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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19年3月，美国的高招弊案刷屏，中国的“宝宝不高兴”刷屏。
美国的高招弊案，联邦检察官起诉了50人，包括33名家长和9名高校体育教练。让人震惊的是，涉案的教练来自多所知名大学，如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涉案金额达2500万美元。
美国社会上下震惊，称之为“史上最严重的，规模最大的招生弊案”。名校被污名了！
有人评论，都说美国高招严谨公平，这不也有舞弊吗？更有人迅速得出结论：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更好。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改革高考，试图破除“认分不认人”的机制：“认分，更认人！”在这时，美国名校招生弊案曝光，让人又对“招”的不公平产生了疑虑，认为还是要回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以考代录”老路。
我曾写过关于美国高招的书《“高考”在美国》（再版名《你离哈佛有多远》——作者注），出版社拟的英文书名为College Entrance Exams in America（美国高校入学考试），但我改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美国高校招生）。因为，在美国，“考”和“录”是不同的，“高考”并不代表“高招”。中文的“高考”和“高招”，不易看出乾坤，一翻成英文，“考”字和“招”字，就泄露了“天机”。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年的收成，取决于两点：首先是选什么“种子”，然后是怎样选良种。一是选什么(What)—— 国家鉴定人才的标准；二是怎么选(How)——按照标准去科学地、公平地、合理地、严格地甄别和选拔人才。
以“分”为导向，大家都冲“分数”，累死人！然而，招考分离很难。“考” 可量化，很直观，亦似“公平”。“考”=“招”简明省心；而与此同时，“招”的水太深，担心关不上后门。这不，美国高招弊案不就证明了招考不可分吗？
弊案的嫌犯辛格说：“如果打个比方，有一道前门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去的，还有一道后门是让人们通过学校的募捐系统，捐一大笔钱。我设计的是一道侧门……”本来就担心后门，现在又加一扇“侧门”，堪比前门添堵。
其实，人是社会动物，因此从时间上看，后门和侧门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从空间上看，任何国家都会有后门和侧门这些歪门邪道。我们要做的是：把后门和侧门挤压到最低限度！
作为研究中美教育的学者，我想在这里详细地阐释、分析美国高招的程序和机制。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大框架下思考：如何借鉴美国的“高招”——“高”明之“招”数，避免其短处！给中国高考改革一个借鉴性思考。
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藤校招生那些事儿。
招生办里的秘密
世界一流大学招生有后门和侧门吗？有，但很不容易打开！所以，50个涉案者，仅一人是招办的，而且是负责体育特招生的——这次弊案的重灾区，并不参与一般的招生。关于这点，在后面专门分析。
为什么美国高招的后门和侧门难开？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有个餐厅叫“1809”，正是因其于1809年建校得名。哈佛更早，1636年。超过两个世纪的摸爬滚打，高招制度可谓严防死守。
请看美国顶尖大学典型的审核、筛选申请者的方式——据悉，2019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老八”的杜克大学就采用此方式。
如某年共有1.5万个申请者，他们的申请材料至少有10万份。每人需分别提交：
一、申请表第一部分，包括申请者的基本情况：姓名、生日、社会安全号、住址、父母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等。
二、申请表第二部分，一般包括申请者的兴趣、爱好、社会活动、学术活动、课外活动、打工情况、获奖情况，有的学校还有一连串的“小”问题（也称“小”作文）。每个问题的答案通常限制在300到500字。多是些不痛不痒、不得不答、很难出彩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申请该大学？对什么学术项目感兴趣？
三、开卷作文。
四、申请表第三部分，一般由学校的学生顾问填写，包括修了什么课程？什么等级的课程？平均分、排名、学生顾问的评价……
五、高中的成绩单。当年的2月中，还要寄出该学生高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到了7月上旬再寄出毕业时的成绩单。
六、推荐信。好的大学要求至少两封推荐信。
七、面试报告。
八、各种补充材料。如获奖证书、发表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
九、SAT，ACT，SAT II 单项考试等“高考”成绩。
将这些材料拆封、归类、分档，约需一到两周。然后，开始阅读、审核、筛选申请材料。
