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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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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回归路:从竞技之“小”到体育之“大”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慈鑫 郭剑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12月24日   08 版)

    1979年9月,北京女排主攻手郎平在4号位进攻。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中国队首次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

    2004年8月28日,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得金牌,女排姑娘庆祝胜利。

    2015年9月6日,女排世界杯,中国与日本队赛后,朱婷与郎平相拥庆祝。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姆扎里(右一)宣布有关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的决定。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第11届亚运会于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式。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之夜。

    2004年8月27日,2004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刘翔夺得冠军。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鸟巢焰火表演。

    2012年伦敦奥运会,孙杨、叶诗文领衔的中国泳军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017年12月15日,北京2022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发布仪式举行。

    2018年9月16日,北京马拉松开跑。马拉松已经成为全民健身新潮流。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12张记录了中国体育40年变迁的珍贵图片中,一幅黑白相片在一片缤纷中显得庄严——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向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表示祝贺。

    那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

    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起点,是中国体育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就此拉开40年壮丽长卷的开始。而“体育”一词,在过去40年间被不断丰富扩大的内涵和外延,恰恰见证了中国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从竞技之“小”到体育之“大”,中国社会用40年完成了对“体育”的理解和超越。

    从民族渴望到民众需求

    “决议的出现是必然的。”当时在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工作的魏纪中身处这段历史洪流。从上世纪50年代末加入国家体委开始,他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打嘴架”,因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奥运国际舞台是体育工作重要内容,可当时国际奥委会某些负责人制造“两个中国”的态度,令中国奥委会决定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并借新兴力量运动会“另起炉灶”。

    1974年,邓小平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那时,他就意识到,中国不能再走两大阵营的道路,国际上是这样,体育上更是这样。”魏纪中曾对媒体回忆,邓小平提出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表明我们要在世界上争取地位和发言权的决心。”

    摒弃“另起炉灶”,需要体育在两岸关系中发挥“实验”的可能,“和平统一”的思想代替“坚决解放”。体育开了头,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推动者,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中,其他非政府性组织提供了解决类似问题的“奥运模式”。

    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时,安徽省和县沈巷区螺百公社太基大队医疗所“赤脚医生”许海峰,还不知道这是他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汇的起点。借国家备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求贤若渴的东风,在地方比赛屡破纪录的许海峰进入国家队,几个月后,27岁的他便在洛杉矶以566环的成绩获男子手枪60发慢射冠军,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枪声过后,捷报频传。体操王子李宁一举揽获3枚金牌;中国女排也在洛杉矶实现三连冠,且之后两年势头不减,惊人的“五连冠”不仅让这群姑娘成为时代偶像,更令体育提振民族自信的力量深入人心。

    全民对体育的热望,成就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全民都是东道主”的盛况。群众自发捐款捐物,积极参与我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北京亚运村、工人体育场等多个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韦唯、刘欢演唱的主题曲《亚洲雄风》红遍大江南北;大到花坛小到书包、手绢,手持金牌的吉祥物熊猫“盼盼”无处不在,这个吉利的名字甚至成为不少当年新生儿的小名。

    1989年,彩色电视机显像管技术难关被中国攻破,“长虹”“康佳”等国产彩色电视机纷纷上市,价格大幅度下降,北京亚运会成为重要契机,彩电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度象征“家庭富裕”的14英寸黑白电视逐渐被替代,国人对金牌的期待也在不断加码。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围棋……运动员的表现透过收音机、报刊、电视,时刻调动着国人情绪,“扬眉吐气”成了体育在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使命。

    在唯金牌论的岁月里,被寄厚望的运动员若错失金牌,就像出现“雪花”的电视,必定会遭受一阵噼噼啪啪的捶打。1984年洛杉矶,连续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成了失意者,一枚铜牌的中国奥运新历史,鲜有人买账,人们似乎对他将世界纪录从2.35米提高到2.39米的荣誉集体失忆,对其严厉指责,不仅有人打碎他家中窗户玻璃,让他吐出营养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风头正盛的李宁也没想到,辱骂也将砸向4年后在汉城奥运会发挥失常的自己,有人寄来刀片,有人寄来塑料绳,配有字条“体操亡子”。这种“严苛”,甚至延续到20多年后,两次退赛,让“亚洲飞人”刘翔也身陷舆论的高峰和低谷。

