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能提供最好的投资机会吗”——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信睿论坛·春季 2019年经济展望与投资趋势暨《债务危机》新书发布会”上,这成为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话题。
中国政府处置债务挑战能力较高
在过去的两年,中国整体负债的增加,曾经引发了一些担忧:中国有能力处置这样的债务风险吗?
对此,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将中国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对比。
他指出,当年,新加坡和韩国等地,股权市场、长期资本市场不是很发达,主要靠投资带动增长,以及靠债务融资为主的投资手段带来资金支持。这一点和中国目前的格局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一个关键不同:1997年之前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占比太高。例如,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企业外债占比在41%-43%, 印尼企业的外债占比为47%。这样的外债水平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无法承受本币贬值。一旦本币贬值一半,就意味着它们的外债按本币计算翻了一倍。
陈志武认为,这就是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引发大批公司倒闭、进而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要比当年的印尼、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强很多。”陈志武认为,由于中国债务多为内债,加上外汇资金出境受到严格管制,政府处置债务挑战的能力比较高,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真正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局面的概率不大。
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其全球畅销书《原则》中坚持的那样,绝大多数事情都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发生的,通过研究事物的规律,人们可以理解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并制定妥善应对的原则。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类似的危机实际上已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了,而未来也可能会再次发生。
“无论你认为市场是涨还是跌,无论你认为形势是好还是坏,债务都在上升。”在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看来,全球债务高风险是事实,这必然意味着高波动和高不确定性。传统的债务化解三大工具:利率、通货膨胀和增长,在今天失去了空间。
朱民指出,2019年对资本市场来说,是恐惧和贪婪的临界点。恐惧源于已有的债务随时可能产生波动;贪婪源于流动性依旧充裕,市场还可以继续往上走。“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我们都需要记住,我们的基本格局和背景是‘高债务、高风险、高波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从业者应该怎么做?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认为,投资本地化是方向。这与弘毅资本在中国巨石、中联重科等企业上获得的成功经验有关。赵令欢说,除了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使得我们对未来继续有信心。中国作为改革创新的国家,拥有40年的经验,以后试错成本会越来越低,走的路会越来越稳健。
去年年底,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如今,他依旧坚持这个观点。任泽平做了二十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对于达利欧提出的周期,他也感受明显到。
“当你经历了几轮周期以后,你会发现经济就像机器一样在运动,而人有的时候是非常健忘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投资者能够穿越周期取得超额收益的原因。”任泽平说,当你掌握了周期和人性的本质后,就掌握了洞悉世界规律的一把钥匙。
任泽平说,上一轮改革依靠对改革的预期推动,这一轮的牛市将会是改革实质性落地以及随后的红利释放推动的。几个指标能够印证他的观点:中国人均GDP发展潜力巨大,而GDP增速仍保持在6%以上。中国城镇化率不足60%,比发达国家的80%还有一二十年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劳动资源仍然很丰富,每年8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使得我们的传统人口红利正转为工程师红利。
另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在中国都找不到投资机会,在哪里可以找到投资机会呢?”任泽平坚信,未来一二十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晨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