第一个步骤：由若干“第一读者” 审读所有申请材料，并写上审核意见。据说，杜克大学的“第一读者”，包括退休的招办人员、本校教职工、校友、研究生等，各方面的“临时专业人员”。因“第一读者”是临时抽调的，他们读的材料又是随机抽选的，如有人想“走后门”，也会“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
第二个步骤：每个招办专职人员按地区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成了“区域官员”，负责仔细阅读、审核、筛选本区域的申请材料，并签署审核意见。这样，每份申请材料保证至少经两人审核，避免个人的偏见造成“误”选。其实，也是互相牵制。
第三个步骤：选出5%到7%的最强候选人，交招办院长定夺。如果两个审核者都用绿笔签署“录取”，一般也能通过院长的审核。若院长有不同看法，就拿到“筛选委员会”去讨论。在这个阶段，似乎较易走后门开侧门，因为“把关”的人不太多。但1.5万人中的5%到7%的佼佼者，以正常的智商，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
要在此阶段走后门，并不容易。首先，学生条件很好，没必要走后门；若条件很差，有谁愿到院长面前充当“白痴”？其次，没有第一和第二审核者用绿笔签署的意见，院长手上任何一份“空白”申请材料，无异于短路的炸雷。
第四个步骤：把25%到30%的最弱的申请者的材料“剔”出来，作为被“拒之门外”的申请者，交给副院长最后审核。这些被拒者，必须由两个审核者都用红笔签署“拒收”。只要其中有一个审核者不同意立即“拒之门外”，就必须通过第五个步骤，交由“筛选委员会”讨论。只要副院长也用红笔签署“拒收”，这些申请者就被打入“死牢”，几乎没有了翻案的机会。
第五个步骤：除了5%到7%绝对录取的申请者和25%到30%绝对不录取的申请者，剩下的全部拿到“筛选委员会”讨论。“筛选委员会”的人员因校而异，有的学校由各学院的教授、招办资深官员组成；有的在此基础上，加上学生代表；有的仅由招办资深官员组成。据说，莱斯大学的学生委员会也参与筛选工作；杜克大学的理工学院的教师也都参与筛选工作。一般来说，各个“区域的官员”不参加“筛选委员会”。从避嫌的角度，初始审核人员也不参加“筛选委员会”。当然，不管由什么人组成，最后一定是单数，以便票决。
第六个步骤：“筛选委员会”逐个讨论这部分最有争议、也是人数最多的申请者。主要是讨论第一和第二审核人员的审核意见，如有争议，再参阅原始申请材料。这是整个招生工作最困难、最复杂、最细致、最微妙、最有挑战性、工作量最大的重点步骤。
在这个阶段，走后门、开侧门者都在动脑筋，但困难重重。
据说，杜克大学的“筛选委员会”对这个阶段的工作非常慎重，只要有一个委员认为某个申请者值得详细讨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就从各个方面去思考、去发掘申请者的潜能：这个学生能为校园贡献什么？本大学的特长和有利条件又能给这个学生潜在的发展提供什么？
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院长跟我说：“那些闪闪发光的玉，谁都有眼力看出来。但有些美玉是夹杂在顽石中的，叫‘璞玉’，需要招生人员在这个步骤中‘挑’出来。漏掉一个有培养潜质的孩子，比选了一个平庸的学生，犯的错误更大！选了一个庸才，不过浪费了十来万美元；漏掉一个人才，那是无价的，甚至也可能是人类的一大损失。”
哥伦比亚大学招办执行主任跟我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或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校园带来巨大的贡献。而这些不同的经历是无法通过考试来核查的。”
世界一流大学致力于打造多元文化的校园——由具有不同背景、特点、能力的人组成的学术社会。
我是1977年走进中国大学校园的，一直怀念我们那个“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十万大山来的“老插队”、已达10年教龄的民办老师、乳臭未干的高中生、总像在走正步的转业军人、在文工团跳过芭蕾的“白毛女”、在塑料凉鞋上钉铁掌的县城干部、在省级刊物发过作品的“臭老九”、用毛笔小楷字抄过《左传》的工人、因听外语台而失业的青年、因不满“四人帮”坐过牢的“思想家”、高墙深院内的高干子弟、讲洋泾浜国语的归国华侨、张口闭口《哥达纲领批判》的“老高三”……当然，也有高考状元。尽管那时大学禁止谈恋爱，但大伙儿聚一起侃大山就是其味无穷的思想盛宴。上厕所撒泡尿都能碰到几个人才。这就构成了校园文化的无价财产。
认分不认人，招收的学生特点太单一，由这些优点和缺点都相似的同质学生组成的校园文化，1＋1<2，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招生人员的使命是把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去创造一个多姿多彩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互相碰撞、共同进步。
说到招办的“秘密”，不得不说跟钱有关的资助政策。
Need-blind：Blind就是“摸黑”之意。也就是在对学生的录取资格进行审核时，完全不看其家庭经济状况。你是连饭钱都付不起的流浪汉也好，是富可敌国的亿万富翁也罢，一概“不屑一顾”！只审核申请者自身的条件是否合格，只要合格就录取。因此，可能录取的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子，也可能录取了比尔·盖茨的千金。总之，不论录取谁，也只有录取之后，才来“秋后算账”——计算你是不是需要资助？需要多少资助？
