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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业钊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天文学专业2014级的博士生。在国科大读书这几年，他爬上过上海天文台65米射电望远镜、国家天文台密云观测站50米射电望远镜，抚摸过云南天文台40米望远镜、新疆天文台25米射电望远镜；一年中约有3个月驻扎在世界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基地，他在贵州的深山中仰望星空，探寻脉冲星的踪迹。“这或许将为未来的星际导航提供些许帮助。”他说。
在国科大，像喻业钊一样在国家大科学平台上学习和实践，参与国家重大前沿科研课题的在读研究生还有4.9万名。从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海探测到雪域高原的生态科考，再到天舟一号的搭载实验、纳米晶体的结构研究，他们的科研领域贯通宏观微观，他们的科研足迹遍布天涯海角。
10月14日，国科大度过了她的40岁生日。她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40年间，这所学校三易其名，最终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科大的40年是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40年。她的第一批教师是让中国科技站起来的科技领军人物，国科大的早期学生是让中国富起来的核心力量。而今天，国科大已瞄准未来，整装再出发，志在“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为国家输送科技创新“源动力”。
为“科学的春天”大干一场
在国科大成立之初，校园没有围墙，教室和桌椅板凳都不足。此时，率先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启动了一场以科学研究带动学生成长、服务国家中心任务的教育模式大探索。
1977年10月20日，首任研究生院院长的严济慈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时年76岁的他向全国人民作出承诺：“我虽已古稀之年……决心为培养我国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竭尽全力。”
短短几个月，有1.4万多名学生报考。原本计划只招300人，最终正式录取了1400名学生。1978年调入研究生院任教的颜基义清楚地记得，当年10月14日的开学典礼上，这千余名学生“个个意气风发，摩拳擦掌，准备为‘科学的春天’大干一场”。
为了培养这千余名学生以及后来的众多学子，严济慈、马西林等学校领导也当真“竭尽全力”。没有教学楼，就先租了北京林学院的4层教学楼供教学和学生住宿，学校领导和老师则在操场上搭起的一栋栋组合式木板房里办公。“冬天木板房没有暖气，要在里面烧煤取暖，满屋子浓烟弥漫，但大家一点都不在乎。”条件虽艰苦，颜基义心里却热乎乎的，“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学校把相对好的楼房首先安排给了学生。”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当时没有太多办学经验可循，严济慈、马西林等带领一批科学家锐意改革，做出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最主要体现在，研究生院办学与中科院之前“导师制”单纯“传帮带”不同，学校确定了“两段式”培养模式，学生第一年先集中学习基础理论课、公共课等，然后再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进行科研实践，最终完成学业。这一培养模式后被不断完善，延续40载，至今成为充分展现“科教融合”丰富内涵的特有教育模式。
面对科研队伍的青黄不接，整个中科院系统发挥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尤其是发挥中科院一大批科学家的知识优势。也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各路研究人员纷纷走出实验室，走上讲台。同时，学校还广邀国内外科学家前来授课。一时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彭桓武，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开拓者叶笃正，“黄土之父”刘东生，哈佛大学著名数学家Phillip A.Griffiths等大科学家纷纷走上这所学校的讲台。
颜基义记得，李政道在1979年应邀来讲授“粒子物理－统计力学”时，来听课的除了该校师生外，还有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师生，近千人挤满过道。
放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看，40年前的改革者是充满勇气的。无论是研究生“两段式”培养模式，还是科学家上讲台、开放办学，均让国科大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科学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的“科教融合”之路。
这条路一走，就是40年。
40年间，中国科学院“上天入地下海”，向着国际科技前沿迈进，国科大则为中科院培养科技后备人才而奋战，16万名硕士、博士毕业生中，很多已成为我国科技攻坚的精兵强将，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个理学博士、第一个工学博士、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双学位博士，108名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全国约1/4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毕业于国科大。
“1999年之前，中国科学家能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论文都是凤毛麟角的事，现在在某些专业，中国的论文数已经冲到世界第一。”国科大校长李树深院士说，国科大的历史使命也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第一个20年，国科大是为科技人才“断崖式”匮乏补位，在快速培养能顶上去的科技国家队研究人员；第二个20年是培养国力不断增强所需要的尖端人才，助力中国强起来、富起来。
“一周必须有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才够”
大约10年前，国科大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苏刚在食堂随机调查时问学生：“你们每天有效的学习时间有几个小时？”
学生说：“五六个小时吧。”
“如果10个小时怎么样？”
学生诧异地看着他：“那不累死我们啊！”
这回答让苏刚受了很大刺激：“我们学生的学习时间还不及国外知名大学学生学习时间的一半，照这样的节奏下去，我们怎么追赶人家？”
“我们应学学外国的残酷竞争，我们的学生也是要走向国际的，你让外国人等你，根本就不可能。”院士王贻芳为人和蔼，但说起学术来却相当严厉。
王贻芳是因为与杨振宁争论“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对撞机”而为世人所熟知。作为国家高能物理方面的权威，王贻芳向国科大的学生施压：“一周必须要有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才够。如果你不下功夫，不思考，就不可能创新，创新前需要足够的积累。”他求学时一周学习90多个小时，这样要求学生，已经算很仁慈了。
