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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诗意的村庄

洪忠佩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12月28日   04 版)

    山环水绕的婺源村庄 胡红平 摄

    严田村水口 胡红平 摄

    杨溪村水口 胡红平 摄

    导读

    中国古代的村庄是讲究的,包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理念,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结晶,体现出中国人对理想家园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可作这方面的代表。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诗如画的婺源乡村,处处呈现山、水、树、桥、村的布局,形成小桥流水人家与田园牧歌式意境。婺源村庄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认识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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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处是乐土?

    从远古开始,华夏的先民从未停下寻访的脚步。剔除战乱与天灾的因素,更多的是出于对理想家园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而在南方的婺源,四千多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最早是山越人聚居,形成了村落的原始雏形。婺源属徽州六邑之一,“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战祸的‘洞天福地’”。随着中原士族的迁入,以及与山越人的融合,他们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认知,以传统的“卜居方式”避凶趋吉,阐释着规划与建设理想家园的愿景。

    相对于我行走访问的婺源村庄,卜居已是一个遥远的词了——每一个村庄在先祖卜居前,那里都还是一方原始的荒野。翻开谱牒,几乎无村不卜。是他们从自身的文化观、环境观出发,进行规划布局,才有了大量的聚族而居与“天人合一”的古村落遗存——在婺源2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落着有大小村庄一千多个。朱熹、胡适等一批大儒名士都与婺源村庄血脉相连。当我穿越时空重新检视那些藏匿,或者散佚的古代卜居传说时,依然发现千百年的村庄自然与人文因素还是结合得那么紧密,依然承继着“渔樵耕读、安居乐业”的和谐与美好。

    

    寻访的理想家园在远方,而远方不仅有诗意,还有漫长的旅程。

    心中存有理想家园的执念,即便山重水复,追寻的路也会越走越通畅。

    比如洪延寿——一位唐代的归隐长史。

    从山川地理上看,婺源境内的山脉起源于中国三大山脉之南干山脉分支。洪延寿从歙州篁墩到达婺源大鄣山,必须走燕岭或者五龙岭翻过大鳙山。当他看到大鄣山下清溪萦绕的那一刹那,立即被盆地中的景象迷住了——感受到了一条河流与一块盆地在青山环抱中自然原生的气息,以及显现的幽静与安宁。那应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洪延寿在轮溪边的黄荆墩上植树定村时,等于为卜居的村庄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崛起石垒墩,仰依天马峰。天马高昂驰骤,俯瞰轮溪浪洪。余欲览春色,一一植樟松。”在莽莽的山野里,在洪延寿期待的内心,开始生发香樟树与理想家园的诗意。不难看出,在当时洪延寿心目中已经十分注重“树养人丁水养财”的意识了。实际上,他植树定村赋诗以记,是把一个理想家园的梦,植入了一棵香樟树中。他植下的这棵香樟树,以站立的姿势,年轮储满了村庄记忆的源头。

    追溯起来,洪氏是源于共工氏——“洪氏之先,盖共工氏之后也……或以功,或以官,族字谥洪之文,从水从共,而共氏尝以水德霸九州,其因此得姓焉。”这是宋绍兴十七年(1147)丞相文惠公洪适序《洪氏宗谱》时的考据。洪适的考据在明代洪一源的《姓源考异》里得到了进一步论证,并且是在汉代时因避仇而易姓。

    抛开洪延寿在仕途上的风风雨雨,他已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能够守望一棵香樟与一脉清流,看去只是他一个人的定力,藏着的却是对一个氏族的祈愿。洪延寿从轮溪开枝散叶,遂成大族,其裔孙不仅在婺源繁衍,还辗转迁徙至湖北黄石、浙江遂安、江西乐平、福建泉州、安徽池州等地。据洪氏谱牒载记和洪氏后裔口耳相传,所有这些地方建村无一例外都是选择卜居——像婺源洪村始迁祖洪济,他几经辗转在北宋初年遇见了山环水绕的鸿椿,一声“此可以兴吾宗矣”的感慨之后,同样是选择种植香樟树与银杏树定村;歙县金山洪氏始迁祖洪显恩,定村时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多年致力于洪氏宗族文化研究的洪群炎老师告诉我,仅在婺源就有洪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二十多个,现在还有洪氏后裔两万人左右。

