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这是一次迟到了近24年的通话。
电话从广东打来，那端传来一位陌生女人的声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带着些贵州口音，对方自称是河北小伙儿孙小隆的妈妈。听到“妈妈”这两个字，正在吃烧烤的孙小隆不禁愣了一下，坐直了身板，又问了一遍，“你是谁？”
孙小隆长到24周岁，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除了一张泛了黄沾了污渍的照片。据说在他出生两三个月时，他妈妈就“跑了”，有人见她上了去县城的车，有人说她去了南方，但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一溜儿烟般消失在茫茫人海。
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初中再到辍学，孙小隆不知多少次在彷徨无助时想过，如果自己的妈妈“在身边多好”。都说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孙小隆觉得自己就是棵“没人管的小草”，在角落里生长，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在广阔的土地上，或许少有人注意，还成长着一拨拨与孙小隆同命相怜的蒲草，在社会的洪流中飘摇，柔弱又坚韧。
自20世纪80年代而起的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如今已汹涌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进城务工浪潮，几乎席卷、激荡、重塑着每个乡村。近3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剥离涌向城市，在那里堆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文明，催热了的商品经济，而在被浪潮甩在后面的农村家庭、被城乡撕扯的农村婚姻已是危机四伏。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男女离婚合计人数有3048.84万人，其中农村（包括镇和乡村）离婚人口合计1678.77万人。
我国离婚率已连续攀升了15年，每个增长的千分点背后就是众多家庭的分崩离析，那些从婚姻中出走的农村妈妈可能还会增多。而在每个转身而去的妈妈背后，或许都有一个或多个被留守家中的孩子，正探着头，踮着脚，望着妈妈离去时的方向。
“没妈的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进入冬月，大风连刮几天，陇原上那零星的绿意就被刮个干净。站在甘肃省靖远县北城小学望去，除了远处的山上还挂着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环绕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黄，一片叠着一片，山脚下，黄河则在这里打了个类U型弯，甩尾绕山而去。
在北城小学念书的陈筝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妈妈。3年前，她的妈妈就是跨过这条母亲河，离家出走了。
“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陈筝有些羞怯地说。她今年9岁，瘦瘦黑黑，头顶着个“朝天揪”，爱低垂着眼睛，红扑扑的小脸上总带着羞答答的笑。
此时，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她没有妈妈”，有那么一瞬间，场面有些尴尬。但班上有的同学——在八九岁的年纪——仿佛并不觉得，“我也没有妈妈”“我也是”“我也没有”……一些同学纷纷举着手，争先恐后地嚷着。
陈筝所在的班级有16名学生，其中6人单亲家庭，扩大至北城小学所属的双龙学区，这个单亲数字则从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离孙小隆家不远的河北省大名县孝廉小学，800名学生中也有28人单亲。这些单亲家庭中多是母亲离家，有的是父母离婚后妈妈离家出户，有的婚也没离，妈妈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妈妈，有孩子直说“嫁汉去了”，还有的说“跑了”，也有孩子愤愤地说，“我不想她！她是个坏女人”，甚至有孩子拉着记者去她的家里，想让记者做她的妈妈。问到陈筝时，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眼睛盯在地上，两只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极小声地在记者凑上去的耳边说了句，“想她。”
