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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关艾滋病的谣言被分析成分，那底料应该是恐惧，再添上无知和偏见。
最近，一名自称艾滋病患者的男子在微信群里炫耀，称自己“成功传染艾滋给一名大二女孩，这次不中就天理难容”。同时更令人发指的，还有几个月前的一段短视频。视频里的男子称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孩则裹着被单，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很多网友见此大惊失色，再次将艾滋视为洪水猛兽。有人感慨一定要“洁身自好”，某位网友说：不“老实”，肯定有风险。
不过12月3日，这件事迎来了荒唐结局：警方抓获了这名男子，却发现其并未感染艾滋病毒。他供述只是为了博取网友关注，他用的配图则是自己的女友。
有心人不难发现，艾滋病的相关谣言实在不胜枚举。单单过去的两个月，从济南和邢台的高校，到无锡的娱乐会所，再到成都春熙路和苏州观前街，一则则耸人听闻的谣言被炮制出来，公安机关则一直忙着调查，然后挨个儿辟谣。
如果对艾滋病拥有基本的了解，很多谣言其实不攻自破。这种可怕病毒的传播条件比其它大多数病毒严苛得多，高温、干燥及常用消毒剂都能轻松杀灭之。担心日常接触感染它，就像怕用泳池会怀孕一样荒唐。
它的传播需要足够的病毒量直接进入血液，咬人、拿针扎传播的病毒实在太少，并不值得恐慌。用“艾滋血”投毒更是没有一丝可能，编排者大概武侠小说看多了。
还有些知识略显专业，比如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通过单次阴道性行为传染病毒给健康人，几率大概是数百分之一到数千分之一。考虑到人体极限，那些“一年将艾滋传播给上百人”的故事也显得十分可疑。
有几个鲜为人知但重要的事实：我国目前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采取免费医疗政策。感染者只要及时治疗，体内病毒可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并享有和健康人几乎一致的预期寿命——这期间，传染性微乎其微。
比谣言更加合理的推想是：尽管不排除仇世者存在，但又有几人会放弃生命，只为以渺茫的几率报复陌生人呢？国际上也早已公认，未明确感染时不经意的传播，才是艾滋流行的命门。
艾滋病毒依然是人类的大敌。防疫圈有句俗话，高危行为后感染的概率，只分“0”和“1”，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截至今年7月，我国共发现820756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4%。也正是在严峻形势下，大众对艾滋病的无知，不仅使得普通人缺乏防护意识，将焦虑用错了位，更让恐惧和偏见挤压着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客观上阻碍了抗击艾滋的努力。
为撰写这篇文章，我查阅了数个公众可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论坛，其间“歧视与愤怒”的故事堪称不胜枚举。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在集体宿舍服药时被舍友发现，被夺走了药瓶，继而遭举报。他在网上质问，“为什么都歧视我？去找工作都不愿意用，还辱骂我！说我脏！好想离开这个世界！”
这则帖子下，大部分感染者的态度是一种无言的悲伤。有人抱怨小伙子太粗心，应该把药瓶标签撕掉；更多人的宽慰类似于，“换位思考，你是健康人你也怕”“换份工作吧”。他们似乎习以为常了。
也有个别留言充满戾气。有人说要去咬歧视者，虽然不传染，“但要让他害怕一辈子”，也有人声称要放弃治疗。这恐怕正是仇恨和绝望诞生的过程。
2017年，中国唯一一所艾滋病学校的15名学生考上了大学。他们大多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最担心交友等问题。有人说，“我害怕大学里没有人跟我说话，这比死还难受。”
这些年，我国在艾滋防治科普上作出了大量努力，但很多人的认识仍偏于“守旧”。遭遇恶意艾滋传播，还一味感慨“洁身自好”即是佐证。它的初衷或许不坏，但模糊了防疫的重点。
首先，稳定的性关系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定期体检、有病就治、绝不隐瞒以及科学使用保护措施同样关键。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数据，2016年前10个月，省内新发现的2915例异性传播病例中，约有300～400位感染者是被其法定伴侣传染的，这还尚未计算非婚固定性关系。
目前婚检自愿的背景下，2015年，河南永城一男子被新婚妻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件也一度引起关注。
同样，感染艾滋病病毒绝不意味着道德缺失。过分将感染与私德挂钩，对艾滋这一疾病污名化，增添舆论压力，势必使部分高危人群不敢检验，使一些感染者隐瞒病情，甚至拖延治疗。合肥疾控中心曾发布一项数据，称364位参加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高危人群中，有心理压力的为243人，占总人数的66.8％，其中不乏有人纠结、情绪低落甚至试图自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更是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仍有1/4的感染者对自身情况并不知晓。他们是病毒流行的关键。如何让高危人群放下过重的心理负担走进医院，自然也成为防疫的重中之重。
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就像面对性侵害，劝说女性不要衣着暴露、深夜出行，这或许是朴素的逻辑，但每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健全的社会应以严密手段制止不法行为来提供保障，片面强调隔离与分化，只会带来更多担忧与不平等。
面对犯罪，只有一件事当做，就是打击。而在打击恶意传播艾滋这件事上，能做的还有太多。
目前，治理这项罪行还缺乏有力法条。《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故意传播病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刑法里，由于缺乏相应罪名，因此难以量刑。刑法中目前最类似的“传播性病罪”，其客观行为表现为“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仍卖淫、嫖娼”，也与大众目前的普遍担心存在多处偏差。
即便如此，倘若真的在生活中遇到与恶意传播病毒相关的行为或言论，无论何时何地，都请毫不犹豫地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110——这，才是击败恐惧最好的姿态。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