    随着轮溪的溪水流淌,宋朝徽猷阁直学士洪皓,金石学家洪适,钱币学家洪遵,瑞明殿学士洪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都是一祖同宗,各有建树。风,吹在泛黄的谱牒上,一如时光在飘逝。我连这些先人的背影都看不到,只能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却不一样,我还是在黄荆墩古樟下的碑刻上,读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心怀故土,千里迢迢赶到香樟树下祭祖的诗句——“如盖亭亭樟覆霓,专程祭祖到轮溪。残庐依旧莽荆发,故墅犹新鸡鸣啼。河曲流长翁醉钓,山祟峰峭月忧低。裔今壮志乘天马,大训堂开阅战车。”洪秀全当年祭祖时的吟颂,既是对车田古樟风物的观照,也是一位农民革命领袖的自我抒怀。始祖洪延寿与天王洪秀全诗中提到的“天马”,即是村庄风水中紧锁轮溪村口“藏风聚气”的天马山。

    相对于轮溪的初名,更名为车田,想必是遥远的农耕时代蕴藏着先祖的田园诗意——那林木森森,清溪环绕,田畴相连,村基形似车轮的意境,又是与村名如此契合。“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家训谨记日三省,光前裕后福泽长。”车田洪氏宗祠“大训堂”孕育与传递出的族风族训,不仅是村庄质朴人文风貌的体现,还是进入轮溪村史的一条重要路径。

    香樟树的繁茂,洪氏后裔的繁衍,成了树与人在村庄的集合。对于远离故土的洪氏后裔来说,车田村只是地理家园的一部分,黄荆墩与香樟树,俨然是村庄的地标,成了他们精神家园的一分子。常常,从车田发脉的各地洪氏宗亲,以清明和春节的名义在古樟下相聚一起,一个个都以祭祖与膜拜的方式,铭记一棵香樟树。许多侨居外地的洪氏宗亲,都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迎来古樟下团聚的机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村庄最为暖心与盛大的节日——他们把心中的朝觐,化作了对故土家园的美好祝福。

    

    所谓的山水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利用、开发,以及保护自然山水中创造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无疑是山水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风水只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一种象征而已——风是元气与场能,水呢,则是流动与变化了。按照玄学的诠释,风水亦称堪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曾将堪舆家与五行家并列,他们大多都有仰观天象与俯察山川水利的本领。

    说起南唐国师何溥,大多数婺源人不免感到陌生,而一提起何令通,几乎是妇孺皆知。其实,何溥字令通,他除了国师的身份,还是一位风水家。他在婺源民间还有一个尊称——何公仙。据说,他直谏“牛头山陵不利”而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海宁,也就是与婺源毗邻的休宁县,他到任县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八卦形调整“县基”,广为栽树进行风水布局。

    南唐自李昪建立,到后主李煜兵败降宋,也就只有三十九年时间。南唐灭国,何令通心存对朝廷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只好从海宁(休宁)进入婺源,改名换姓,隐居在芙蓉山(灵山)潜心修道。何令通相中“东望尚田之源,山川明秀”与“林谷幽邃”的地方,作为“棲身终隐之处”,已是宋开宝五年(972)。相传此处是水泛莲花的“莲花座”,是一方风水宝地。于是,何令通“指示其子(何闰)卜筑尚田之源。”(民国版《田源何氏宗谱》),成了婺源何氏的始迁祖。

    村庄处在山旮旯里,田地并不多。那么,何令通为何将卜居的村庄命名“田源”呢?想必,还是出于对田地的珍惜与感恩吧。有山,有水,有田园,没有外来的侵袭与红尘的喧扰,那就是理想的家园了。

    果然,一如何令通所料,村庄的发展似乎与他心目中的理想发生了神秘关联。随后,村庄气势突显,可谓科第绵延,明末清初先后有五位进士及第,七品以上官员有十二人。据《婺源县志》记载,明代篆刻家、皖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明末一代名臣、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的故里均在何田坑。

    何田坑早年称婺东大鳙里八都田坑村,至于村名冠以姓氏,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在民国版的地方志上,还标着八都田坑。现在的何田坑,属江湾镇管辖,是前段村委会的四个自然村之一。我与何宇昭兄从前段徒步五公里左右,翻山越岭进入何田坑,已是距村庄建立千年之后的一个夏日了。据时任前段村的党支部书记黄元坤介绍,何田坑历史上兴盛时期,曾是“千烟之村”。即便古时有商贩到了村里,一天都很难转出来。然而,我无论站在山岗上,还是行走在村庄里,根本找不到“千烟”的迹象。那门庭的显赫,过往的荣光,都在时光中湮灭了。

    是那一如“莲花座”的山峦遮蔽了吗?