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里提起妈妈，说“想她”更需要勇气。一提起，奶奶就会“连着拉长着脸好几天，会不高兴”，如果被发现偷偷联系妈妈肯定会挨骂，她害怕。妈妈离家四五个月后，突然回来看她和姐姐弟弟，结果被撵出了门，妈妈只好站回了大门口，孩子们就扑过去抱着妈妈哭。后来不知怎地，家里亲戚就和陈筝妈妈就打了起来，大人们的打骂声、孩子们的哭声顿时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绵如旧。陈筝到了上学的年纪，白天就去上学，挣回来不少奖状；晚上在家帮着洗菜、喂鸡，头发、衣服都是自己洗，作业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几上写。偏房里灯光昏黄，炕占了大半个屋子，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堆着几床脏旧的被子。困了，陈筝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里，可没有什么睡前故事或毛绒玩具，没有谁在旁边盯着写作业还要被气得“肝儿疼”，不会有妈妈的唠里唠叨，也没谁可以撒娇，大夏天还要去帮别人摘枸杞挣钱，几乎没人留意过陈筝从没过过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妈妈时，憋在心里难受，陈筝就会悄悄告诉她的二姐姐，实在想得厉害，就偷偷记下手机号溜到村里的小卖铺给妈妈打个电话，给她说着“彩笔没有油了”这样的琐碎事。她在作文中还涂涂抹抹地给妈妈写了封从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写道：“妈妈您好，我好想你，你这么这么多年不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去找妈妈，照顾妈妈，“不要再让妈妈打工”。
孙小隆也想过去“南方”找他妈妈，他从不曾体会过有妈妈是怎样一种感觉。
襁褓里的他吃着玉米糊长大，个头长不高，偏瘦。刚懂事时，他还会追问妈妈去哪儿了，家里人总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别多问”。但小孩子之间总难免提起，孙小隆记得上小学时，总被人指着鼻子骂，“他没娘”“野孩儿”……对于他来说，要么攥紧拳头忍，要么就举起拳头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一个，等回家被问起打架的缘由，又免不了一顿骂。
孙小隆心里委屈，却不知道该怪谁。他有时会恨那个从未见过的妈，恨他爸和家里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自己没有，“会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总觉得自己缺了些什么，会自卑”。
等长大了，他也就不再问了，只是有时会想起那个从没见过的妈妈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丢下自己——这是个心结，他想当面去问个清楚，去解开它。
“那种感觉，没人理解，至少有妈的人不懂。”孙小隆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别出一个人有没有妈妈，“没妈的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朴素地认为，“这个人要么脾气特别暴躁，要么特别不爱说话。”
在过去10多年间，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邓红博士也一直在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包括单亲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她的发现和孙小隆的结论竟有些许相通之处——妈妈外出家庭里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绪化。
“母亲与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对孩子生活上的关怀是父亲很难做到的，包括母亲的很多语言都是互动性的，爸爸则是指令性的。”在邓红看来，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复印件”，和监护人的表现息息相关。
离家3年多，陈筝的妈妈偶尔会通过给丈夫发红包，来换取和孩子们短暂的视频时间。她觉得陈筝变了不少，以前自己带孩子时“孩子反应特别快，鬼点子很多”。
“不想上学了，没意思”
或许因同样来自单亲家庭，刚满30岁的班主任王耀很快就注意到了陈筝——半年前，他来到北城小学不久就发现，陈筝不爱发言，即便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说话，课间别人去玩，陈筝就在一边看着。
“其他几个单亲孩子也是比较内向、敏感。不比我小时候，现在的小孩子其实什么都懂，我那时（爸妈离婚时）还比较懵懵懂懂。”在王耀看来，陈筝算是很自律的学生，有些单亲家庭的学生就很难管教，课堂捣乱、不写作业、打架。
前不久，班上有名学生三番五次不交作业，王耀急了，追问她为什么不交作业，谁知这名学生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自己想妈妈，想到没法写作业……他猜想，“也许，这些孩子是想通过这些行为来吸引同伴或老师的关注，得到他们的反馈。”
