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现液位显示100%，请贵站协助我车做好吸污工作……”1月28日16时11分，接到这条列车长在停靠赣州站时发来的电报，南昌通信段电报所的报务员廖会娣立马扫描并“主抄”给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南昌西站，以保证该站吸污工作的正常进行。
春运期间，像这样的电报，廖会娣平均每班次要报送十几封。作为南昌局集团公司仅剩的一家电报所，南昌通信段电报所依然在春运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水箱加水、内燃机车加油、吸污作业、列车超员等相对紧急信息的报送，都离不开它。
“电报不能出错”
廖会娣入行近30年了。1989年5月20日，19岁的廖会娣入职原萍乡电报所，师傅丢给她几本册子，其中有2000组常见译码、500个全国铁路网的全部站名、5752个铁路客运站名和货运站名。
记忆站名有规律可循，但2000组常见译码则没那么“友好”。由于铁路采用四位数汉字电报码（以下简称“四字码”）收发电报，每个汉字均由4个不同数字组成，廖会娣要将对应这2000个汉字的数字组脱口而出，这绝非易事，而师傅给她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反复抄写。每天抄写1000组汉字译码，每天得写10大页，廖会娣一抄就是半年。
1997年春运时，有一次夜班，廖会娣光发出的电报就有24条，还接收了不少电报。这些电报大多较为紧急，廖会娣把它们用信封分类装好，第二天一早抱去萍乡火车站，让车站工作人员将电报下发到各客货运站。长时间收发电报，廖会娣手总会禁不住颤抖，“现在我基本都用勺子吃饭，筷子拿不住啊。”
在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光纤通信等高新技术逐渐取代了电报技术，“设备先进了，工作好做了，但负责、细致的工作作风不能丢”，每封电报都要经过自检、互检、总检3个环节核对，确定收报单位、电报号、等级、受理时间和电报内容等全部正确后，才能进行发送。自1989年廖会娣参加工作以来，电报所的这套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因为电报不仅是凭证，也是指令，它不能出错。”廖会娣说。
电报的“浪漫”
比廖会娣早些年入行的谢德才，更早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魅力。
他使用的老式摩尔斯电码机，是上世纪70年代国内普遍使用的发报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我军的谍报人员就是通过手按类似的电键，发出长短不一的“滴”“答”声（报务员称之为“点划”），传送信息。
1973年，谢德才开始干报务。那时，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影响，年少的谢德才对报务工作既感骄傲又觉新鲜，他上班时跟着师傅认真学，下班就如饥似渴地背四字码、练习电键操作手法。
因为手腕灵活，谢德才发出的“点划”声清脆利落，七八个月后他就能独立工作，发报、收报都不成问题。转业到原鹰潭电务段鹰潭电报所后，谢德才更成为当之无愧的业务尖子。当时鹰厦线上8个电报所近百名报务员，谢德才能在收报时通过发报音调、音频辨听出对方是谁，甚至能判断出发报员师从哪位师傅。根据发报声或清脆明确或拖沓浑浊，谢德才甚至还能由此大致推测出对方报务员的性格。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电报所需要的人员越来越少，已从南昌通信段退休的谢德才对曾经的报务工作充满感情。作为老报务员，一张发报机的照片能牵动他的心，唤起他的青春与回忆。
谢德才透露，当时还有报务员同事用电报收获了爱情，他们在工作之余用自己编写的电码传递情感，这是那个年代报务人特有的浪漫。
难以忘记的四字码
2012年之后的报务员不再需要熟记四字码，但在南昌通信段的罗文看来，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字母却是电报员父母独特的交流语言。
1960年，罗文的父母进入南昌通信段电报所成了同事，并因此结下姻缘。他们同工作同学习，当时在南昌通信段成为一段佳话，后来母亲张嗣同还成为铁路系统数一数二的优秀报务员。
报务员工作需要很强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罗文回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经常需要上夜班，家里就她和姐姐两人。平时父母在家有事没事就背四字码，“那些数字有那么重要吗”“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小罗文常常这样琢磨。
当父母用数字交流时，小罗文就更加疑惑了。带着这份好奇，她对电报这份工作的兴趣更浓了，父母不在家时，她和姐姐就拿出父母练习用的电键，捣鼓着“发电报”。
后来，罗文真的成了一名电报员。上班第一天，工长给了罗文一本厚厚的密电码本，翻开密电码本，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字母，罗文有点不明白，这些枯燥的东西，父母为啥能兴味盎然地背一辈子？
工作后，罗文一天连续几个小时诵读、抄写密电码。对她来说，背诵是份苦差事。在妈妈的指点下，她最终还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并在4个月后基本胜任工作。
“四字码中无数的数字组合就像刻在骨头里，想忘掉都难。”如今，父亲去世已4年，罗文也能理解母亲的这段话了，四字码里融入的是父母对彼此深深的爱，以及对这份事业共同的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均斌 通讯员 毕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