处，遂成为他降低身段、融入当地生活的一种刻意为之的方式。
在中国古代，贬谪是朝廷加强中央集权、制衡各派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到了宋代，采取如分权制度、台谏制度以及职务频繁更换和地域迁徙等措施来约束和监督官员，以最大限度达到权力的制衡，所以，官员沉浮出入的几率很大。在某些通达者看来，贬谪既是一件无力回天的事情，就索性把贬谪之地当成一个临时避难所和休养生息之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还借此获得了参禅悟道的清静机会和游山玩水的额外补偿。
历史总是这样的乖张暴戾，它无端地让一些人受苦受难，又无意间给了后世的人很多福分，让我们得以在这些受尽苦难的身体中感受到他们灵魂的挣扎和精神的特质，也得以通过他们艰难的贬谪之路瞥见那些不曾跃入主流的地域和山水，那些隐藏在僻地角落里的风光和韵致。正如欧阳修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他们去了，我们才能看得到；他们去了，我们才能听到。
但是，这些被呈现的僻地绝域的山水和风物，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被描述和被状写，而是深深烙上了贬谪者特殊的际遇所派生出来的印记。与其说这些贬谪诗歌是一种蛮荒远地的地域发现，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观照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景观。绝域对通途，僻地对中心。欧阳修的豁达乐观，是知识分子在无奈环境下反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那些异峰突起的绝域山水也是对帝都苑囿那些主流风景的无声对峙和挑衅。
郭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