1000多公里外，孝廉小学（乡村小学）校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村里孩子妈妈一走，爸爸一般就去外面打工，有的直接在外面另组家庭就不回来了。很多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也有一些跟孤儿差不多。” 眼下让张建华头疼的是，由于隔代抚养，学校这28名单亲家庭学生普遍生活、学习习惯比较差，最大的问题是不爱写作业。
记者在与张建华一起走访单亲家庭学生张欢家时，一进屋便闻到一股呛人的煤气味，有同行者实在闻不下去就闪到了屋外。然而张欢和姐姐张圆两人却全然不觉，正坐在离电视机不足1米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电视机是她们唯一的玩具，在这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着两张大床，一张睡人，一张充当她们的“书桌”。但她们要先过完“电视瘾”才去写作业。
“我认的字都忘了，作业都是她们自己写。”张欢张圆姐妹俩由50多岁的奶奶拉扯。她们的生母在生下她们没几天就去世了，后来爸爸又给她们娶回来一个妈妈，给她们生了个弟弟，但在一起生活五六年后就离了婚，弟弟也被后妈抱走了。后来张欢张圆爸爸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回来的次数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不过父女可以经常视频，张欢总嚷着让爸爸给自己买个电脑。
奶奶可以说是与孩子最亲密的人，吃喝拉撒洗涮都是奶奶跑前跑后去张罗，生病了也是奶奶守在身边喂水喂饭，晚上睡觉时，姐妹俩都争着挨着奶奶睡。张欢说她不喜欢待在学校，反倒最喜欢待在家里和奶奶玩，至于以后，她想去打工挣钱，“挣很多钱”，因为“那个傻女人就嫌俺家穷才跑了”。姐姐张圆梦想着当个警察，因为她看电视剧里的警察很帅。
对于俩孙女的学习、升学，奶奶倒是顺其自然，“她们不是上学的料子，家里坟上也没那个劲儿。”
这也正是让张建华忧心的地方，“小学正是学生养成好习惯、打好学习基础的好时期，这时候耽误了，以后就得费劲了”。他注意到，学校中单亲家庭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只有极个别学生学习成绩特别好，多数成绩处于中下游的水平，比如说张家两姐妹。
虽说义务教育阶段，总不至于没学可上，但据记者了解，在孝廉小学，只有成绩拔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对口县中的选拔考试，其他学生则要就近入学，进入附近的多所乡镇中学。
但在孙小隆看来，乡中是“实在不行的学生才去的”地方，“现在但凡家里有点门路，买得起房，塞也要把孩子塞到县里头去上学。”孙小隆小学毕业后，自己想都没想就去了乡中，因为“学习差”“离家近”“不用花钱”。
回想起来，孙小隆觉得初中和小学过得差不多，除了离乡上的网吧更近了。老师一不留神，他就会偷偷溜出学校去泡网吧，那时候的QQ号还没超过8位数字，他喜欢在QQ上和别人聊天，喜欢打些网络游戏，“网上比身边要热闹”，这会让他觉得自己没那么孤单。对此，除了有位同村的老师偶尔敲打敲打，根本没人管，加上底子差，又总是和人打架，没多久他就从学校跑了出来，“不想上学了，没意思”。
对于辍学这个决定，孙小隆的家人也支持，“觉得成绩不好也考不上好大学，还不如去打工，一个赔钱，一个赚钱，十几年下来能差二三十万元”。在孙小隆所在的村里，初中就辍学去打工的并不鲜见，外出务工已成为村里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甚至是离开学校的年轻人的人生“必由之路”，“考上学算哪门子光荣，谁挣了钱开上车，县城里买了房才算出息”，对城市、对金钱的躁动似乎弥漫在整个村子。
不过，当时只有14岁的孙小隆对挣钱也没太多概念，只是觉得打工“好玩儿”，身边都是同伴。此后10来年，孙小隆四处打工，在鞋厂流水线上干过活儿，在饭店当过厨师，最近又在物流公司开大货车，一个月拿8000元的工资，算是迎来了“人生巅峰”。
“在这个家不欢乐、不自由”
孙小隆计划着攒攒工资，再借些钱，买房、娶媳妇……那通突然来电却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让他有些慌乱。
他记得有次看到别人网上寻亲成功，心里一动，试着把他妈妈留下的那张照片发在了网上，没承想真会有人打电话来。于是，过了24年，孙小隆终于和“妈妈”隔空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对话。
他有太多问题要问，但之前萦绕心头的很多话一时都梗在了嘴边，脑子里一片空白。在那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通话中，孙小隆记得自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仿佛这20多年积攒了太多的情绪，相互碰撞、撕扯，最终爆发。
在电话那端，孙小隆妈妈不知说了多少遍“对不起”。但再多的道歉又怎能弥补得上那消失的24年？那声“妈”，孙小隆怎么也叫不出口，他始终不能释怀，“她为啥扔下我走？为啥？”他为她想好了太多可以不这样做的理由。
而关于这个问题，孙小隆的妈妈却不太愿意对记者多提。她是贵州人，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流行外出打工，她也前往广东讨生活，在那里认识了孙小隆的爸爸。1994年，两人回到河北结婚、生子。但孙小隆妈妈发现这里的空气干燥，饮食也不习惯，最重要的是和婆婆不好相处，“我弟弟来看我，生怕我弟带走她家的东西，还翻我弟弟的包袱”。鸡零狗碎的事情多了，孙小隆的妈妈觉得过得憋屈，便决定生完孩子回娘家去。婆婆不让走，她就偷偷走了，后来就再没回来。