    当金牌成为衡量体育唯一的标尺,体育发展大潮中也混杂了泥沙。曾辉煌一时的“马家军”,背后藏匿着兴奋剂盛行一时的乱象,但王军霞等队员对马俊仁控诉的血泪,直到十多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我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表示,“马家军”最终由“红”转“黑”,除了体育行政部门正在逐步推行体育改革,对比赛成绩的谎言化采取高压态势、严厉阻止外,民众的体育价值观也在发生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体育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大家对’金牌至上’的观点不再赞同”。

    观念转变,第一次申奥失败是重要一课。

    1990年7月,邓小平视察亚运会场馆后问:“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次年,魏纪中担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负责主持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

    刚刚举办过亚运会的中国,对通过国际体育赛事展现自身形象、加强对外交往的强烈渴望,被灌注进北京申奥的口号里“开放的中国盼奥运”。集合了苏芮、毛阿敏、齐秦等明星的申奥歌曲《奥林匹克风》代替《亚洲雄风》遍及街巷。全国人民对获胜的自信从媒体对申奥高规格报道中可窥一斑,这次申奥,体育与民族自信的关联达到高潮。

    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信封,当“悉尼”这个单词出现时,现场中国代表团一片寂静,中国前体委主任荣高棠眼镜片后直愣愣的眼神,几乎反映了当时翘首以盼所有中国人的心情,时间像是一下子凝固了。

    两票之差,北京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魏纪中内心充满歉疚,但他也认识到“要想申奥成功,就必须不断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这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是一次极大警示,要进一步认清自己及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失利后,北京汇文中学学生身着T恤誓师,T恤上写有“一个输得起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1998年,第二次申奥。尽管,首次申奥失利使得这次申奥更加有的放矢,且中国国力的提升与北京城市的发展举世公认,但万众期待的情绪中多了几分克制。3年后,依然是萨马兰奇,这次他口中的单词是“北京”。当晚,天安门广场聚集了数十万人,长安街东西两向庆祝的人群长达十几公里,十几万面申奥标志旗和国旗被抢购一空。

    “如果说第一次申奥我们是逆水而上,第二次申奥则是水到渠成。”在魏纪中看来,申奥成功当年就进入WTO,“这两件事不是偶然。”迈入新世纪,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而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中国力压美国登上奥运金牌榜榜首的辉煌成绩,也让全国上下关于金牌的执念似乎瞬间得到疏解,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人们开始关注自身与体育的关系。

    变化是全方位的。2001年申奥成功时,北京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只有两条,到2008年,地铁线路已经包围了中心城区,而现在,北京地铁纵横交错的密度看上去恰似一块电路板。

    经济数据的变化更加猛烈。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越5000美元时,会进入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全民路跑体育消费周期,这在欧美称为“马拉松现象”。而中国的“马拉松现象”从2013年开始逐渐“跑”进社会焦点,伴随全面取消赛事审批手续等改革措施,7年间赛事总量翻了50倍。根据《2017中国马拉松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各类规模马拉松赛事场次达到1102场,参赛规模达498万人次。数据不断上升背后,体育“为国争光”的符号渐渐淡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刚性需求更加凸显,除了健康,还有梦想——2017年天津全运会,国内最高等级的专业赛事平台首次为群众设项,而第一枚群众金牌,选择的正是马拉松。

    以人为本,同样为体育明星“松了绑”。尤其在新媒体交互方式下,新一代运动员展现个性与真诚的部分被划为重点,“体育偶像”的定义更加多元化。里约奥运会是一次检验,傅园慧等体育明星以“金牌”以外的不同原因迅速“圈粉”,天津全运会上甚至出现了孙杨、宁泽涛、张继科等明星的“应援”风潮,对此,国内知名体育营销专家张庆表示,从近几年的变化来看,“体育的魅力不只有竞技部分,每个人都希望实现自我超越,体育明星身上的坚持、拼搏、勇敢等人格特质就容易令人产生情感共鸣,使得体育明星即便遭遇低谷也不会被放弃。”在张庆看来,和以往的“唯金牌论”相比,“这才是更加成熟、自信的体育观。”

    从女排精神到偶像女排

    12月18日,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作为体育界的3位代表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证书和奖章。当夜,郎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获奖感想《我们永远在路上》。她写道:“30多年来,中国女排收获过成功与荣耀,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但女排精神历久弥新,成为改革浪潮中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源泉,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光彩。”