尽管这是一项非常公平的招生政策，但由于许多审核人员在潜意识中有意无意地“提携”家境困难的孩子（如哈佛曾录取流浪女，伯克利曾招收流浪汉），这就使得中不溜家庭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不利地位。
Need-based：Need意即“需要”，based是“基于”；也就是“基于需求”发放资助，是根据申请者家庭经济状况来考虑的。家庭困难的，学校就多发放一些（甚至免费上学）；家庭不那么困难的，就少发放一些；富豪家庭不资助分文。大学资助办公室有一套计算公式：家庭收入多少？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孩子上大学？家庭固定资产是多少？银行存款有多少？持股多少？将这些数据填入公式，“答案”就出来了：学校需要提供多少奖学金（白给的，不用还的钱）？学生需要贷多少款？学生需要打多少工？家庭需要支付多少钱……一目了然。举个例子，如上学需5万美元，公式算出你家只能支付1万美元，缺口是4万美元，学校就资助你4万美元。
每一年，学生都要提供家庭的报税单，学校再重新计算你的“Need-based”的资助额。家庭收入增加，资助将会减少；反之，资助将会增加。这就是“Need-based”的实质。如果在录取你后，你家发了笔横财（中彩、炒股或其他合法收入），但又隐瞒不报，继续领取相同的资助，一旦发现，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Merit-based：Merit意即“才能”，也就是“基于才能”发放资助。这是与“Need-based”相对应的资助方式。资助的原则是根据申请者自身的学业状况和各方面的资质条件来考虑的。成绩越好、条件越高的申请者，学校就多发放些奖学金；反之，就少发放些奖学金。许多排名稍低的学校，为了增加吸引力，从实行“Need-based”的学校把一些好学生（自身条件好，但因家庭经济条件好而完全拿不到或拿不到太多资助的申请者）“吸引”过来，往往采取“Merit-based”的资助政策。
总而言之，Need-based是根据合格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发放资助，Merit-based只根据本人资质发放资助。
劫富济贫的“黑幕”
美国高招丑闻，有人说是“黑幕”，有人说是“弊案”。“黑幕”指幕后交易，“弊案”是营私舞弊的案件。“弊案”媒体已披露不少。“幕后交易”嘛，我们就来揭开“幕”，看一看后面的“交易”。
美国高校招生颇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富家子弟平均成绩B没有穷人子弟的B含金量高，如只有一个名额，结果很可能是“劫富济贫”——向弱势群体倾斜。因为尽管两者的结果都是B，但两者得B的过程却大不一样。如给弱势者一个机会，他更可能还你一个惊喜！
然而，是不是美国的高招就一定“劫富济贫”呢？
不见得！
年收入二三十万美元，不多不少，孩子的平均分得个B，没准就上了“藤校”被“枪毙”的名单。
但如果父母是特大富豪，故事就另说了。
美国大学都设“发展办公室”或“校友办公室”（名称可能因校而异），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找钱”。
2012年，迈阿密大学曾计划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召开“中国留学生家长鸡尾酒招待会”，答谢中国家长送孩子来迈大学习。其实，也就是想筹款。据说，当地奔驰车行曾给学校写感谢信，因为不少中国留学生买他们的车。
其实，我任教的迈阿密大学也云集了不少美国富家子弟。某年考试，一学生原定15:00考，但都快16:00了，他还礼让有急事的人先考。
我说：“你不是下午5点的飞机吗？从学校到机场至少1小时，还得过安检什么的……”
他羞涩地笑笑：“我爸开飞机来（迈大机场）接我……”
大学的发展办公室就盯着这些人的口袋。
讲到捐款，得先解释一下“AI”的概念。
AI就是Academic Index的缩写，可译为“学业指数”。简单地说，某藤校前招办副主任曾著书披露：“常春藤联盟”使用“神秘计算公式”和表格，把来自不同地区申请者的高中成绩、年级排名、SAT及SAT II的考分，统一量化为学业参考指数（注：SAT俗称美国“高考”，SAT II是藤校要求的额外的SAT单科考试）。
如果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很有钱，而你本人的AI不高、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平平，你又很想进某大学。你可以让你的父母或祖父母给该大学的发展办公室挂个电话：表示愿意帮助大学扩建图书馆，或增设实验室，或干脆设立一个奖学金……然后，不要忘了告诉大学：“我有个孩子，今年想进你们大学读书……”
不过，想通过这种门路进学校的人不少，捐个十万八万美元，打水漂都不起泡，等于在国内请人吃大排档。当然，不同学校要价不一。双方可谈条件。据说，要上一流大学，没有数百万美元，免谈。一般是按捐款数额排队，由发展办或校友办送到招办审核。如果你父母或祖父母的捐款额能打动校长，你的名单或者会由校长办公室直接交给招办主任，这就差不多搞定了。
“用捐款交换入学”较复杂，牵涉的部门较多，而且捐款额与你自身的条件也有关。你的条件越差，讨价还价的机会越小，捐款额将越大。当然，若你自身条件实在太差，招办又强烈反对，此路基本不通。从美媒目前披露的涉案人数50人和涉案金额2500万美元来看，应该是“弊案”，而不是合法的“幕后交易”。
同样是不太合格的学生进了大学，捐款从“后门”进到了学校的户头，行贿是通过“侧门”把赃款放进私人口袋。这就是“黑幕”（幕后交易）和“弊案”（行贿受贿）的区别。
此问题，我和一些“有关人士”交换过意见。他们说，从感情上他们都不愿接收这样的学生；但从理智上考虑，接收一个不太合格的学生，换来一个崭新的图书馆或其他设施，将有利于全校师生的教学，这个“交易”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大有“牺牲‘他’一个，幸福千万家”的意思。