婆媳矛盾可以说是一个千古不破的难题，“它使得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想维系家庭就不得不迁就妻子，也就是说，婆媳发生纠纷时他必须站在妻子一边，否则家庭就可能出现分裂。”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在湖北省某村调查时发现，婆媳矛盾导致的家庭分裂虽不普遍，但其影响和威慑作用很大。
陈筝的爸爸也选择站在自己母亲那边，陈筝妈妈觉得在家里活得没有任何地位，实在忍不下去就走了。村里，像陈筝妈妈这样离婚或出走的妈妈有10来位，“有的因为婆婆，不过很多都是因为在外面打工，打着打着就跑了。”一位留守村里的年轻媳妇告诉记者，村里人主要靠种地和种大枣为生，近几年枣子都卖不出去，不少村民就任它烂在枝头。近看，颗颗干瘪的红枣像是一个个被剪了烛芯、蒙了灰尘的灯笼，悬在空中。
“家里挣不了钱就得出去（打工），不出去的话就一个人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还有干不完的活儿，一年四季都要去剪枣树枝，你们不知道剪枣树枝多累！”这位年轻媳妇有些抱怨说，“像我这样愿意留在家里‘活受罪’的，不多了。”
河北冀南某村，老黄家的儿媳在二女儿还没满周岁时，就慌着出去打工，非要去天津（她老公是在北京打工）。不到半年，儿媳就闹离婚。老黄在二人离婚后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不经意翻出儿媳的日记，让他惊讶的是，上面写着她与另一名男子的聊天记录。
“都是手机惹的祸！她生了二丫头，在家就天天玩手机！”儿媳不想去北京打工时，老黄心里就隐隐有些不安，他以前常在新闻中看到，很多外面打工的，两口子不在一块儿就都离婚了，“这世道，结婚的没几个，离婚的可都排着队。”
而张欢奶奶至今也想不明白她的儿媳妇为什么要离婚，她觉得自己算是个好婆婆， “人家（张欢妈妈）说自己在这个家不欢乐，不自由，谁知道咋才算欢乐，才算自由？”张欢奶奶像在自言自语。
或许她可以从刘燕舞这里找到答案。农村离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刘燕舞的注意。他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男女离婚合计人数有3048.84万人，农村（镇和乡村）离婚人口合计1678.77万人，农村离婚人口占15岁及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为1.44%，而在20多年前，这一比例仅为0.49%。
在调查中，刘燕舞还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江浙一带，男性提出的案例较多，而一些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女方提出离婚的更多。
“女性的个人意识在觉醒，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不再讲究、凑合。”在刘燕舞看来，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打工大潮不无关系。外出务工使得婚姻圈更大、更开放，不仅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再次追求幸福的机会，对于已婚女性也是能够威慑丈夫的有力武器。因此，夫妻发生矛盾时，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会跑回娘家，而是会跑向远方一个让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寻找她们的幸福。
在这些从婚姻中挣脱身的农村妈妈中，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是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在县城陪读，“陪着陪着人就跟别人走了”；有的是妻子留守家中，在网上和别人聊天，聊着聊着夫妻也就散了；有的妻子出去打工，回到家就闹离婚，离婚不成就直接躲起来跟别人过日子；因外出务工而组成的“临时夫妻”也不是少数。
“也许某一天，丈夫突然看到又跑回来了的妻子，很可能她不是想重归于好，而是来要求办理离婚手续。”刘燕舞说，这种想法像瘟疫一样在村庄里面扩散，因此，当看到离家出走后4年杳无音讯的女人回到村子里时，很多村民想到的不会是女人终于回来了，而是女人终于要回来离婚了。
至于孩子，大多数离婚妈妈选择留给男方。“在丈夫与自己，在孩子和自己这两对关系中，她选择了自己，这其实是一种观念的深层次变化，即家庭幸福观念在向个体幸福观念的转变。”刘燕舞说。
“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但这不是刘燕舞所期待的“个体化”，只讲权利而忽略责任。
