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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是人类迄今为止遇到对健康威胁最大、最难对付的敌人。它一路攻城略地，极速分裂繁殖，狡猾地躲避人类的各种围剿。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癌症大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新增的癌症患者达1810万人，因癌症死亡的人数约960万人。我国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占全球癌症新发病人数的20%以上。
研究者不得不与癌细胞争分夺秒地争夺生命，运用凝聚最新人类智慧的新技术与肿瘤开战。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核医学应用研究室主任刘鉴峰便是一个每天与癌细胞赛跑的人之一。
他在肿瘤早期诊断及靶向治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研制出一种新的肿瘤靶向多肽并确定了靶向机制。也就是说，他研发的肿瘤诊断试剂，让隐藏在人体内的肿瘤能更早被发现，提高患者治愈率。目前该项研究成果已在10余家医院及科研机构得到应用，他也因此荣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近日，刘鉴峰入选天津市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创优）能手，这是对多年深耕科研一线默默从事基础研究并作出创新贡献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褒奖和敬意。
做有用的科研 和时间抢生命
刘鉴峰所在的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成立之初便肩负着为两弹一星保驾护航的重大使命。当时的研究主要应用于军工领域，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核战争或核事故，该如何处置和防护等。
2005年刘鉴峰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进入研究所时，就开始思考，新的时代如何将技术应用于社会，让普通老百姓能从中受益。从农村走出来的刘鉴峰，亲眼见过一些悲剧发生，有的人因为得了癌症却无药可医，“花再多的钱也没救回命，最终家破人亡。”
要做就做有用的科研，成为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他决心在医药研发领域做点事情，又回母校攻读了博士学位，重返放射所专注于肿瘤治疗药物的研发。
当时中国的肿瘤药物的新药研发水平很低，市场上基本都是国外药和仿制药。就像电影里演的，有钱人从国外买天价药，也有人铤而走险到国外去买仿制药。居高不下的药价，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
如果说传统的化疗是对癌细胞的“疯狂扫射”，那么“靶向药物”就是瞄准特定病变部位的“精准狙击”。然而问题来了，精准狙击的“靶向药物”有效率并不高且价格昂贵。靶向药往往只针对部分有相应靶点的患者，而且通常靶点明显的癌细胞都消灭以后，那些突变后靶点不明显的癌细胞就发展起来了，这时人们就会发现这种靶向药物失效了。
刘鉴峰的办法是，把“射程”更广泛的化疗药物，更精准更高效地递送到肿瘤组织内部，在目标部位蓄积并释放有效成分从而提高药效，同时大大降低毒副作用，减少对正常组织、细胞的伤害。
肿瘤药物的研发，就是和时间抢生命，刘鉴峰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实验室的仪器不能满足实验要求，他就想方设法找到其他平台去做实验。为了提高实验效率而不耽误设备的正常使用，他常常在晚上到“一街之隔”的南开大学去做实验，有时一做就是一通宵。有一次晚上做大鼠实验，他被大鼠咬到了手指，顿时鲜血直流，为了顺利完成实验，他找来酒精和纱布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后继续实验。缺乏经费支持，他就先去查阅文献资料，寻找科研思路，设计最简单、费用最低的路线来达到实验目的。
十几年来，刘鉴峰几乎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周六周日也很少休息，同事们戏称他为“不限号的教授”。
零的突破 建成国内首个药物14C标记平台
新药研发一直被认为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活动，业界一直流传着“双十”的说法，意思是：耗时十年，耗资十亿美元。也有药企称，一个新药研发的成本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
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药物代谢的研究是一条必经之路。也就是说， 必须要了解药物在动物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全过程，简单说，就是什么时间，药物到哪儿去了，这些数据用于指导临床研究以何种形式给药，给药频率与剂量等。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放射性核素14C（碳14）来标记小分子药物，因为其标记位点较为稳定。
在新药研发的工作中，刘鉴峰发现国内没有可以开展药物14C标记的实验室，部分I类新药不得不远赴美国进行14C标记实验，造成新药研发周期长费用高，还存在创新药物结构被窃取的风险。
刘鉴峰果断建议放射所建立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自己主动请缨作为平台建设牵头人，组织不同领域专家来论证建设项目。
这是国内首家规范的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在筹划和建设过程中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论证放射性实验室的设计和施工情况，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知识，几乎每个双休日都到所里查资料、改图纸，争分夺秒。最终，14C低能放射性核素标记平台在最短时间内得以建成并通过验收。2018年新建成的平台迅速得到行业的认可。目前，已经与天津市及国内其他省市多家制药公司和科研院所合作，解决了新药研发中的技术难题，将相关药物药代动力学研发的周期缩短至少两个月，费用下降三分之一，推动了天津市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