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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本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深远影响在于，既潜在地为名利正名，又实现了给激励机制松绑的目的。这种变化对形塑中国科技界的认知模式与行为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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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其最受关注的消息莫过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奖金将全部授予获奖者个人，由个人支配。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19年来奖金额度及结构首次调整，同时，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了50%。
笔者认为，本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深远影响在于，既潜在地为名利正名，又实现了给激励机制松绑的目的。这种变化对形塑中国科技界的认知模式与行为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高不高
根据对历届获最高科学技术奖科学家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过去19年（2000～2018）共有31人获得最高奖，平均年龄82.6岁，假设这些科学家在其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开始为科学事业和国家奋斗40年，即便按照800万元计算，平均下来也只有20万元/年，这些中国最聪明的人每年多获得20万元多吗？从对国家的贡献角度来讲，把这个奖励数额翻一番都是应该的。我们以为，此次支配结构的改革比数量的改革意义更为深远。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在科技界运行的主流资本模式是学术资本（文化资本），而学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以成名的形式呈现，拥有这些学术资本的人，以所拥有的资本存量在学术市场中换取收益，这就是学术界获得名和利的主要途径。因此，在科技界的正常发展模式是：一个人要经历多年努力工作积攒学术资本、做出创新性成果，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从而获得名誉，并在社会分层中实现位置上升，然后以此获得收益。
在生活中，不论哪个领域，所有人的生活都需要经济来维持，为什么有些领域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利益，而有些领域则被禁止甚至只鼓励其从业者安贫乐道呢？如果正常地追求名利的机制被污名化，人们自然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些原本正常的追求。
“万般皆下品”的旧文化曾经导致虚伪与纠结的人格的某种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还直接影响人们的认知模式，比如曾经盛行的“学而优则仕”，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数千年不绝如缕的浓厚官本位认知模式，士农工商的职业排序严重束缚了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如果不是崇尚“学而优则仕”，而是采取“学而优则商”的文化，那么国人今天的认知模式与社会状况很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一个科学家过去成就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承认，它设立的初衷是一种导向性功能，以此表明国家对于科技和人才的重视；其次，也是国家对科学家多年为国服务的一种合理补偿。
如果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名，那么800万元奖金是利。这些获奖者所拥有的名都是经过多年学术资本积累得来的，因此是名正言顺的。这届奖励大会的重大进步，在于通过一个案例的方式，确立了科技界正当的名利整合机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这个观念转变将极大地激活中国科技界的创新热情以及塑造中国社会对于科技的全新认知模式。
激活科技界的激励机制
最能体现中国科技界整体水平的是自然科学奖与技术发明奖，整理近20年的两大奖项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年我国科技投入R&D的规模已经占到GDP的2.13%（2017年），科技人才总量更是接近1个亿，人、财、物的体量都已经达到空前规模，但产出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僵化的激励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我国一代代有理想、有担当的科技工作者，脚踏实地地承受孤独，像传递接力棒一般无私地奉献，推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与此同时，国家最大限度地激活科技界激励机制的功能，这不仅是社会高度分工的必然结果，更体现了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初衷。
只有科学家真正受尊重，中国的科技创新才有活力和源泉。要让科学家们获得的回报与他们作出的贡献相匹配，让科研人员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做到名利双收。一个知识可以创造价值、价值的创造者们可以得到合理回报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李侠 韩联郡（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