美国西北大学（人称“新藤校”）的招办副主任跟我说：“这个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说实话，我并不经常处理这类事务。我们当然欢迎给大学捐款，然而课堂上的位子不是拿来出售的。直截了当地说吧，家庭成员捐款给西北大学并不意味着该学生就一定能被录取。我们希望捐款的目的是更好地建设西北大学，而不仅仅是为某学生能进西北大学。”
这个所谓的“黑幕”，听得我直摇头又直点头。
推荐与“后门”
有人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高考前‘考’的是学生，高考后‘考’的是家长”。
的确，单靠一个干巴巴的高考分数，外加一张有身高体重的体检表，招办怎么能够了解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推荐”是发现和输送人才的渠道之一。中国自古就有“内举不避亲”之说。问题是怎么建立一个运转合理的推荐体系。
在美国，无论是上大学，还是找工作，都得有推荐人。哪怕是租房子，打零工，甚至接养一条狗也得有推荐人。
很多美国推荐人很看重自己的信誉，写起信来一副公正无私的样子。
当然，读者关心的是，高招中的推荐有无后门？
一流大学都要求提供至少两封推荐信。有些甚至指明高三或高四的老师，而且必须一个文科、一个理科。
哈佛除了要求两封高中老师的推荐信外，曾鼓励多提供一封某个“熟悉你的大人”的推荐信，可以是亲戚、邻居、朋友、保姆、小学老师……
达特茅斯学院更“怪”，是藤校唯一要求提供一封“同龄人的推荐信”的学校。
普林斯顿挺“正常”，只要求两封推荐信。但普林斯顿每年都收到许多特殊的推荐信。例如，据《进入大学招生程序》一书披露，有一年，普林斯顿收到了如下特殊的推荐信：
16个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写推荐信（其中一封来自中国）。
10个母亲写推荐信。
11个姐姐写推荐信，其中一个是普林斯顿在读生；9个哥哥写推荐信，其中两个是普林斯顿在读生。
5个祖父写推荐信。
2个姑姨，1个叔舅，1个舅娘给晚辈写推荐信。
1个普林斯顿的校友给表亲写推荐信。
26个普林斯顿校友给非亲人写推荐信。其中，一个是普林斯顿“校董会成员”（校长的上司），该人士一共给4个申请者写了推荐信。
2个美国参议员写推荐信，其中一人信的抬头是：“敬启者”。
1个美国众议员写的推荐信。
印度驻德国大使写的推荐信。
萨摩亚群岛司法部长写的推荐信。
4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的推荐信。
2个其他大学校长写的推荐信。
1个其他大学招办官员写的推荐信。
9个高中校长给不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写的推荐信。
4个老师给不是自己的学生写的推荐信。
1个美国教育部的官员写的推荐信。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而我——包括许多中国读者——不能说是“内行”，但自以为会“看门道”：对“参议员”“众议员”“校董会成员”……这“员”那“员”有没有走后门感兴趣！
据说，有些大学的校长也为某些申请人直接写推荐信到自己学校的招办。
然而，这些这“员”那“员”的推荐信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负责任的，因为他们签署了自己的大名和职务。
美国人也是人，但若明文规定“什么人”不能为“什么人”写推荐信，这些“什么人”一般就不会给那些“什么人”写推荐信。
既然无条文限制，写推荐信就不算违法乱纪。至于，能不能录取，不是我的事。录取的“条条框框”在你们手上，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
其实，中国早有古训“内举不避亲”。如果你认为某人合格，就大大方方地写推荐信。
小布什总统的女儿能不能进耶鲁？
如果她要以Legacy（后面有专门的阐释）的方式进去，她仍然要与其他的Legacy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比条件，包括SAT考分、AI等硬条件。若以捐款的方式进去，也得看他布什家族捐多少钱。
我问过西北大学招办副主任：“根据《招生ABC》一书的披露，美国许多大学对录取名人是有特殊政策的，并明确指出，名人包括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孩子’。当然，录取这些名人也不是无条件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如果布什总统的女儿申请贵校，你们会无条件地接受她吗？为什么？”
他答道：“不，西北大学绝没有这种无条件录取的事情。恕我不能泄露细节，我们很幸运，每年都会有一些大有来头的申请者。他们中的一些被录取了，但许多被拒绝了。这也很像捐款的情况，录取与否绝不简单地取决于父母的名声和地位。”
当然，不少学校明文规定可以录取“名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的儿女被归为“名人”。因此，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去。但招办的人说，这些“名人”也需要达到基本的要求。布什的双胞胎女儿只有一个进耶鲁，这就耐人寻味了！是另一个不愿读耶鲁？抑或没达到“基本要求”？抑或……我曾咨询过关于录取名人的理由。有关人士说：“那是给学校打广告，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合理不合理？见仁见智。剑桥录取过邓亚萍，美国学校也曾录取王军霞。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和理由。我认为，名人有几种，有一种是为国家、民族、甚至人类作出过特殊贡献者，这些人可以考虑录取。但总统或副总统的儿女，是因为父亲而出“名”的“人”，大可不必随意给好处。
