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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16年年初，笛安在朋友圈看到一篇特稿，写的是互联网创业者的群像，其中一个细节打动了她：一个App的创始人已经穷途末路，员工能裁的都裁了，但他还是想撑一撑，怎么撑呢，连奖励下载App新用户的一两块钱的小红包，他绑定的都是老婆的信用卡。
“你绝对不能简单地视为他想成功。成功是一个简化的词，他一定也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都坚持到了这个份儿上，一种光荣与梦想特别打动我。”于是，两年后有了这本《景恒街》，她也凭此成为获得“人民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奖的80后作家。
惊闻获奖后，笛安认真搜索了这个大奖的历史，发现创办于1986年的人民文学奖第一届的获奖作品有古华的《芙蓉镇》、刘心武的《钟鼓楼》、王蒙的《青春万岁》等，“一开始只是想写一本让读者高兴的书，没想到评委们也高兴了”。
用笛安的话来说，她就想写一个“成年人谈恋爱”的故事，只不过发生在当下的创业热潮背景下，发生在繁华的北京CBD。“恋爱的热烈程度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时候都会有飞蛾扑火的爱情。但成年人和学生有一点不同，外部世界的权力结构，有时候会投射到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中”。
任何一个爱情故事不可能只讲爱情，就像《甜蜜蜜》的另一条线是“港漂”，笛安在《景恒街》中设置的另一条线是年轻人对成功的渴望。“成功在当下比爱情更吸引年轻人。”笛安说，“我觉得成功只有一个标准，社会已经充分量化定义了，我们不用再添加什么标准。只不过，与成功相比，你有没有更想要的东西？”
《景恒街》中，红过的选秀歌手关景恒离成功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他想创业翻身，这个过程中他和朱灵境相爱，但爱情和事业，似乎最终仍然是一步之遥。在CBD，聚集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成功只属于别人。
北京的国贸CBD是一个特别容易迷路的地方。有一次，尽管开着导航，笛安还是迷失了，开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路，一抬头看到路牌，写着“景恒街”。她当时就想，“嗯，可以做我男主角的名字”。至于女主角的名字“灵境”，住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地铁四号线有一站叫“灵境胡同”，“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美，我有一种本能，想把我看到的美好的东西送给我的女主角”。
“没有点个人趣味，怎么维持对写作的热情。”除了起名字，笛安还喜欢在小说里埋“彩蛋”。在《景恒街》快结尾的一处，公司在海边开年会，灵境对上司说，自己上学时很喜欢一个女作家，她书里的女主角就是在这儿谈恋爱的，上司略带嘲讽地说，你还挺喜欢看书的——女作家就是笛安自己。
在笛安的分类中，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属于私生活的一部分，出版才属于工作。写长篇小说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所以必须在一个完全放松的时间和空间里，和文字坦诚相对。于是，她二十出头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是在书桌前，二十六七岁时经历了沙发的过渡，现在则是在夜里、家里、床上，电脑和枕头被子堆在一起。
写不下去的时候，笛安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比如，买书。有一次深夜两点半，她写得特别痛苦，反手就买了一套15本的《罗素文集》，“送到货的时候，我看着它们想，当时下单的时候发生了什么”。目前为止，她拆了其中一本的塑封。最近，她又买了一套“砖头一样厚”的《企鹅欧洲史》，“打算有空看”。
“80后作家”是第一代被以年龄命名的作家群体，笛安从一开始就“被迫”习惯这个词。“那时候，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在找80后作家，见到有点可能的年轻作者就问，‘你要不要出书’。我2004年签约出版社，也是被问的，问的方式是，‘你有没有长篇’‘没有的话，能不能写一个’。”那年，笛安21岁。
20多岁的时候，笛安很焦虑，同龄人谈论的是毕业后怎么办，她一边不知道要怎么办，“说想写小说别人一定会笑话我，要饿死的吧”，一边假装知道要怎么办；26岁的时候，她的长篇小说《西决》畅销，看了下银行账户里的钱，“嗯，够接下来两年租房子吃饭了”，稍稍心安；什么时候才完全放心，“不存在的，自我怀疑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需要不断提醒自己”。
回忆这一切时，她笑称自己就像“老人家在讲口述史”。的确，在90后都关心起脱发的现在，“80后作家”已经具有了年代感。只有在过生日的时候，笛安才会吓一跳，好像从二十六七岁到现在，都是一晃而过。时间留给她的除了几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
一个热心读者曾为笛安总结：年轻的时候，创作的源动力是“美”，什么美就在作品里写；从《南方有令秧》开始，源动力不再是美，而是“世间”，什么样的世间都是世间。
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笛安的答案很简单：“写下去，写得更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