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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粗壮有力的手，能抬起两百多斤重的棺材，也会蹭一点口红，轻轻打在遗体的面颊。
也是这双手，1993年，端着一把“五连发”猎枪，连开3枪，让另一个人失去了一只胳膊、两条腿。
监狱的围墙分开了这双手主人的人生。
在服刑20年之前，辣椒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自称是“全家最上进的人”。靠开大货车的收入，他给妹妹买包，补贴哥哥的开销。他还花1万元买了两把枪随身携带，身边跟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经常和人打架。
眼下，47岁的他与妻子住在30多平方米的殡葬店里。对客户解释各项服务怎么收费时，辣椒会直视他们的眼睛，努力让自己显出诚恳。
辣椒记不清自己过去打过多少人，从事殡葬行业4年多，他送走了1000多位逝者。有的家属为了感谢他想额外给他钱，或是请他吃饭，他“心里老高兴了”。
“（我）把生死看得可淡了，现在。”辣椒用抱婴孩的动作抱着他的宠物，唤这只泰迪犬“儿子”，揉着它的肚子哄睡。
在辽宁沈阳，辣椒所在的殡葬店是3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中的一家，每家小店独立注册，挂着同样的深蓝色招牌。律师、原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付广荣是这些基地的创办者。8位跟辣椒有相似背景的“同事”在这3家店里吃住、工作，他们的年龄在30~60岁之间。
“我现在就想好好过日子，攒钱给媳妇买个房子。”辣椒说。去年4月底，他刚从民政局领回结婚证。
这些身份特殊的殡葬师，在送别逝者时，也试图告别自己的过去。
1
殡葬师辣椒几乎每个月都会帮客户送别逝去的父母，却没能见到自己父母最后一面。
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如今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各自有了家族。他们待辣椒依然亲近，也在他出狱后接济过他，但他记得自己不受姐夫欢迎。每年春节，他都选择一个人过。
辣椒见过一个老人，临终前蛆从鼻子里爬出来，没有家人在身边。“当时我想，我老了应该就那样。”他说。
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走出监狱，也没奢望过有妻子孩子或是一份正经工作，保他安度晚年。
每天早饭后，这位殡葬师会去肿瘤医院“蹲活儿”，给医院工作人员、病人家属赔着笑脸。行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离死亡很近的地方。
辣椒通常会在医院走廊里兜圈，隔着玻璃看病房里的情况，凭经验估计那些病人还能活多久。有病人家属从病房里出来，他才有机会搭话。
日复一日，他看着这些患者被肿瘤困在医院，他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抢劫、盗窃、绑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辣椒见过的犯人各有各的罪名。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囚服，12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辣椒说，他第一天“进去”就后悔自己做错事了。
殡葬行业工作者常说人要行善。医院急诊科人手不足，辣椒会帮着抬患者。三号店的三哥曾经“五进宫”，现在他看到没人照料的老人，会买面包和水，跟他们聊聊。遇到经济困难的客户，这3家殡葬店可能会降低收费。辣椒说，有一次碰到五保户家庭，他只象征性地收了一两百元。
接到客户电话，辣椒会第一时间赶到逝者所在之处，可能是医院，也可能是养老院或家中。他会替逝者净身、穿衣、装棺……帮家属跑完殡仪馆的手续等。活儿多的时候，辣椒一个月能赚两万元，最空闲时，他也有1200元底薪。店里长期工作的殡葬师，有五险一金。
这是辣椒的“好日子”。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曾经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他还记得那个人的一些基本情况，“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高高瘦瘦，在派出所工作”，只因对方与他冲突时“骂娘”，他举枪就射。辣椒出狱后，曾去派出所找过这位受害人，他想道歉，“带他出去吃点饭、推他走一会儿”，把横亘在心里20年的事情谈开。结果对方早就不在派出所工作了。接待他的民警明确表示，为了保护受害人不受打击报复，警方会对他们的信息保密。
2
2013年11月12日，辣椒重获自由那天，因为一点小差错，他家乡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没接到“出狱通知”，家人也没等着他。
马路上的汽车把辣椒吓了一跳。时代变了，“长得像板砖”的电话他不会用，坐公交车他不知怎么投币、刷卡，默默地跟前面的乘客学着做。