总统、副总统的孩子入学，你说是后门也好，不是后门也罢，有明文规定，是照章办事。合不合理？可以争论，但有一条：“合法”。如果你要反对，不要反对“走后门”，而要反对那些把“走后门”规定为合法的“条文”。换言之，牢骚只能是牢骚，要杜绝这类后门，只有想办法去掉这些使走后门合法存在的“条文”。
许多人喜欢请参议员、众议员、校董会成员，这“员”那“员”的给自己写推荐信。有没有效，只有天知道。
《大学招生交易的秘密》的作者，讲述了一个他的女学生的动人故事：
这个女孩负责学校的废物回收。因工作需要，从高二开始，她就与校长、副校长有所接触，并与一清洁工具体执行废物回收。到了高四申请大学时，她需要从这三个人中选一人写推荐信。大家都以为她不是选一言九鼎校长就是副校长，但她出人意料地选了老清洁工。
老人是墨西哥人，没文化，连英语都不太会说。严格意义上说，那位老清洁工的推荐信非常糟糕，不但语法不通，有些句子还词不达意。但他的推荐信告诉人们：这位女生很关心他和他的一家。总是很尊重他，和他一起商量怎么做好学校废物回收的工作，使他觉得自己也很重要——能尽心尽力地参与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活动。
据说，这封推荐信感动了每一个招办人员，有人甚至是含着泪读完这封文法不通、但质朴无华的推荐信。
这个女生的SAT考分只有1320（满分1600），这个分数根本达不到藤校的要求。但就因为这封特殊的推荐信，她被三家“藤校”录取了。
这个故事很动人。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墨西哥族裔？不过，不管她是不是“平权措施”保护的少数民族，从“策略”的角度看，这个“险招”确实独具匠心。在高中生的眼里，校长、副校长高不可攀；但在大学招生官员眼里，写推荐信的高中校长成千上万；写推荐信的清洁工，恐怕百年不遇。因此，才有异峰突起、奇兵乍现的效果。这个女孩敢于舍校长选保洁，光是这份胆识，就足以让名牌大学怦然心动。
我认为：美国的推荐信制度有漏洞和缺陷。比如，学生顾问的推荐信都说了啥，只有天知地知。为了让推荐人畅所欲言，许多大学表明：在学生上学前就会销毁推荐信或有关表格。
用肥皂票，才容易有后门
前面谈过录取的过程和筛选方式。我想，我们可以把战争年代某个知名的说法借过来，优化一下：“宁可‘浪费’三天，不能漏掉一个。”
美国高招的审核程序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如SAT分数很低（虽然芝大等校已不强求SAT考分，但绝大多数一流大学仍要求），高中成绩很差，没什么特长，不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就算你“贿赂”了第一级、第二级审核人员，“过了五关”也无法“斩六将”——你在“审核委员会”或“筛选委员会”的评审中，同样会被刷下来。
本身“不上线”不行；“上了线”，仅贿赂个把关键的人也不一定行；必须贿赂所有的人，包括委员会中那些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难度几近登天。所以，从目前揭露的美国高招弊案来看，只能是一改SAT考分；二伪装成体育特长生。
一般来说，美国人也讲人情。因此，也有走“人情”后门的现象。比如，在允许的范围内，为非常亲近的亲戚朋友开点无伤大雅的后门。但仅限于不犯法的小后门。踩底线去行贿受贿，许多人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所以说，这次是史上最严重的弊案。当然，犯罪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度都会存在。
美国高校招生一般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为了保证这“三公”，社会上还有监督手段：如发现同学的条件不如你（除了Legacy、捐款、因“平权措施”受益的少数民族、体育特招生等情况外），但他被录取，而你没录取，你可以告上法庭，或者在媒体上揭露。2014年，几个白人学生把密执安大学“合法”的“平权措施”告上最高法院。目前，60多个亚裔团体也认为“平权措施”歧视亚裔申请者，正在把哈佛告上法院。
许多美国人认为：为了上大学行贿某些人，非常不值。第一，非常危险，后果非常严重；第二，贿赂额大了不值，还不如直接捐款，小了又无效果；第三，即使贿赂了某些人，也不一定起作用；第四，与其贿赂，不如多申请几家大学，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接收的学校。第五，上大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年上不了，明年上。今年上不了理想大学，明年还可以转学；本科不如意，研究生还有机会。来日方长，完全没有必要铤而走险。因此，这次史上最大丑闻仅33个家长涉案。
想想美国高招审核程序，你可能觉得“似曾相识”？——取消高校毕业分配制度后，各单位“五花八门”的自主招工，不也是看成绩、看表现、看能力、看面试吗？
也就是说，“似曾相识”就是离我们并不遥远。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似曾相识”综合起来，就是美国“高考”招考分离的审核和选拔机制。