    实际上,我能够看到的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的样子,而且大部分都是人去楼空。其中,好几栋房屋已经落了架,露出断壁残垣。而堆满了农具、杂物的“队屋”,据说原先是何氏祠堂。不过,我还是在杂草中的旗杆石上找到了答案。在古时,旗杆石是用来标榜身份,以及光宗耀祖的。沿着水街走,就能看到“乌石壁”山紧锁的水口,以及石拱桥与土地庙,那高高耸立的红豆杉、罗汉松、楠木、香樟、枫香,宛如村庄记忆的标本。相传,村庄韩家坡的“阁老坟”,是何震之父秀三公的墓冢,因为没有找到墓碑和其他文字依据,或者说无从找到衔接,心中不免打了一个问号。何震之父辞世后,为何要葬在外姓的坡地?韩家是墓葬之前,还是墓葬之后迁入的呢?问题是,现在的何田坑根本没有一个姓韩的后裔。还有,以何震的美德与名声,他父亲的坟墓不至于只是一个土堆吧?村里老人说,一次次外迁,是村庄居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何氏后裔人丁兴旺,遍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裸露的夯土墙,斑驳的粉墙,叠起的青瓦,翘起的飞檐,门前屋后的枣树梨树,以及村中小桥流水的意境,还是那样的古朴与安宁。屋前,溪边,一家家连通溪水的池塘里,荷包红鱼、塘鱼(草鱼)悠然游弋,这应是村庄鸡鸣犬吠之外的生动部分吧。村里没有任何商业气息,一点都没有。随处可见的,似乎是定格遥远年月的画境。

    2018年的一个春日,我与画家祝安峰兄访问何田坑,烟雨中的村庄若隐若现,呈现着虚无缥缈的景象,看去似幻非幻,真的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山岚,绕着山,缠着树,挽着民居,恍若依依不舍。从村头到村尾的水街不足千米,却极具韵味与魅惑。我远眺与俯瞰才发现,所谓的水泛莲花的“莲花座”,是山麓的叠嶂,以及山水形胜的意象。心想,何令通千年前相中何田坑风水的那天,是否也是这样的春日呢?相对于自然的山水,千年也只不过是时间的刻度而已。

    

    我最早关注大鄣山菊径村,还是2011年的5月底,村口何氏宗祠内崇祯皇帝御笔题赐的“黄阁调元”匾额被盗了。

    乾道,是南宋皇帝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只用了九年。按此推算,菊径建村应是在公元1165年至1173年之间。相传为菊径村卜居的是婺源何氏始祖——何令通。而何令通出生于公元922年,卒于1019年,其间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隐居在芙蓉山(灵山)修道。若是按此说法,那是他在生前就相中了菊径俨如“马蹄印”的风水。对地方史颇有研究的何宇昭兄告诉我,菊径何氏应是何令通的儿子从何田坑先迁乐平,然后再迁菊径的。但,为何没有直接从何田坑迁往菊径,至今还是一个谜。

    比口头上的流传更具权威性的,还是谱牒的载记。据菊径的康熙版《何氏宗谱》说:“婺之菊径、大田、梅田、田坑,邻之乐平、德兴、浮梁、鄱阳,恍然十二派同一祖,十二地为一宗何。”更为荣光的是,此谱竟然有朱熹、文天祥、周必大等硕儒名臣为之作序。

    众所周知,祠堂的兴盛与中国传统的“崇祖睦族”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祠堂”作为名称的出现,早在汉代,当时祠堂建于墓所,亦称墓祠——“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安世传》)。而“立祠堂之制”的是婺源人朱熹,他在《家礼》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至于“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已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了。