辣椒记得，他在监狱里得知母亲去世，便想“出去后做苦力，养好父亲，天天给他买猪爪和白酒”。出狱后他得知，父亲没熬过他服刑的最后一年。家人怕他受不了，瞒了他。
他的目标变成了养活自己。
先去建筑工地，辣椒被告知打零工得提交身份证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他觉得有点“害臊”，说“那我去派出所开个试试呗”。
应聘保安，得是某个安保公司的员工，业主才敢用。辣椒清楚他的身份证很特殊，户口本也有刑满释放的字样。有一次，他拎着土鸡去外地看朋友，用身份证登记住进宾馆，很快就收到警方的提醒。辣椒举着鸡对民警说：“你见过哪个闹事儿的带这玩意儿吗？这小笨鸡儿还活着呢！”
这重身份带来的疏离感和歧视更让他们难受。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获刑的李万军苦笑着说，过去那段经历是一块“伤疤”，“我们这帮人的自尊真的很脆弱”。街坊一个眼神，都会让他“感觉到防备心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三哥因持枪伤人、抢劫等罪行5次入狱、服刑23年。从出狱到再犯，间隔不超过一年。他觉得那时整个人“失控”了，直到2013年最后一次出狱，才发现自己老了，第一次入狱时还没有对象的妹妹，快要当奶奶了。
三哥记得，有顾客看到店里挂着“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的牌子，马上让他给交付的定金出具收据。家回不去，当年他在抚顺开过塑料厂，风光过，现在“不想在熟人的眼皮子底下过得落魄”，更不想“被原来的圈子吸进去”。
很多重刑刑释人员入狱前年纪还轻，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专业技能，本来就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有了这样的背景，找工作更难。三哥曾为朋友管过工地，求职屡次失败的辣椒也去朋友开的殡葬店里工作过，因为管住宿。
当时，10多家殡葬店蹲守同一家医院是常事。为了抢活儿，辣椒“干了数不清的仗”，派出所的民警“看到他就头疼”。他打折过别人的骨头，打伤过别人的眼睛，又被拘留，险些再次坐牢。最后，他靠拳头“打出市场”。
辣椒回忆，“活得真没意思，好像没有明天”。“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跟活人的争斗又牵扯大部分精力。他觉得老板请他，是看中他能打架、能抢生意，整个人又开始浑浑噩噩。辽宁省监狱局凌源第一监狱曾在2018年12月发布的走访纪实中将这种刑释人员容易重新犯罪的状态描述为“断线的风筝”。
去年3月，付广荣让辣椒到自己创建的殡葬店工作，给他高于市场价10个百分点的报酬，还帮他张罗了婚事。
有家有工作的辣椒 “心能沉下去了，能体会工作里的人情”。他要面对的逝者，有人被病痛摧残了容貌，有人在事故中躯体受损，有的遗体气味强烈，也有的面庞如活着时一样。有人刚刚离世，身体还柔软温暖，也有的从冰库里出来，躯干僵直，“穿一只袖子也很困难”。
只要没有传染病高风险或其他极端情况，这些殡葬师的手会直接接触遗体，“戴防护会让家属觉得不尊重”。这些殡葬师主要的劳保用品，是白酒和一次性手套。
李万军入狱时还是一名高中生。当年，3个校外青年来纠缠李万军同班女生，还带了“家伙”。他跟对方打了起来，出手太重，造成其中一人两天后死亡。在狱中，他难以接受自己打死人的事实，又觉得未来无望，击碎了监狱玻璃，将尖锐的碎片插进自己腹部。两次剖腹，让他成为“反改造典型”，也让他失去三分之一的胃和肠。
出狱后，他在理发店碰到当年受害人的亲属，试图上前问候，表达愧疚，但对方认出他后，立刻离开了。
“我知道我再做什么都没用了，人已经没了。但我真的不是坏人。” 李万军回忆时语气沉重地说。
殡葬行业竞争激烈，为了不让员工再次违法犯罪，付广荣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找茬、打架，不许还口、还手，由她出面解决。辣椒“听话”，从前他会因为一个陌生人不友善的眼神火冒三丈，现在他慢慢学会克制。
“我厌恶从前的打打杀杀。”辣椒说，他带媳妇旅游，陪她逛街。自己买衣服花几十元的，媳妇想买贵的，他从来不犹豫。
他说自己不久前在路上遇见城管队员执法态度不好，上去“凶了人家一顿”，“看到这种事，我还是要管”。
对“刑释人员”这个身份，辣椒慢慢感到坦然，“这是事实，没什么可瞒的”。有时候他还会稍稍利用一下这样的身份，吓走一些怀着恶意找茬的人。
三哥则希望，如果可以，店里“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牌子别那么醒目。辣椒的另一位同事则为了结婚，对岳父母隐瞒“前史”。
3
走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沈阳街头，辣椒的脸和手冻得发红。他穿着一件短款黑色羽绒服和一条牛仔裤，衣服下面遮着不同种类的刀具留下的七八处刀疤，多数因时间推移变淡。
辣椒的妻子小狮子比他小14岁，两人曾为同一家殡葬店打工。刚结识时，小狮子就知道他“打过罪”，但在接触中，她发现辣椒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漫长的服刑岁月让他跟社会有点脱节，快50岁还单纯，“一根筋”。