既然目前的“自主招工”没有失控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要为招考分离，自主招生忧心忡忡、举步不前呢？
多年前，中国取消肥皂票、布票、粮票、肉票时，人们也担心过抢购风潮、囤积居奇、商店缺货、银行挤兑……实际上，正好相反，恰恰是在使用肥皂票、布票、粮票、肉票时，走后门、托人情无处不在。若我们总是在种种担心的阴影下，就会举步不前、就会仍然使用着肥皂票、布票、粮票、肉票……
腐败现象严重与人的素质不高、法治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有关。只要我们在招生的政策上增加透明度、在审核制度上健全法制，在录取过程中完善监督机制，就完全可以在招考分离中大大减少丑恶现象。
Legacy 情结
Legacy译成中文是“传代物”“遗产”的意思。
Legacy招生政策，是指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在招生时，给校友子女一定的照顾。这不是“潜规则”，但有点遮遮掩掩。
一般来说，申请者的父母是校友，才被看作Legacy。有些学校也把祖父母、甚至兄弟姐妹为校友的，看作Legacy。
美国大学排行榜前20名（偶有公立大学入围）基本上是私立学校。可见，Legacy招生政策在美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Legacy的录取率高度机密、非常敏感，不容易探查。一般在30%到45%之间。常年排名榜首的普林斯顿2010年前后是40%（近年的暂查不到）；哈佛2014年是40%；2018是33%。换句话说，100个Legacy申请者中，约40个被录取。而这两校2019年的录取率分别为7.0%和5.3%。Legacy的录取率是常规的6到8倍。我查不到耶鲁的Legacy录取率，但应该不低于40%。因为，耶鲁的Legacy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5%。100个学生中15个是Legacy，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耶鲁大学最著名的Legacy是谁？老布什，然后，是小布什，再然后，是小布什的女儿！
2001年，小布什应邀回母校演讲。面对人头攒动的毕业生，他说：“你们得了A的，很伟大。得了C的，也不要悲哀，照样可以当美国总统……”
人们哄堂大笑。
接着，他又调侃副手切尼(也曾读耶鲁，但未毕业)：“为什么切尼只能当副总统？因为他没毕业。否则，也照样能当总统……”
我们不知小布什是否是C等生，但Legacy中不乏优异者。他们的特权表现在，当他们的条件与一般申请者一样或相近时，优先考虑他们（虽有名额限制）。
实行Legacy招生政策，既有理由，也有无奈，更有弊端。三者互为因果，互相渗透。
先看“理由”。招收Legacy学生的最根本理由是要围绕大学建构一个巩固的“基础社区”。这些Legacy一代传一代地不断入学不断毕业，一代一代地给学校捐钱。用我们熟悉的俗语来说，就是拉一批最忠诚的“基本群众”。我发现各个学校撒播到全美各地的祖辈相传的Legacy，已有些近乎宗教情结。其实，不光是大学，私立高中、初中，也不例外。甚至公立大学也非常重视自己的Legacy。中国人爱撒“关系网”，美国大学在招收Legacy学生的问题上也大撒“关系网”。一般的大学，因担心生源，不得不搞这一套，还好理解。怎么世界顶尖的大学，也非常热衷于Legacy？确实有些费思量。
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陈陈相因，大家都在一个不由自主的惯性中运动；二是父母毕业于这个学校，其子女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素质，实施Legacy政策，能够一代一代地保持一定质量的生源；三是希望毕业了的成功人士，能“饮水思源”——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学校有所“回馈”。
再来看其“无奈”。学校的运作，需要大量资金。许多学校的人均学生花费比实际公布的要高出许多。因为某年贷款修建体育场、扩建校舍、增加实验室等，怎么能算到当年学生的人均花费上呢？于是，学校一方面是不得不逐年增收学费，另一方面是四处募款。其中，向校友筹款是主要来源。据统计，最好的私立大学的学费为5万到6万美元不等。2018~2019学年，哈佛是50420美元，普林斯顿是47140美元，哥伦比亚是59430美元。实际人均花费要超过学费，超过多少没有可靠数据，不好乱猜。我们暂且不去细究实际超过的部分，光追究实际收的学费，就可看到学校的苦衷和无奈。
以哥伦比亚为例，2014年的学费是49138美元，吃住是11978美元，再加上书本费、日常生活费、交通费等因人而异的花费，若平均5000美元，共约6.6万美元。谈学费必须谈相关的“Need-blind”的招生政策和“Need-based”的资助政策。因为不管你是穷是富，只要你合格，就录取你；录取了你，就得解决学费问题。如你家很富有，自然没有问题；若你家贫穷，除去父母能负担的部分，剩下的学校以资助的形式解决后顾之忧。这个资助包括奖学金、贷款、有偿工作等。比如，奖学金4万美元，贷款1.2万美元，打工薪酬8000美元。那么，你父母每年只需提供6000美元。可是，你无偿获得的4万美元奖学金，哪里来？答案是：主要来自校友和Legacy学生父母的捐款。