    婺源古属徽州,又是“文公阙里”,程朱理学对婺源影响深远——“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各自濯磨以冀闻道。”(光绪版《婺源县志》)崇祖睦族,崇尚孝道,成了婺源人的生活理念与宗旨。而宗族下的祠堂,无疑是村落的核心,祠堂的建筑规模也就成了姓氏宗族历史背景与家族繁盛的直接体现。菊径村二百六十户左右,在不同年月却建有宗祠、支祠六座。“粤自菊径聚族以来,即创有历代宗祠,云礽相承数百载。于兹迄今,相传人物麟仪仪、凤师师,家声丕映,以称徽之巨室大族者,固其世植令德,亦讵非庙貌常新,我祖式凭之灵哉……”(《文端公复创宗祠文引》)这是一代名臣何如宠为菊径复创宗祠所写。何如宠不仅博学多才,还是个大孝子——他入职翰林院时,“闻父病,归家探视;父殁,守孝三年。回京后,授编修。母老,告假回家奉养。”相传,何如宠识认先祖在菊径,还为村庄建宗祠捐银三千两。于是,就有了崇祯皇帝御笔题赐的“黄阁调元”匾额的由来。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想必在遥远的年代,不像现在对名人如此追捧、渲染。不然,一个何如宠就足以争得不可开交了。在婺源,除了何田坑、菊径之外,还有赋春、言坑、项山、箬坦、泽山、思溪、金盘等地都姓何。然而,无论婺源有多少村庄姓何,都是从何田坑发脉的。若是再往源头去追溯,那就是中国何氏的发祥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县)。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何氏出庐江。

    何田坑、菊径,虽然都属婺源的东北部,但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何令通能够从何田坑跋山涉水到菊径游历,并且独具慧眼,看到了后有靠山前有活水中的“山水相通,气运不绝”。

    村口的香樟、祠堂、太平桥,一如绕村而过的溪水,在经年述说着菊径久远的故事。从泽山到菊径,是我徒步访问的路线。泽山的何氏宗祠,几年前在何况兄的倡导下,已改成了“泽山书堂”,开始拓展了祠堂的功用。秋日里,我登上前山的茶地里,看到粉墙黛瓦的菊径村依偎着樟绿枫红的后山,而溪水清亮如环,紧紧地抱着村庄。看来,菊径从村庄开基,完全是依照“八卦”形进行设计建造。难怪,后人将菊径村称为“中国最圆的村庄”。

    循着何令通隐身婺源修道的路径,我去了灵山。当年,他在江湾人江文采资助下建造的碧云庵,早已成了废墟,留给我的只有蓬勃的茅草与荆棘。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灵山修道的四十年里却为婺源,乃至徽州留下了一个个堪舆“杰作”。比如:婺源江湾、济溪,安徽宏村等,都是他卜居与规划的。时光,可以流逝掉许多事与物。而行走在这些村庄,我依然能够看到青山依旧,碧水长流,依然能够在粉墙黛瓦间感受到理想家园的温暖。

    

    詹盛从庐源走进青山环抱的庆源,“见其宅幽势阻,外隘中宽,不减太行之盘谷、武陵之桃源,乃慨然曰:真隐者之所居也。于是,舍庐故址,于唐广德年间遂谋卜筑而徙居之,因号其地曰小桃源。厥后子孙日以蕃衍,基业富饶,遂世居之。”(《庆源詹氏宗谱》)

    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庆源村不仅讲究风水择地,规划建设还择山选水。最初,桃溪的河道是在村庄西面山脚的,而庆源村是个船形的村落,水从“船”边过,就意味着“船”已在河岸上搁浅了。

    搁浅了的村庄,还能有多大的发展?

    破解搁浅的办法就是人工改道,让河道从村中“破肚”而过,这样,溪水始终从“船底”流过,村庄就不会搁浅了。即便有再大的水,只会让船行得更远。事关人丁兴旺、村庄发展的大事,村里人谁敢怠慢呢?

