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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04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郑振铎抗战时期为国收书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1月04日   04 版)

    青年时期,郑振铎住在上海外公家,爱去四马路的旧书摊淘线装书,经常穷得要当衣服,家里却堆满了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从1936年到1949年,郑振铎一直住在上海愚园路东庙弄44号,这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士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成了上海滩善本古籍的避难所。

    每一架敌机飞过,就可能有一座图书馆、藏书楼、出版社在炮弹中沦为灰烬,更有日寇和汉奸的攫取抢夺,即便是藏书家本人,也纷纷出售古籍,赡救度难。一时间,稀世孤本、珍藏秘稿,以几乎史上最低价,源源不断地流入日、美等国。

    郑振铎扼腕: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1940年1月5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爱国人士,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支持,1月19日,“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开展购书事宜。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寻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张寿镛和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撰写了《保护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阵丛刊》卷首,号召有志之士在“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

    在这个“为国收书”的组织中,郑振铎四处奔波,出力最多。从1940年1月12日开始,他以收购藏书楼之书为主。江南地区私家藏书楼众多,盛时人文荟萃,战时分崩离析。郑振铎等人亲自到各个藏书楼抢救性选书,先后购得刘氏玉海堂藏元刻本200册、邓氏群碧楼3100余册、邓氏风雨楼9000余册、刘氏嘉业堂藏明本1200多种。

    郑振铎自信,“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有宋刻本200多部,藏书散出后,适园得到了101部。1941年5月,郑振铎提到,“最重要者为设法商购适园张氏之善本书”;当年10月26日,郑振铎、何炳松等人与适园主人张乃熊签订了购买全部藏书的合同;12月2日,点校完毕。

    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一次收购,也是最后一次。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冬天,他们共抢救善本古籍多达3800多种、1.8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已接近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总数。

    这是一群无私的购书者,交通和联络费用都是自掏腰包,绝对不动用购书公款。为收书,郑振铎专门刻了两枚印章,一个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另一个是“书生本色”。他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回忆:“他(郑振铎)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1949年以后,郑振铎先后被任命为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身居高位,他也不忘寻访古籍,没有停止“为国收书”。1951年,郑振铎建议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最突出的贡献是收购了陈清华郇斋藏书(陈氏因收藏宋版《荀子》而将书斋命名为“郇斋”)。1956年,陈氏藏书正式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有稀世珍品南宋《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1958年,郑振铎又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11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珍贵古籍。

    为使古籍世代永葆,郑振铎尤其重视相关法规的制定。他在担任文物局局长后,领导制定并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等。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愿,将所藏中外文书籍全部捐献给文化部,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计17224部、94441册。国家图书馆特别设立“西谛藏书”集中保存(郑振铎字西谛),这是国图唯一一个以个人命名的专藏。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1月04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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