    作为老一代的中国女排运动员和新一代中国女排的主教练、总教练,郎平确实比任何人都适合担任中国女排和女排精神的代言人。

    回顾中国体育史,像中国女排这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自身成绩如何跌宕,历经30多年,始终是国民偶像和民族精神化身的队伍,再无其二。其顽强拼搏、团结奋斗、永不服输、永不放弃的精神早已深印在每个中国人心里,这种精神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共生共鸣,直至成为新时代“中国梦”的一部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划时代决定。当时,18岁的郎平第一次身披中国队战袍,正随中国女排在曼谷参加第八届亚运会,最终,中国女排在决赛上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不过,初出茅庐的郎平和尚未在亚洲排坛登顶的中国女排,即将揭开一段辉煌历史,那将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最让人瞩目的传奇之一。

    一年后,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上战胜日本队,首次问鼎亚洲冠军,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上力克苏联、美国、日本等世界劲旅,以七战全胜的战绩第一次荣登世界冠军宝座,拿到了中国三大球项目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排打到决胜局以17∶15险胜,紧张激烈的比赛过程更反映出中国女排的坚韧和顽强。

    当晚,北大学生再次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上街游行(北大学生此前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在当年3月,中国男排从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上逆转南朝鲜队出线之后——记者注)。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的消息,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也在《体育报》上发表文章《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文中写道:“各行各业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当时的中国女排,在四面透风的竹棚里冬训、一双球鞋直到穿透了鞋底才舍得扔掉、每周6天半的训练结束后队员仍要求加练……当时的中国,努力加班加点争创先进的工人、承包田地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的农民、在业余时间如饥如渴加紧学习知识的青年……中国女排在比赛中展现出来的顽强、拼搏,与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在努力建设国家、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火热氛围高度契合。在中国女排身上,人们受到个人努力与国家成就融为一体的感召,看到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榜样。

    此时,辉煌刚刚开始。自1981年起,中国女排连续5年称霸世界排坛,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等大赛冠军悉数收于囊中,铸就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史无前例的“五连冠”。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逐渐显现效益,国家建设发生巨大变化,百姓生活跃上新的台阶。中国女排站上世界巅峰,女排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从某种层面上又与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热潮中的自豪感、成就感、荣誉感连接在一起,国际排联荣誉主席魏纪中曾回忆:“在那个年代,再没有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球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的事了。”

    1986年世锦赛夺冠后,随着郎平、梁艳等队员陆续退役,中国女排的国际大赛成绩开始滑落,陷入长达17年的“冠军荒”。其间,也有球迷对女排跌入低谷怨言相向,姑娘们一度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但长达17年的煎熬,也在女排精神中注入了新的内涵:忍辱负重和永不放弃。即便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第七名和1994年世锦赛获得第八名的情况下,中国女排也从未放弃继续追求冠军的梦想。

    1995年,郎平“舍家弃子”毅然接受国家召唤,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的回归,令人振奋,更给出女排精神的另一种诠释:忠诚、责任。此后,中国女排成绩逐步回升,哪怕最终结果并不算完美(郎平第一次执教,中国女排的最好成绩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998年世锦赛亚军),但郎平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

    苛责渐少,希望渐增。努力和坚持终于换来中国女排第二次绽放。

    2003年中国女排重夺世界冠军,2004年,时隔20年再次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举国欢腾。虽然,上世纪80年代全民打排球的盛况渐远,但中国人对女排的真情从未别恋。这是陈忠和挂帅,以冯坤、周苏红、赵蕊蕊、杨昊等为代表的“黄金一代”中国女排,她们与老女排远隔20年,但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当中国女排再次站在聚光灯下,人们发现,当我们疾速奔跑在新时代,有时已经忘记为何出发的时候,原来还有一支队、一些人、一种精神,仍然饱有20年前的温度和力量,从未改变。

    2015年后,中国女排在再度跌入低谷后第三次崛起,人们发现,女排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惠若琪、朱婷、张常宁等中国女排新一代运动员都是“拥粉”无数的“网红”,甚至郎平也主动“触网”,成为社交媒体上的“大V”。

    与主要靠颜值吸引粉丝的演艺界明星不同,女排“网红”是因为拼搏、奋斗成为众多年轻人的偶像。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女排前国手周苏红表示,“奋斗的人生最幸福,中国女排对当代年轻人最大的影响就是告知年轻人,人生应当奋斗、人生需要奋斗。”