2018~2019学年，哈佛有70%的学生获得各种资助，其中的20%因家庭年收入低于6.5万美元，免费入学。前些年，约四分之一的新生为贫困生（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均免费入学。国内有些媒体说：某某获哈佛全额奖学金。这一方面说明该生优秀；另一方面也表明该生家庭贫困。2019年哈佛招1990名新生，光是当年资助这20%的贫困生就是2000多万美元，4年下来是8000万美元，再加上50%的新生4年中获得的各种资助，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学校的“无奈”：不提供高额的奖学金和工资，不容易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包括学生和教授）。为了能给高素质的人才提供高额奖学金和工资，必须向校友募款、必须接受一定数量的Legacy学生。
最后，见识一下“弊端”。祖祖辈辈上同一个学校，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近亲繁殖”。比如，有500个教授在这间大学任教30年，那么，许多Legacy的两代人极可能修了同一个教授的课程。即使孩子没修父母的教授的课程，但父母耳闻目睹的也就是孩子耳濡目染的。
比如，哥大法学院有个传统，课程结束时，教授都有一个演讲，一个让目空一切的准律师们热泪盈眶的演讲。
其中有个92岁的教授说“今天去超市买香蕉，售货员劝我买完全熟的，不要买太生的了……”（一种美国幽默，意思是：担心买生香蕉，香蕉还没熟，老人就会死去了），学生们心一酸，他接着对售货员说“你每次都这样劝我，但是我备了的课还没讲完呀……”
我听了都潸然泪下，等有了孙辈，如果这个教授仍授课，我们能不唱“同一首歌”吗？！所以说，这种陈陈相因，不能说不是一种变相的“文化近亲繁殖”或“学术近亲繁殖”。
所谓“黑幕”，最糟糕、最反动、最令人费解的是Legacy招生政策。什么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大无一幸免地与这个名声不佳的legacy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我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绝对不能学这套。作为财产，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后代要继承，天经地义。但Legacy把“教育”作为遗产——一种世袭的特权，其落后性昭然若揭。
父母上耶鲁，就要把这个“上耶鲁”作为“传代物”传给孩子。从现代伦理的角度看，是“反动”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也是“反动”的。
父母上耶鲁，子女也完全有权利上耶鲁。但把“上耶鲁”作为遗产处理，并作为政策使之制度化，实在不可取。
虽然，有不少大学对legacy作出一定限制，比如，隔代不能享受legacy，但隔代不传并不影响代代相传。另外，这些学校都强调：只有条件相同或相似，才优先考虑校友子女，即便如此，祖孙三代欣赏同一个教授的同一本讲义，祖祖辈辈唱着“同一首歌”、讲同一个故事……从生态学讲，也是畸形的、不健康的。
体育特招生
谈美国高招，不得不谈体育特招生。首先，这是弊案的重灾区；其次，体育特长生是美国高校的一大特色。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美国派出了555名运动员，其中417位为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成员。换言之，约75%是大学生。再换言之，美国大学生雄踞世界奥运榜首。
再来点“花边新闻”：在我任教的大学，谁的工资最高？橄榄球教练！第二才是校长，第三又是体育的冰球教练……
美国高校重视体育，可见一斑！
美国开发最早的是东北部，建校最早的也是东北部，因此，8所藤校全在东北部。1870年后，东北部的各校开展橄榄球和各种运动竞赛。1956年，8所名校正式结成“常春藤联盟”。也就是说，“常春藤联盟”最初是因体育而得名。可见，翘楚“常春藤”亦是体育运动被看作香饽饽的注脚。
前面谈到的藤校计算AI（学业指数）的“秘密计算公式”，最初就是用来计算“体育特招生”的学业指数的。现在，是不是每所藤校都用AI来指导自己的招生？倒不一定。但这个公式被用来计算“体育特招生”学业指数的下限，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比如，某年藤校规定各自的“体育特招生”的AI的下限为169。
AI为169，则意味着：SAT和SAT II的各门考分都在600分左右（满分1600），CRS（学校排名点数）是49，即排名在70%以后。显然，这个学业指数有点惨不忍睹。
若某校想招一名AI在169以下的体育特长生，该校必须将该生的申请材料带到藤校招办主任联席会议，进行必要的说明，并必须获得会议的批准。
若该体育特长生的“特长”不是非常突出，学校一般不愿让自己处于“三堂会审”的境地。更何况，藤校之间又都是竞争对手。被对手“审问”的滋味儿，恐怕不太好受。
所以，最近弊案披露的体育特长生基本都没敢糊弄藤校，而是混到南加大等校去了。至于藤校唯一涉案的耶鲁女足教练，是怎么蒙混过关的呢？虽然没看到作案细节，但也不难“破案”。一、该女生不是运动员，可想而知其AI会高于藤校“体育特长生”的下限，因此藤校招办主任联席会议拦不住她。二、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入学后，收了40万美元的教练，怎么帮这个不会踢球的“南郭先生”混下去呢？好办呀，以受伤为借口不参加球队训练，不就蒙混过关了吗？
各校都有专人主管“体育特招生”的工作。教练们亲自四处寻访、面试“体育特招生”。在一般的申请者还忐忑不安地翘首以待录取信件的前一两个月，就会先给“体育特长生”发出试探性录取通知。目的是安抚他们，稳住他们。许多学校为这些“体育特招生”设有专门的奖学金。
