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历史已经过去81年，历史并不封存于档案卷帙之中，但是，亲历者的故事再不去听，会随着人的逝去而湮没。幸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与时间赛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寻访这些做抗战口述史的人，他们中有90后，有七旬老人，有学生，有退休干部。他们记录的也许只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往故，但让这些略显血肉模糊的故事走出历史迷雾，也许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明鉴。
老人只回答是与不是，剩下的时间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
“那天我们家知道日本人进城了，准备逃到国际安全区（金陵大学原校址——记者注），在快到学校的地方遇上了日本兵，我爸爸和姐姐都被他们打死了，我吓晕过去了，醒来以后已经在安全区了……”面对镜头，老人哽咽着讲述那场似乎已经遥远的灾难，说到一半时，摆摆手，表示自己不愿意再讲了。武黎嵩示意学生停止提问和拍摄，录制现场一片寂静。
老人名叫常志强，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口的塑像，就是以他们一家为原型的。
从2016年开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带着学生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活史”项目。项目酝酿时有114位老人在世，项目正式启动时有112位老人在世，今天还剩96位老人。
“我们不想过于强调大屠杀那几周的记忆，而是希望老人给我们讲述这个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两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从那场灾难里走出来的人，一生都笼罩在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武黎嵩说。
有一位叫任静平的老人，面对访谈时不说话，或者只回答“是”与“不是”，剩下的时间，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武黎嵩和学生们。“这个老人是《金陵十三钗》里的原型。我告诉学生，不用采访了，这个老人对世界非常失望，只是在等待离开。”武黎嵩说，“我们在做灾难口述史的时候，要恪守一些道德。”只接受了这一次采访，老人就去世了。
两年来，武黎嵩带领团队对51位幸存者做了150余次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出124万字录音实录稿，制作完成4集纪录片。每次校对书稿时，武黎嵩都会流泪：“我特别想对大学生们说，要珍惜现在的和平时代，因为当天崩地裂时，你能不能活着，是非常随机的一件事。”
穿越时空与外公相遇，从家族史挖掘出“永安浩劫”
1999年的一天，胡锐颖无意中翻看《老报人忆〈东南日报〉》，发现书中居然有自己的外公。那一刻，胡锐颖才知道外公蔡力行其实是拿笔杆子的，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报人，“正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8年来，胡锐颖遍寻外公早年的足迹，摘抄扫描他办过的报刊上的文章。在一份1943年11月6日出版的《东南日报》上，他发现了“永安浩劫”的报道——这对他，甚至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此后，胡锐颖陆续访问了教育家高时良、书法家赵玉林、战地记者赵家欣，“羊枣事件”主要人物谌震，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高熊飞……从家族史一步步挖掘出掩埋在历史长河中的“永安浩劫”，一段被湮没的抗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抗战期间，作为福建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的永安饱受磨难：自1938年6月3日起的7年时间，日机空袭永安107架次以上，投弹数257枚以上。据不完全统计，造成人员伤亡503人，其中伤254人，死亡249人，间接死亡512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724275515元。1943年11月4日，永安大轰炸，敌机16架投弹135枚，死亡209人，伤186人，流离失所者4022人……
胡锐颖将文字和影像资料集合成为纪录片《永安浩劫》，揭开《东南日报》报人群体、永安大轰炸、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主任蓝德（Christopher Rand）在华记录、高熊飞“对日民间索赔案”等一系列相关事件，力求回到历史现场。
胡锐颖说：“穿越时空，我与外公‘相遇’，我努力探索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治史者‘应具了解之同情’，这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门径。通过诸种史料文献的比对互证，力求使我的研究接近‘求真’的史实。”
从日本老照片里发现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
“这本相册里是日本军官杀人的直接罪行。左上角的日本军官拿刀慢慢插入中国挑夫的身体，这个挑夫表情已经非常痛苦了，但是军官根本没有要停下来……这就是大家熟知的‘731’恶魔部队。” 90后男生邹德怀做口述史的方法不一样，他不采访“活人”，而是选择让老照片说话，用另一种形式记录侵华日军的罪行。
作为某网站历史频道的主编，邹德怀积累了5万张老照片，超过300本私人相册，其中一本记录了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的影像资料。
中国中央档案馆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记载，作为关东军最神秘和残忍的化学部队之一，第526部队研究、制造化学武器，不断用俘虏进行毒气试验，并向中国居民区发射毒气弹以观测效果，还向731部队提供化学毒剂和试验器材。然而，详细证据在日本投降前几乎被全部销毁，逃过了战后审判。
搜集照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初在东京、大阪等地的跳蚤市场和古董店，邹德怀淘到了一些侵华日军的纪念瓷杯和军旗，但始终没买到老照片，“一说想买侵华日军相册，店主就意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对我微笑，就是不愿意卖给我”。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公之于众，邹德怀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希望我收集的这些证据有朝一日能够被世界所知，让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历史永远警醒后人”。
老人去世前把衣服送给了他，“我能好，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
近日，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在北京举办。在“口述历史之夜”的讲台上，白发苍苍的齐红深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西装：“我穿上杨老先生的衣服，感到身体特别轻，好像他的灵魂附着在了我的身上……”
齐红深口中的“杨老先生”，是曾在东北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杨增志。在与齐红深结识的十几年中，杨增志讲述自己的亲眼亲闻，成为研究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重要史料。在当时伪满把日语定为“国语”的高压下，杨增志在一篇作文中义正辞严地写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中华民族的国语就是汉语。”
杨增志于2017年去世，临走前留给齐红深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能好，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他的子女按照回族习俗，把他穿过的衣服送给了齐红深，这代表着他继承了杨老的思想。
今年74岁的齐红深，退休前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普通职员，刚开始做口述史是工作需要。后来在与日本做历史文化交流时，他发现，有关“满洲国”的档案是日本人留下的，中国人没有话语权。于是，齐红深开始搜集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口述历史，用历史亲历者的证言证物，来改变日本殖民者构建的话语体系。
35年来，齐红深和团队自筹经费，对2700余名日本殖民时期的亲历者做口述访谈，收藏了1000多册老课本、3000多幅原版照片、3万多张纸质图片。
证据聚沙成塔，2005年，齐红深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出版，书中收录了12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他们都是在1897年至1934年间出生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现在，又过去了13年，齐红深搜集的口述历史老人人数又翻了一番，已达2700多人。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和文字资料，还原了日本当年在东北进行殖民教育的历史事实。
齐红深说：“要想让历史走出迷雾，只靠日本人留下的档案材料不行，只靠宏大叙事、理论推理也不行，必须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请千千万万历史亲历者站出来，用证人、证言、证物说话。”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实习生 陆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