    而那棵作桅杆的银杏,也就是当时种下的。有了这样的桅杆,船形的庆源村能不扬帆远航兴旺发达吗?明代翰林大学士詹养纯、武将詹天表、清代进士詹轸光,以及有谱可查的抚台、知府上十人。民国时期,村里还走出了两位驰名中外的富商巨贾:詹福熙在上海垄断上海照相器材市场,成为沪上大亨;詹励吾在中缅公路开凿之际,垄断了生活、建材物资的供应,他为向母亲尽孝道,耗巨资在村里建造了中西合璧的“百寿馆”——敬慎堂……

    秋分过后,我眯着眼坐在庆源水街的路亭里,阳光从高耸的千年银杏滤下来,恍惚,迷离,投在潺潺的溪水里,宛如幻境。

    类似庆源村的船形村落,还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全村有八大石缸,却没有一口水井。船形的村落忌讳挖井,一旦挖井就寓意村运漏了。而船形的漳村,扬帆的桅杆是村中的香樟树。

    漳村宛如风烛残年的祠堂,始终衔接着村中王姓宗族的记忆。南宋末年,自王寿泗从浙源卜居漳村,先后出仕三十多位,有十位文士著作传世。其中,乾隆时官至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给村庄增添了神秘的传奇色彩,他有《双佩斋文集》《骈体文》等十三卷著作,并收入《四库全书》。而录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联文——“经济文章,曾幸广乡崇世祀;孝友信义,早从大宋著芳声”——应是漳村历史文化的最好注脚。

    

    古时,“建立村庄之际,乃依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谓可永世和顺也。”婺源人朱熹如是说。

    有业内人士曾对《中国风水》一书作过统计,明清时期有风水名家二十六人,婺源籍就占了九人。其中,游朝宗、游克敬、江仕从等不仅名声在外,婺源许多村落的卜居他们也功不可没。

    事实亦是如此。

    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先人选址建村,主要就是选山择水。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临山,有了山有了水,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婺源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了活动的各个过程,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卜居”的终极目标。

    风水学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而对水的选择,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想必是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往往,在婺源每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比如据《婺南云川王氏世谱》记载:唐季,始祖太中大夫王云“视此地山柔而秀,水深而长,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因卜居焉”。又如《清华胡氏统谱》中记述:唐文德元年(888)夏,始祖散骑常侍胡学“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元)观炷香,道经清华,见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曰:住此,后世子孙必有兴者。遂由古歙黄(篁)墩而徙居焉”。再如江湾汪口“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呼应相随,正面临水环抱多情,南向而立富贵大吉”。(《汪口村志》)还有,紫阳镇符竹村是唐末时歙县篁墩的郑思敬建村,因“地势低洼狭长,远望如竹筏浮于水面”。含义永不沉没,后改名符祝村。而大唐后裔李德鸾,他在严田村“占得从田之签,以严治家”。高砂乡的星堂村,则是宋代进士胡仲君故里,“观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观基水,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可谓山环水复”。

    婺源的村落水口,一直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兴衰、聚散的场地,讲究“天门地户”,村门“天门”(来水方向)要打得开,村口“地户”(去水方向)要闭得紧。江湾村“得水为上”,不仅山环水绕,村前有大河,还筑有水坝锁住水口,用水圳引水入村。村前蜿蜒的河流,宽阔的水坝,以及“明圳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的圳渠,共同组成了江湾村的水系网。龙山村则“水口两边山来朝对,左夹右拱,葱葱郁郁,宛若龙焉”。(《龙山程氏新轩公之谱》)清华上堡村胡姓在建村时选“村在小溪北崖,背山面水,据险筑堡而自固”。溪头村先人为建设水口,不仅栽树,还以一万石粮食的巨资,在村口人工堆成一个舟状土石洲阜,宛如山岗,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转的“罗星”景观。考水村“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仁里明经胡氏支谱》)

    从族谱和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婺源古村落在风水理论的影响下,以“卜居”为手段,并通过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态,期许实现“人丁兴旺、富禄永绵”的目的。

    

    卜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它融入、渗透,还有积淀的,无疑是人们心理层面的审美文化取向,以及崇尚自然的环境观。背山面水,三面环水,以及人工布局,构成了婺源村落选址的主要形式,而背后“不仅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还融入徽文化的精髓,从而形成了婺源村落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模式”。

    婺源古村落的遗存众多,在“徽州六邑”堪称代表。每一个村庄,都是先祖卜居之后,那些走上仕途又告老还乡的“乡绅”,以及“服贾四方”的茶商木商不断建设的结果。山环水绕,满目青翠,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走进小桥流水人家,是鸡鸣犬吠,是浓厚的徽语方言与婺源地域物语的交织,那里生发与呈现的,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理想家园的样子。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诗如画的婺源乡村,处处呈现山、水、桥、村、树的布局,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田园牧歌式意境。婺源村庄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认识与表达。

洪忠佩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12月28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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