作为本科生班主任，王贻芳每年都要组织全班同学参观高能所，“就想让他们看看这些大装置，感受下最前沿的基础物理学实验。”他鼓励所有本科生都去高能所看看，感兴趣了，可以向学校申请转到物理专业去。
学校认识到，90后、00后多是独生子女，成长于富裕年代，必须要让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几十年来，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在科研一线奋发图强，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学校邀请了一大批以两院院士等为代表的顶尖科学家，担任国科大本科生的班主任、学业导师、授课教师，不仅为培养中国未来科技的领军人才贡献才智，也让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代代相传。
国科大本科《化学原理》任课教师李永舫院士就是国科大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聘请的授课教师。“能够来给学生上课是自己的荣幸，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他说。
在李永舫看来，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做了一辈子科研，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体会比较深。比如在讲书本知识时，会从科研角度指出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哪个东西你能做好就能拿诺贝尔奖等。“反过来，当老师也会逼着你系统地把相关知识再整理复习一遍，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有好处。”如今70岁的他每天工作11小时，两个小时的课他可能要准备20个小时，教材要反复看，课件PPT也自己一页一页地整理和修改完善。
让2014级本科生田程没想到的是，大学会过得如此“艰辛”。课程随便选，但作业多且难。“每天上完课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花4～6个小时把课堂笔记看明白。尽管很难，但每次看老师在讲台上那么认真、激情地讲课时，就感觉他们好像在发光。他们很多都来自科研一线，对科学的热爱会在无形中感染到我。”田程说。
上一个学年度，国科大研究生授课教师中，68.7%拥有正高职称，其中两院院士65位，长江学者17位；本科课程主讲教师中正高职称占比67%，其中院士18人、长江学者3人。在田程眼中，有的老师可以一口气推出满黑板的数学公式，有的写出来的讲义“工整到可以直接出版”，有的博学幽默堪称“段子手”，有的凌晨4点还在为学生上传课件，有的周末加班给学生“开小灶”，有的特意“打飞的”回来给学生上课。
来自烟台的徐泽鲲2017年高考排名山东省第22名，周围人都说，当然要去学最热的经济与金融。徐泽鲲却犹豫了——他从小崇拜两弹元勋，想像王淦昌、郭永怀一样以身许国。他的双胞胎弟弟徐泽鹏痴迷于“生命的复杂神奇”，想研究干细胞和免疫学。
时任国科大党委书记、著名物理学家张杰院士听说徐泽鲲想研究核聚变，爱才心切：“我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来国科大读书吧，我愿意做你的学业导师。”接着，两兄弟一起到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老一代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和遗物就在眼前，两人被深深震撼。
徐泽鲲通过搜集资料发现，没有哪个大学能像国科大的学生这样靠近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科学家，靠近国家级重大科学工程。徐泽鲲很快发了朋友圈：“纠结这么多天，最终还是选择了从高一开始的一点执念，选择了国科大。”
最终，哥哥如愿学核物理，弟弟钻研病毒领域。
国有疑难可问谁 强国一代有我在
在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二楼小礼堂的墙上，挂着在中科院工作过的17位两弹一星元勋的照片。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些照片前面提出，中国科学院要牢记责任，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眼光超前才能步步领先。
“在规模不再扩张时，就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育人质量。也就是说，已经有了那么多学生，就要认真思考如何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说，2012年6月，学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时，确立了“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方针，“我们开始进一步挖掘自身潜力，让国科大与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研究所深入融合，共同在学科建设、课程设计以及每门课的任课教师选聘上开启新一轮改革。育人为本，课程教学为重点。”
如今的国科大已面向未来，为未来10年、20年可能出现的新技术提前培养和储备人才，为“强国一代”铺路。
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国科大现在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强国一代？
王贻芳院士出国开会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研究生都不愿意坐第一排，而外国人每次开会都主动往前坐。王贻芳尖锐地向学生们指出：“时代不一样了，你没有理由缩在后面。以前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现在国门大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竞争。”
王贻芳院士反复给学生们做工作：“在高能物理上，大亚湾实验前，中国是在追赶外国人，大亚湾实验时，我们与外国人并行，现在是超越外国人。”他说，科研实验最后能不能成功，有时候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就取决于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对竞争形势的判断和对实验手段的创新。“中国的年轻人能主动承担起责任，在做科研之前，先有自己的眼光和预判，选对了就大胆地做下去，敢于领先，敢于跟世界赛跑”。
时任校长丁仲礼院士在2017年曾致信新生：“亲爱的同学，在科技领域，我们国家曾长期落后。100余年来，通过几代读书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开始从跟跑阶段向并跑阶段过渡。我个人预估，我们大概只需要20～30年的努力，就能过渡到领跑阶段。你还不到20岁，将是完成这个历史性跨越的亲历者和贡献者。生逢其时，何其幸运！”
现在，田程希望自己能够在物理领域摸索，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就像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1978级学长白春礼在今年新生典礼上说的：“未来，国有疑难可问谁？我希望国科大的同学们能够响亮而自信地回答，强国一代有我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孙庆玲 记者 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