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二三十岁时是十分艰难的。”77岁的马洪琪院士说。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马洪琪院士领导的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一同接受采访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龚晓南院士和进步奖创新团队奖的罗安院士也用不同的经历讲述了一个相同的道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这些老科学家,无不用年轻时吃的苦,铺平了成功的路。而今,周围有许多科技工作者也像他们当年一样年轻。他们不仅希望给这些年轻人画出一张前行的地图,还希望能够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
马洪琪:劳动锻炼六七年,青年时期要学哲学
马洪琪的二三十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云南。
“人家老是问:‘你一个上海人,又是清华毕业的大学生,怎么会无怨无悔地奔到云南去?’我回应:第一,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的毕业分配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二,我是学水利工程、建大坝的,当初我的老师问我:‘云南正在建全国第一高的土石坝,你去不去?’我回答:去。”
马洪琪院士比较瘦,不是那种经常在工地上出现的五大三粗的形象。但他在大坝上干了一辈子。本次科技奖励大会,他所领导的项目“水力式升船机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水路运输成本远低于其他运输方式,构建“两横一纵”高等级航道网是国家战略。升船机是70米以上高坝通航的首选。他带领团队历时10余年联合攻关,发明了一种“世界首创”“中国原创”的利用水能作为提升动力和安全保障措施的全新升船机——水力式升船机。
不过,20多岁的马洪琪不知道在未来几十年后自己会走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领奖台。彼时他能做的,就是在逆境中积蓄力量。
年轻的马洪琪到了当时全国第一高的土石坝工地。“我去干什么呢?本来应该是去学技术,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我被分到班组劳动锻炼了。”这一锻炼是六七年,在马洪琪二十七八岁时才结束。
已到而立之年,正巧有个机遇让马洪琪去设计一个小水电站。获得了成功以后,他在30岁左右,作为年轻的专家组成员被派到非洲去援助外国的水电站,自此进入了青年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在艰苦的青年时代,马洪琪想学技术,却接触不到技术书籍,但他明白必须要上进,就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趁着这个机会,马洪琪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他说:“在这样的逆境下学这些东西,提高了自己的思辨能力,优化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一生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好处。”
也因此,他恳切地建议青年朋友们:“第一,现在的条件很好,应当更加珍惜我们所在的幸福时代;第二,不要浮躁,有一点挫折不可怕;第三,我很希望做自然科学的青年朋友们,学一些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
罗安:做喜欢的事,可以8天8夜不睡觉
此次,罗安院士带领的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大功率电能变换与控制是工业及国防领域中电能高效、高质、高精度转换的核心技术,其核心装备缺失,严重制约我国高端制造和国防建设。
1995年起,罗安等人就面向这一重大国家需求展开攻关。而今,他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3个国际领先的标志性成果,并且成果已应用于首钢、武钢、宝钢等国内外200多家企业和国防单位,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过150亿元。
这样的成绩,是罗安等人数十年来一丝不苟拼出来的。
罗安20多岁时就是个拼命三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长沙的一个石英玻璃管厂做硕士论文。当时的计算机设备相比于现在要落后很多,有一台TP801就很了不起了,所以调试程序是很难的。为了现场调试TP801适应玻璃管生产过程的一个控制系统,我8天8夜没睡觉,最后终于把它给调好了”。
“当时因为感兴趣,因为喜欢这个事,就觉得不睡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罗安认定,年轻人一定要选择一条感兴趣的道路走下去。
20多岁的罗安活力四射,但也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容易毛躁。“当时我们做的一个电器控制装备要送到青岛崂山一个工厂里,在家里都调试好了,但中间有一个小细节没太注意,结果运到现场,设备一接线,全部烧毁了”。
罗安分享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希望那些如今正走在他走过的路上的年轻人,“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把握”。
“再一个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以及做人,要爱国。”硕士毕业后,罗安在湖南大学当老师,“我一辈子记得,当时媒体正在报道路甬祥老师,路甬祥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给路老师写了一封信,问:路老师,我能不能来考你的博士?”结果如愿以偿。在名师的指导下,罗安仍旧是日干夜干,“三点睡,六点起”,“是很苦,但那几年的博士锻炼使我在业务上得到进步,导师的为人以及政治素养对我也是很好的熏陶。”
“如果年轻人能够投身名师门下,对学术和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罗安说。
龚晓南:幸运的农村孩子,苦生活不能苦教育
龚晓南院士领导的项目“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程建设规模长期居世界首位,各种软弱地基在我国大量存在和广泛分布,如何提高其承载力和稳定性,有效控制沉降,是工程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难题。近30年来,龚晓南院士带领大家不断进行理论和技术创新,创建了复合地基理论体系,研发了系列高性能复合地基技术,突破了传统地基处理技术瓶颈。
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龚晓南院士总是强调自己的“幸运”。
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1944年出生,是一个农村孩子,我的妈妈不识字,得益于农村教育,我在1961年考上了清华”。
龚晓南如今已经头发花白,但作为农村孩子对教育的渴望,几十年来都不曾忘怀。
大学毕业后,土木结构工程专业的龚晓南被分配到秦岭山区,参与“大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西部建设战略,龚晓南为这一战略奉献了10年的青春,“修公路、修铁路、平整土地”。
尽管和自己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不太对口,但他仍旧非常珍惜这样的机遇。“直到1978年高校招研究生,我去浙江大学读研,40岁时获得博士学位”。
“我们这代人里面,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同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极少。”74岁的龚晓南院士的脸上和手上,都能看到饱经沧桑的痕迹。他说:“我十分珍惜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休过假。”
“我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是困难的。但是真正懂得农村的困难,是在建设三线时与甘肃、陕西的农民接触后。”对于自己吃的苦,龚晓南只轻描淡写的一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希望农村的孩子不要再吃他当年的苦。
“如果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念书,对他个人、家庭甚至是所在的村庄,都会有想象不到的好处。”龚晓南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茜 实习生 周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