小狮子喜欢晚睡晚起，辣椒每天早上为妻子准备早餐。他们总是出双入对，吵架吵凶了，辣椒通常先“低头”。
过去，辣椒不敢动“娶媳妇”的念头。他觉得没有家长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还想到了对方的担心，“万一哪天再犯事可怎么办”。
为此，付广荣劝说小狮子家人数次。这对情侣拿出户口本领证后，小狮子的父亲才知道辣椒的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开心结。
“一开始，真的是非常恐惧。”辣椒的“企业导师”王明秋说。生意人觉得白事 “压财运”，又怕这些人再次违法犯罪，很难处理。她平时不怎么到店铺里来，请人负责管店。“企业导师”，就是加盟这些殡葬店的投资人。
现在，这位老板敢当着辣椒的面笑着说最初的担忧。但要让普通人对刑释人员完全不介怀，依然很难。李万军眼下负责殡葬师培训，他说尽管跟他们接触的企业家都很客气，但他还是感受到一些人“居高临下”的态度。
这3家店每家有两到3名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有相似的过去和困境，相处起来更自在、轻松。
付广荣原来的设计是一位“导师”配五六名刑释人员，自去年8月开店以来，她发现这个数字行不通。当初的17名员工走了一半，有要照顾老人的，更多的是因为怕遗体、懒或是改不掉坏习惯——打小报告、背后拉帮结派搞小动作，一度让付广荣觉得疲惫。
这里没有辞退、淘汰，只有待业。付广荣通常会想办法在几家店中调配人员和工作，或是先让人离店，等待更适合的工作机会。
有人来求职，付广荣不设置“门槛”。但李万军在联系有需求的刑释人员时发现，能踏实下来做事的大多是已经回家三四年的人。有些人还抱有干几天就离开、“去赚大钱”的想法。
付广荣表示，她与近百名企业家沟通过。有人忌讳殡葬行业，有人不敢跟“那些人”搭上关系，怕将来被绑架勒索，还有人宁可直接给钱，也不接受她的合作邀请。3家店最终拉来的“资方”，一位是跟随付广荣多年的志愿者，一位是重刑刑释人员的亲属，还有一位是付广荣多年的好友、做健康产业的王明秋。
付广荣强调，这不是“慈善”“公益”，只有用企业的方式运作，能营利，才能让企业家和刑释人员留下来。
选择什么行业，怎么筹备，她调研了近一年，餐厅、服装厂曾是备选。她清楚，有的刑释人员还有仇恨、报复社会的心理，做餐饮行业她不放心。服装厂需要的资金量太大，她也解决不了。
最后，做过殡葬师的刑释人员猴子提议，殡葬业成本低，对从业者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容易上手，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进入的行业。有很多刑释人员已经在做了，市场空间也很大。
付广荣表示，刑释人员群体数量很大，对他们的生存问题放任不管，会对社会安定造成不利影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在押服刑人员基本情况，该年度的释放人数（含减刑释放、假释和刑满释放人员）达到38.7172万人（2009年后无公开数据可查）。
在我国，各监狱、劳教所都安排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学习1~2门实用技术，对他们进行创业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并给予相关个人和企业一定的减免税政策（对于出狱后从事个体经营的刑释人员给予减免税费政策，企业如接纳此类人员也能获得3年的免税优惠）。政府还创办了帮助部分刑释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基地，免费提供3～6个月食宿和针对性的心理指导、技能培训。
2014年《法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称，从制度上排斥刑释人员的相关法律法规达362部。实践中，“高墙外的继续教育”并不充分。诱使他们犯罪的因素依然存在，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部分刑释人员会走上再次犯罪的道路。
猴子不想待在从前的“环境”里，他离开家乡，到沈阳打拼。坐在店里，他说最爱《古惑仔》里的山鸡，觉得那种人就是最酷的，朋友都在模仿。一旁的猴子妹妹突然插了一句：“就那玩意儿最害人！”
付广荣发现，等待进入殡葬店就业的70多名刑释人员，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青少年时期缺乏正确引导，一部分人无所事事、自暴自弃，也有人在某些场合突然犯罪。
辣椒服刑期间，刑法修订了8次。他出狱后，对法治建设和人们法制观念的进步“感受明显”——别说“干仗”，“大街上吵两句就有人报警”。
春节快到了，过去，他在医院里找活儿“过年”，用赚钱安慰自己。但是今年，生活换了一副面孔。他期待可以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人那样，跟妻子包包饺子，带“儿子”看看电视。（文中李万军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