实际上，“体育特招生”也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体育特招生”，到校后，即插即用、上场拿分。这一类人的AI可以比较低。第二类是装门面的，是板凳队员，这类人的AI较高，是拿来平衡第一类人的低AI的。
我攻读博士时，隔壁住一橄榄球队员，我儿子矿矿管他叫“大个子叔叔”，是他自己交的第一个美国朋友。当时，儿子还不会说英语，想跟“大个子叔叔”说些什么，就回家问我们，然后，再背书般地到隔壁去“交流”。矿矿的飞碟技术是跟他学的。有一次，飞碟打中鼻梁，直流血，儿子也不哭。至今鼻梁还稍隆起。每每提及，我总是安慰妻子：鼻子高点不是更帅吗？
当时，我做TA（教学助理）。有一天，我看到大个子到我对门办公室去见另一个做TA的博士生。他见了我，表情有点不自然，我就没吭声。
他走后，我故意问那个TA：“个子那么大，打球的吧！”
TA摇摇头：“打橄榄球的，真头痛！”
过得几天，大个子问我：“你认识那个TA吗？”
我说：“认识！”
大个子想了想，欲言又止。
后来，大个子去了另一个学校。矿矿伤心了好几天。
矿矿这个“忘年交”，属于上场拿分的“体育特招生”。我估计，AI可能不会太高。
美国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视体育？
首先，体育运动丰富了校园生活。体育运动对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能形成崇尚竞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氛围。国内校园，一抓一大把戴厚边眼镜的“豆芽型”书生。打开电视机，频道换来换去，老是女性化的“小鲜肉”。美国校园文化可能有偏颇，但中国的校园文化确实需要强烈呼唤走出教室的男子汉！当然，除了崇尚竞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氛围，体育运动还能增强学校的集体荣誉感。
其次，又回到钱的问题。体育运动的门票是学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最能“掏”那些大款校友的“腰包”。比如，矿矿的高中拿了州里的篮球冠军，人们又哭又笑……趁那些大款校友“神志不清”又“头脑发胀”时，校长提出来扩建体育馆，那些高兴得找不到北的大款校友们，恐怕还会背着老婆拍胸口主动加码。总之，体育运动是筹集捐款的重要手段。
最后，体育运动能给学校带来声誉和荣誉。美国有大约3500所大学，除了那100来所人人皆知的最著名大学，谁知道谁呀？这样，体育运动就成了最有效、最便捷、最轰动的提高学校知名度的手段。难怪矿矿的高中得了州里的篮球冠军后，他回家没几句话，就说：“明年一定有很多新生申请我们学校……”
看看美国名校招生，除了Legacy学生、享受“平权措施”的“少数民族”学生、体育特招生、国际学生，再加上父母捐款的学生，名人学生等，剩下的正常的招收名额已不多。比如，当年有13600人申请某大学，该大学打算录取1700人，录取率为12.5%。其中，2000人申请“提前录取”，600人被录取。这样，还有1100个名额。在这1100个名额中，有约200个是享受“平权措施”的“少数民族”学生，200个是Legacy学生，200个是体育特招生，100个是国际学生，若干个捐款生和名人学生。除了这些“陪读生”，只剩下不到400个名额给“正常”录取的学生。毫无疑问，这400个被录取的学生才真正是最出类拔萃的高分高能的英才！
当然，美国名牌大学众多，就是2019年排名第47名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也有16个诺贝尔奖得主。因此，这个学府收几百，那个学校收几百，出类拔萃的英才仍然有自己的归宿。前100名的学府，平均每个大学收400人，美国的精英就被基本囊括。
用一块巨石雕一勇士，没有脚下的碎石，勇士怎么凸显？我们也可以把legacy学生、体育特招生、“平权措施”受益生等，看作一支运动队必不可少的“陪练”和“板凳队员”，看作一种必须的“生态平衡”，看作铺垫勇士的碎石……
比喻可能不太中听，但是否也有些道理呢？
奎茨博士是“公立常春藤”名校的迈阿密大学著名教授，曾任系部招生委员会主席。我曾跟他谈到：在中国，人们对改革高考的最大顾虑，就是担心如果不以分数高低为录取标准，就会出现“走后门”。假如像美国高招一样，在录取过程中加入一些主观的、无法量化的标准，人们担心将会出现许多欺诈的和难以解释的录取决定。
奎茨博士的一番话很有意义，用作此文的结束语：“尽管我们有理由担心使用多种标准的高校招生会因特权孳生腐败；但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大学招生也并不能防止因特权而产生的不公平录取。
美国名校面临的不是从顽石堆中找玉，而是从玉石堆中发现我们需要的美玉，决定选哪一块、留哪一块。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公式去计算每一块玉石的各种指标。但是，其结果将是你得到的玉石几乎都差不多。假如你的目标是去重制一模一样的小玉器，即便你得到的玉石有点点差别也还将就得过去。然而，假若你的目标是创造千姿百态的精美玉器，你必须去挑选各种形状、尺寸、色彩的玉石。大多数美国高校招生办的人员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使用一套宽泛的录取标准而不是单一的高考考分，将出现丑陋的现象，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主流。”
（作者为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中美教育与文化比较专家，在中国出版《“玩”的教育在美国》《高考在美国》《素质教育在美国》等书）
黄全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