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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所盼中寻求突破口，在人民所望中布棋落子，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与人民始终在一起，我们的改革就能力量不竭，活力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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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40年来，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在这样一个时刻，回望伟大征程，我们再一次深思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对这个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里给出了历史性回答：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这是对改革开放初心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自信所在。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
“文革”十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各项建设百业待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作出了深刻回答。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中国的现实？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坦承当时中国的落后，揭开了蒙在事实真相上的面纱。1977年9月，他在会见到京参加28周年国庆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时强调：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在同法国客人会谈时他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并再次疾呼：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更加尖锐地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在会见联邦德国客人时，他同样坦率地承认：“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他严厉批评那些不能正确认识国情的人说：他们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可能会让少部分人因此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能够理解和正确认识的，实事求是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把事实说出来，大家一起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今后的战略规划，合理分配各项资源；才能够更加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承认落后，必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那么大，还能不能赶上？中华民族还有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邓小平认为，中国尽管落后，但“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关键是要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来抓住这个机遇，要对全党、全国人民今后主要抓什么、干什么有明确清醒的认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光明的未来。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于“文革”的耽误，要缩短中国当时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拉大的差距，就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对这段实践的深刻总结，是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经模仿甚至照搬过苏联模式，也在“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时提出了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左”的错误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长期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邓小平早在1961年就总结过其深刻、沉痛的教训：“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四人帮”被粉碎后，当时一度延续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邓小平总结说：“过去10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在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努力下，这次“洋跃进”持续的时间很短，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左”的错误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长期追求平均主义、大锅饭，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了经济效率。1977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煤炭部时任部长肖寒汇报工作。当肖寒介绍开滦煤矿5年间累计多产煤炭2000多万吨，平均每年400万吨，劳动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效率一倍时，邓小平问：“为什么这么好？”有同志介绍，是因为开滦矿实行按劳分配，不吃大锅饭，邓小平当即表态：大庆经验要学，开滦经验也要学。开滦生产翻番、效率比全国高一倍，肯定是好经验。开滦经验要总结，包括按劳分配，包括岗位责任制。有了邓小平的肯定，不仅开滦矿的思想负担解除了，1978年5月，国务院也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的通知》，正式恢复了已经停止实行十多年之久的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并通过试点逐步扩大。
所有经验总结为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短短两年多，邓小平20多次阐述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他讲党的历史传统：“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讲怎样面对未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党的历史表明，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保持自己领导正确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够逐步走向成熟，才能够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没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就不会有改革开放。
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曾指出：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
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被历史抛弃。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基于“革命和战争”主题的判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方面，超级大国的恐怖平衡使得谁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发展经济文化，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越来越强大。邓小平认识到，“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中国需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1978年8月他在会见利比亚客人时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既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那就要重视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这种难得的较长时间的和平，将给中国带来发展的空间。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同朝鲜领导人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说：我们希望22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呈现日新月异的局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资本输出、转移低端产业的步伐，给中国提供了获得西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机会。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欧洲，出发之前，邓小平提醒道：“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这年10月，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他还批评一些人关起门来自己搞的僵化思想。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邓小平说过：“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当中国走出“文革”阴霾之时，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种强烈愿望催动着改革的进程。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对当地领导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到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也就是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秋，邓小平在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其实质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到了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就郑重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所盼中寻求突破口，在人民所望中布棋落子，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与人民始终在一起，我们的改革就能力量不竭，活力不减。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赛，过去的40年，我们跑出的成绩让世界为之瞩目。我们回望历史，深刻总结其经验和启迪，可以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选择，更加坚定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王均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