    十多天前于浙江绍兴举行的女排世俱杯比赛上,拥有朱婷的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赢得主场般的追捧,从年轻粉丝对朱婷的喜爱、对中国女排的支持和对排球运动的了解程度,可以看出女排对他们影响深远。若时光倒流,这些年轻人就能看到30多年前,他们的父辈也曾以同样狂热的方式追逐过中国女排,尽管人员更迭,但中国人对“中国女排”毫无“代沟”阻碍。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

    40年奋斗历程,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中国体育在过去40年中顺势而起,扑面而来的是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美好愿景。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枚时代烙印镌刻在中国体育的庞大身躯上,激发的是一个由“小”及“大”的过程。

    “单纯由政府管理体育的模式,转变为社会广泛参与、对体育形成综合治理的模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体育最显著的实质性变化。通过深化改革,体育从体工队走进千家万户,‘小体育’自然成为‘大体育’,时代推动了中国体育的进步。”卢元镇表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体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体育由政府管、由政府办,是和社会融合度很低的行业。这种举国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越来越不适合深化改革的需要,这时我们发现和原先的举国体制相比,现在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都来参与、来管理、来支撑体育,才更加贴近真正意义上的‘举国体制’。”

    过去40年没有离开过北京西郊专业体工队的一位体能教练,2017年退休后被一家经营健身房的公司聘为顾问,看着几乎翻了一倍的工资,老教练感慨万千,“一直以为自己这种专业,退休后队里不返聘就没事干了,每天蹓弯儿喝喝茶,等着带孙子,没想到前两年就有朋友找我帮忙。”

    从局限于专业体制的“窄”到惠及于全民的“宽”,从北京体育馆路体育总局办公楼的“小”到融入全社会的“大”,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体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愈发强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体育迈上改革新台阶,体育事业被纳入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小政府、强社团、大社会”的新格局赋予中国体育更广阔的外延。

    “体育外延的扩大,体现在体育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综合。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体育主管部门不承认体育的经济价值,体育的经济活动一度被称为‘资本主义体育’,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开始职业化的尝试,足球向欧洲学习,篮球向美国学习,隶属于地方体工大队的专业运动员变成了真正的职业运动员,运动员属性的变化是实质性的变化。”卢元镇说,“体育产业就是社会产业,是时代的属性,观众和从业者都是体育产业的主体。”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份“红头文件”让蕴含无限生机的体育产业开始“井喷”式发展。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2008~2016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49%提升至0.90%,201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4年的0.64%跃升至0.80%,增幅达25%。体育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效带动了社会就业,2008~2014年,我国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口持续走高,2008年体育产业吸纳就业317.09万人,2014年达到425.77万人,7年间增长了34.27%。到2016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9011.3亿元,实现增加值6474.8亿元,与2008年相比,体育产业总规模涨幅达到310.8%,年均增长率为19.3%(未扣除价格因素);体育产业增加值涨幅达到316.5%,年均增长率为19.5%(未扣除价格因素);无论是产业总规模的增速,还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凸显出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兴产业的巨大潜力。

    体育产业主体还在不断扩大,2016年全国有各类体育产业机构141850个,占国民经济机构比例为0.78%,国有体育产业集团稳步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陕西、青海等10个省(区、市)成立省级体育产业集团(企业),条件成熟的地市纷纷成立体育产业集团公司;此外,民营体育企业迅速崛起,2016年全国民营体育企业达123767家,占各类体育产业机构的87.25%;如今体育“双创”势头正劲,各类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平台、众创空间、孵化器、创新创业大赛,为体育产业的发展营造出良好氛围和环境。

    历史洪流奔腾向前,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前40年,中国体育始终紧跟时代步伐,而在下一个阶段,“大体育”是带动产业升级换代的必然之选。

    “新时代第一个增长点是体育休闲,第二个增长点是体育医疗。”卢元镇说,“1978年之前,词典里没有‘休闲’这个词,现在‘体育休闲’被写进文件,除了职业体育,其余所有体育活动都属于教育和休闲。用体育的方式来生活,就是体育休闲,这是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基础上的新观念,我们希望看到大量青少年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是希望他们更新对体育的传统认知。”

    体育医疗则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吃药、打针、做手术,在面对诸多慢些疾病时多有“力不从心”,健康的体育生活是从源头拒绝某些慢性病的理想方式,而体育与医疗的深度融合,事关民族健康,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大体育”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谋划和推动体育改革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这是中国体育的历史使命——过去40年,中国体育没有辜负社会的期待,无论再过多少年,中国体育仍然会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慈鑫 郭剑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12月24日 08 版

四十年回归路:从竞技之“小”到体育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