他曾在村庄调查时，遇到过一位妈妈走掉了的单亲女孩，就那么怯生生地站在爷爷奶奶身边。刘燕舞能明显感觉到她和那些同样是爷爷奶奶带着的留守儿童不一样，“这些孩子会无数次面临来自各方的‘你妈妈跑了’这样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临的也许只是‘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这样的‘提醒’对孩子的心灵创伤，我们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时看到这样的家庭或孩子，刘燕舞是“真的不忍多问”，或者也不敢多问，“目前真的没有好的办法，问多了就会感觉跟他们一样绝望”。曾经有位村里的婆婆误以为他是上级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问我能否帮孩子把妈妈找回来，我只能很残忍地告诉她，我没有这个能力”。
大概同样因为无能为力，张圆在5岁时就在心里决定不再想妈妈，她感觉自己因为没有妈妈“受了很多屈”。有另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问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妈妈，你会不会联系她？”
张圆想了好一会儿说，“不会。”
但张圆总还会梦到一个女人，“她总戴着面具，看不清，但我认为那就是我妈妈。”
年龄越大，他们或许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关于“妈妈”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触摸那些或深或浅的伤疤。在甘肃省古浪县第四中学，一所乡镇寄宿制中学，多数单亲学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的家庭情况。但一提妈妈，他们有的还是瞬间红了眼眶，有的变得沉默，有的还在把妈妈曾说的梦想当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对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么？是北城小学教师王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除了正常上课，王耀只要课间不忙就陪着班里的同学玩游戏，与孩子聊天谈心，有时中午做饭会叫学生一起来吃，偶尔还会给他们买些作业本等小物件，但不会表现得刻意关注单亲孩子。
慢慢地，王耀发现，这些看似内敛、孤僻的单亲家庭孩子，内心很渴望别人的关注和关怀，“它们就像扇虚掩的门，渴望更多光照进来，如果你愿意去试一下，就能打开”。记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学后仍喜欢赖在学校，老师一遍又一遍催他们回家还是不走，“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陪他们”。
甘肃古浪县第四中学则要求全部学生寄宿在学校，统一的住宿条件、餐食，老师也和自己班的学生们住在同一楼层，吃在同一个餐厅，学校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该校副校长薛天魁告诉记者，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生态移民区学校，很多学生的家长不在他们身边。学校想多为家长承担些责任，以学校的临时性家弥补了真实家庭的缺失，让学校里丰富的生活感染学生，使家长安心打工，学生安心学习，所以“不管是留守，还是单亲的孩子在这里都是平等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红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学校进行寄宿制管理，学生大量时间在学校生活，学校在课外通过大量的文娱活动、师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亲缺失带来的影响。
不过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年级的所有学生，“什么时候适合寄宿，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儿阶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妈妈，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老师，高年级以后便是自己的同伴。”邓红觉得，如果家庭和学校能将这些因素进行良好的链接，这些单亲孩子不会和其他孩子有显著性差别，“最怕的是家长放弃了，学校不要了，孩子过早跑出去，跟着坏人学坏了。”
如今，在这些单亲家庭的农村孩子中，有的正梦想着考大学，有的正为顺利升入高中奋战，有的已经成为一名教师，有的成了大货车司机……也许曾被抛弃，不过他们没放弃自己。
这个春节过后，孙小隆的妈妈说会过来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紧张。他说，“如果有妈，我的人生可能会不一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孙小隆、陈筝、王耀、张欢、张圆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孙庆玲 见习记者 王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