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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实施三十来年了（四级第一次考试是在1987年，六级第一次考试是在1989年——笔者注）。最近一些文章也在庆祝，其中一个观点是：这一考试对促进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升大学生英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评论只能放在历史的语境下。先看三个事实：
第一，根据1986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新生入学时是1600词汇量，要求完成大学英语学习后，四级达到4000词，六级达到5300词。但30多年过去，我国英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普遍提前到了小学一年级，国家、社会和家庭投入到英语教育的资源可以说超过任何一门学科。现在大学新生词汇量要求已达到3500，翻了一倍多。但是现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量还是在4700～5000左右，而一次通过率也只有在30%多一点。30年，大学英语词汇量要求仅仅提高1000词，这个进步是小是大？相比同样英语是外语、没有实行英语教学全国统一考试的日本，其高校的大学英语词汇量要求达到了1.3万词，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提高是快了还是慢了？大学英语发展是快了还是慢了？
第二，北京外国语大学戴曼纯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介绍说，英国文化委员会多次对我国的英语教育进行评价，5分等级只给我们打了2分，即不及格。这个评估也得到英孚教育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连续8年的证实（熟练度指标报告是针对世界上将近90个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与地区的上百万、年龄中位数在26岁人群中调查得出的）。中国成人英语熟练度水平始终徘徊在低熟练度（2018年为51.94），比处于中等熟练度的韩国（56.27）和越南（53.12）等国低了不少。
第三，根据最近一篇文章统计，30年来，我国累计已有3700多万名大学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教学要求，其中1600多万名学生达到六级教学要求，英语阅读速度达到甚至超过每分钟70～100词，能够通过英语阅读获取专业信息，以英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但这只是匡算，实际情况如何呢？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整整一代本土培养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无法用外语熟练地汲取和交流各自领域的国际前沿信息和科研成果，也无法用外语有效开展他们毕业后的工作与研究。
笔者认为：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大学英语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时国家教委为配合实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作出规定：“国家教委将对结束四、六级学习的学生进行统一的标准考试。”直到今天，大部分高校还是把大学生通过四、六级考试作为完成大学英语学习的标志，通过了就免修大学英语课程和学分。笔者认为，可以说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导致不少高校的大学英语应试性、低水平重复性、无效水课性；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为高校结合学生专业学习开展高水平英语教学的羁绊。
大学英语四、六级标准化考试也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辨能力发展。
四选一客观题的信度提高了，但这是以牺牲学生独立分析思考能力和辩证思考问题能力为代价的。英语作文只要语法、用词正确就给高分，牺牲的是效度，鼓励的是学生没有真实思想的空话假话大话；养成的是I think, I believe这样不需提供任何文献引用和数据支撑的违反学术规范的话语风格；培养的是“因为……所以”式的简单逻辑推理，是忽视其他复杂变量的幼稚思维。
笔者建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尽快转向社会化水平考试，其标志有二：一、不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而由各省市教育厅和各学校教务处实施；二、考试成绩除了考生本人外不得报给其他机构，包括考生的学校。
当然停摆全国统一教学考试涉及很多人的利益，如社会培训，教辅出版，也包括学术利益。但是再大的利益也要以国家利益和学生利益为重。
我们可以凭良心问一下：全国2000多所高校，办学定位、教学资源、学生基础都大不相同，我们可以要求他们达到一个统一的评价标杆，并去指导他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吗？
我们可以凭良心问一下：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对英语的需求是相同的吗？飞行员需要的是在无线电干扰条件下与控制塔管理人员的极强的对话能力，科技研究员需要的是文献汲取的阅读能力和成果交流的写作能力，那我们为什么一刀切呢？
高等教育是一个系统过程，每个专业或课程不能搞本位主义，大学英语只能是一个服务性的课程。大学生到了高校，需要学习和训练他们所学专业需要的某种能力，暂时不需要的（包括能力和大学生）没有必要去学，到了工作岗位需要时再学效率更高。语言能力不用则废。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实施30年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停摆对一辈子从事其设计、命题和实施的专家是痛心的，包括笔者本人，做了10年的考委委员，心情也很复杂。但是任何事物都必须与时俱进。在社会需求日益变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技术和做法都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主动死亡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浴火重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蔡基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