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青年联合会，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青团为核心力量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如今随着群团改革进程的推进，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我想问一下，两年任期内一次活动都不参加予以除名，是只有本区这么规定，还是其他区也这么规定？”近日，在上海浦东新区青联换届大会小组讨论会上，一名连任青联委员针对青联章程提出疑问。他得到的答复是，从全国青联到上海青联，再到上海所有区青联，规定全都一样。
在上海，从2015年团上海市委在全国率先启动群团改革试点至今，这里的青联组织从人员结构到活动内容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里，党政工作者从第十一届时的8.9%下降至4.14%，企业负责人从第十一届时的51%下降至19%，一线从业者从第十一届时的0.6%上升至10%。
深刻变革的背后，一大群代表各自行业的优秀青年脱颖而出，青联委员这个“身份”对他们而言，早就不是印在名片上的一抹亮色，而是一份为期3到5年甚至更长久的“责任”。
青联委员“变了”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是上海群团改革后青联组织的首次换届。这次换届被认为是整个群团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改革后团组织对青年群体的覆盖面是否扩大、青年对组织变革是否产生足够的“获得感”。
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改革前，新任委员不高于40岁，新任常委不超过45岁，改革后新任委员和常委一律不超过40岁。这使得目前青联委员的平均年龄下降至35.5周岁，更多的年轻人得以入选。
更重要的改变是，青联委员的推荐渠道和人员构成变了。
过去，上海青联委员主要由社会各方面推荐以及上一届的青联常委举荐产生；如今，上海青联委员主要由各会员团体推荐产生，并经过了严格的组织推荐考察程序。会员团体推荐的青联委员具有较强的“群体代表性”，其身后往往“站”着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同时，由于有在会员团体中的表现作为基础，会员团体推荐的青联委员在履职上能更快地进入角色。
比如，37岁的“量子鬼才”陆朝阳，他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彩虹合唱团艺术总监金承志，代表了一大批声乐领域的音乐爱好者；前国足运动员孙吉，是全民体育、校园足球的公益践行者；快递小哥柴闪闪，是上海快递员、外来务工青年群体的“代言人”。
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青联主席刘伟告诉记者，第十一届上海青联委员中有30%为会员团体代表，70%为社会各界推荐。但到了第十二届，会员团体代表的占比超过了总人数的91%。而这个数据的全国平均数为85%。
“我们并不要求一名青联委员的技术、技能是全上海最强的，而是希望他在自己所在的青年团体中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有带动整个团体的积极作用。”刘伟说，上海力求让青联组织突破“小圈子”的掣肘，与更多、更广泛的青年互动、共鸣。
这两天，上海的地铁灯箱广告、电话亭陆续张贴出上海青联换届的海报“为梦想，燃青春”。一些互动电子屏上开始播放青联形象宣传片《追梦人》。这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场“青春倒计时”。
“青联不是自己在玩‘小圈子’，而是要通过600多名青联委员，带动44个会员团体的2万多名会员团体骨干，进而带动更多有志青年一起奋斗、向上。”刘伟说。
“小圈子”变“大循环”
“一起奋斗”远不止是在地铁、车站刊登海报这么简单。实际上，青联的变革从青联、青联委员的日常活动中就能一览无余。
快递小哥、上海青联委员柴闪闪具有一种“闪亮”的特质——特别愿意为农民工、产业工人代言。春节前，他在回老家的路上，走一节节列车车厢，和那些同在上海打工的老乡聊天。他发现，过去老乡们谈论的话题是吃饱穿暖，回家给亲人带啥年货；而现在，老乡们更爱聊聊哪里有培训的机会，“大家更希望提高自身素质，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加入上海青联后，他特别关心青联提供的各种培训机会，“看看能不能给咱们打工青年组团报名”。
上海拙朴投资管理中心合伙人邵楠是一名“老委员”，他从2008年加入上海青联至今，感受到这个组织的巨大变化，“从企业家小范围组织聚会，到现在一个企业家带动一群企业家，一个企业家带动一群员工，大家一起做公益”。
此前，邵楠和上海青联委员一起组织全市9个区青联举办公益足球联赛。半年时间，每一名球员踢进一球，就为云南山区小学捐100元。青联委员除了报名费全部捐赠外，还要到各自朋友圈募集善款。最终，活动吸引1000多人参与，上海青联共捐赠40万元为云南13所山区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书包、鞋子、体育用品，惠及2000多名学子。
“青联搭台，委员唱戏，社会参与。”邵楠更喜欢这样的青联，“更有活力，更能为社会作贡献。”
上海市徐汇区青联在换届过程中联系到了过去很少接触的区内、非区团委管辖的团组织，比如上海国企市南电力、上海国企建工集团、中央企业中建八局等。这些单位均把自己的一线员工推荐上来。市南电力二级带电作业手张捷、徐汇园林养护班组长朱昕亮，都是原本团组织覆盖较少，加入青联后非常活跃的一批人。
“比如市南电力推进的架空线入地项目，通过青联委员牵线，区域党团对接，成为团建联建的好项目。”团徐汇区委书记葛银锋说，徐汇区青联未来还会在援外支边方面“发力”，由对口扶贫地区提需求，青联委员认领帮扶，比如，滇品入沪的渠道对接、对口支援地区青少年微心愿认领等。
深层次制度安排，青联委员也要“履职”
葛银锋告诉记者，这次青联改革，虽然从换届层面来看，对青联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青联要到更加基层、更加广泛的会员团体单位物色优秀青年。但经历过这段“阵痛期”后，青联组织制度化运作的未来可期。
“过去青联委员更像是一种身份，委员们印张名片，上面写上青联委员。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对青联了解不多，青联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要求。”葛银锋说，青联改革远不止是换届、换人这么简单，改革还在制度层面对青联委员“履职”提出了更多要求，青联委员也要承担“责任”。
比如，青联常委届期内3次无故缺席常委会，按规定可以取消委员资格；青联委员两年不参加青联活动、不履行职责义务，按规定也要取消委员资格。徐汇区还设计了青联委员评分和签到系统，所有青联委员的履职情况全部记录在案。
在全国各级共青团都在进行“从严治团”改革的背景下，上海各级青联也越来越注重“管理”。
浦东新区针对青联组织提出“从严治会”，新一届的青联委员管理采取了“积分制”，从事公益活动、组织公益活动、针对青年问题在各种平台上发声、调研青年问题等为加分项；与青年接触不主动、不联系身边青年，年考核分数不达标的，要求“退出”。上海奉贤区要求青联委员在任期内至少参与一次青年问题调研，并形成简单报告。
全国青联也在改革中强调，“青联委员既是青年代表，同时也是开展青年工作的骨干。”青联委员的“履职能力”被摆到一个重要位置进行考量，他们要“了解青年呼声，在所在地区、团体中广泛传播改革精神和要求，及时反映改革推进过程中的新情况，在推动各级青联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青联在本轮青联改革方案中写道，新一届的青联组织将引导会员团体逐步实现实体化、专业化、社会化运作，并建立会员团体考核激励机制。与此同时，青联委员及其所代表的会员团体也有了更多参与青联工作的渠道，上海青联将邀请会员团体代表列席青联常委会并就相关议题发表意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