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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郑振铎住在上海外公家，爱去四马路的旧书摊淘线装书，经常穷得要当衣服，家里却堆满了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从1936年到1949年，郑振铎一直住在上海愚园路东庙弄44号，这是当时上海进步文化人士重要的活动场所，也成了上海滩善本古籍的避难所。
每一架敌机飞过，就可能有一座图书馆、藏书楼、出版社在炮弹中沦为灰烬，更有日寇和汉奸的攫取抢夺，即便是藏书家本人，也纷纷出售古籍，赡救度难。一时间，稀世孤本、珍藏秘稿，以几乎史上最低价，源源不断地流入日、美等国。
郑振铎扼腕：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1940年1月5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爱国人士，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建议在上海成立专门组织，寻访购买古籍。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支持，1月19日，“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开展购书事宜。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寻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张寿镛和何炳松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撰写了《保护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阵丛刊》卷首，号召有志之士在“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
在这个“为国收书”的组织中，郑振铎四处奔波，出力最多。从1940年1月12日开始，他以收购藏书楼之书为主。江南地区私家藏书楼众多，盛时人文荟萃，战时分崩离析。郑振铎等人亲自到各个藏书楼抢救性选书，先后购得刘氏玉海堂藏元刻本200册、邓氏群碧楼3100余册、邓氏风雨楼9000余册、刘氏嘉业堂藏明本1200多种。
郑振铎自信，“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有宋刻本200多部，藏书散出后，适园得到了101部。1941年5月，郑振铎提到，“最重要者为设法商购适园张氏之善本书”；当年10月26日，郑振铎、何炳松等人与适园主人张乃熊签订了购买全部藏书的合同；12月2日，点校完毕。
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一次收购，也是最后一次。从1940年春天到1941年冬天，他们共抢救善本古籍多达3800多种、1.8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就达300余种，已接近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的总数。
这是一群无私的购书者，交通和联络费用都是自掏腰包，绝对不动用购书公款。为收书，郑振铎专门刻了两枚印章，一个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另一个是“书生本色”。他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回忆：“他（郑振铎）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1949年以后，郑振铎先后被任命为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身居高位，他也不忘寻访古籍，没有停止“为国收书”。1951年，郑振铎建议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最突出的贡献是收购了陈清华郇斋藏书（陈氏因收藏宋版《荀子》而将书斋命名为“郇斋”）。1956年，陈氏藏书正式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有稀世珍品南宋《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1958年，郑振铎又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11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珍贵古籍。
为使古籍世代永葆，郑振铎尤其重视相关法规的制定。他在担任文物局局长后，领导制定并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等。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团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愿，将所藏中外文书籍全部捐献给文化部，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共计17224部、94441册。国家图书馆特别设立“西谛藏书”集中保存（郑振铎字西谛），这是国图唯一一个以个人命名的专藏。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