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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人们在朋友圈常常能看到众筹治病款，用户点点手指即可捐款表达爱心。但仍有不少人心存质疑，遇大病网上众筹靠谱吗？自己在网上捐赠能真正帮助到求助者吗？
对于一些社会企业创业者和投资者而言，能取得自己预期的回报吗？
4月12日，首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报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简版）在北京正式发布。调查表明，商业投资机构在影响力投资中能够兼顾财务和社会影响力的回报，两方面的回报都没有出现低于预期的情况。受访商业投资机构大多数实现了与预期一致（50%）或高于预期（20%）的财务回报；而在社会影响力的绩效上，70%的商业投资机构实现了高于预期的回报。
2016年4月15日，沈鹏从美团辞职后创立水滴公司。他放弃了管理6500人的岗位，决定通过互联网做一件普惠的事，初衷是“用互联网科技帮助推广大人民群众有保可依，保障亿万家庭”。在他眼里，决定人类命运的方向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所承载的人性温度。
早在创业之初，公众的善意就超出预料。当时，沈鹏仅仅是和老同事、同学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大家就自发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通过搜手机号找到沈鹏支付宝账号）支持他，一笔又一笔的钱到账后竟有800多万元。再加上腾讯等专业投资机构的钱，水滴公司第一笔融资就融了5000多万元。
高额融资带来的高估值和信任随之带来了压力。水滴公司的创始团队开始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他们发现，2016年中国的健康险渗透率低，大的保险公司瞄准的是团体用户和中产家庭，年轻人和三四五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并未得到关注，他们购买保险最犹豫但遇到大病压力也最大。
他们选择了这条大公司看不上的“废弃赛道”。给自己定义了“广义的健康险”，并开启了三个业务：一是水滴互助，是真实可靠的互助社群，人们相互保障，共同抵御重大疾病、癌症的风险，将互帮互助的观念互联网化；二是水滴筹，遇大病免费筹款，由平台支付手续费；三是水滴保，对接保险公司提供健康险销售服务。
对于公众接触最多的水滴筹，沈鹏表示，水滴筹自成立之初就坚持不收筹款服务费、手续费，不强制捐款者绑定手机号，建立比较重的审核团队。“一个人都沦落到治不起病要筹款了，他已经很困难了，如果要再去向他收取筹款手续费，我们觉得心理上说不过去”。
为了保证真实性，水滴筹在不停迭代，例如通过亲朋好友认证、接受实时举报，接受举报后快速验证，如果发现筹款人有问题，只要没有把钱拿出来，就可迅速退回捐款。沈鹏在内部强调三大组织能力：第一，基于微信的社交传感能力；第二，大数据运用能力；第三，线下服务能力。
沈鹏透露，仅上个月，健康险的单月光年化保费就卖了3亿多元，佣金使得水滴公司旗下的保险基金公司可以自负盈亏。水滴互助业务至今上线了3年，活跃的用户有7000多万人，给2000多个家庭累计援助赔付了3亿多元。水滴保成了中国主流保险公司优先选择的互联网合作伙伴，用互联网渠道帮助保险公司触达三四五线城市。
2018年3月底，水滴公司正式对外宣布完成B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近5亿元。四川凉山发生森林火灾，水滴公司联合四川红十字基金会，13小时筹到了300万元。沈鹏说：“我们更像是一个带有商业属性的社会企业，不仅提供了就业和缴税，也用我们的业务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像水滴公司这样的企业在我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它们借助市场手段、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简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介绍，这次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对中国社会企业规模的估算采用了高低两个方案，低方案估算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数量为1684家，员工总数近8万人，2017年总收入约为93亿元；高方案是无意识的社会企业，其数量有175万家，员工总数为1923万人，2017年总收入约为22143亿元，相当于同年中国GDP的2.68%。
从领域来看，社会企业服务广泛，在教育、社区发展、就业与技能、环境与能源、医疗与健康、老年服务与产业、扶贫、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次调研受访的367家社会企业服务对象总量近12亿人次，其中弱势群体在各个社会企业服务对象中的占比平均高达33.3%。
91.6%的社会企业从事市场经营活动，84.5%的社会企业2017年度利润用于再投资，61%的社会企业规定禁止或限制利润分配。同时，多数企业财务健康，2017年36.2%的社会企业实现了财务收支平衡，20.5%的社会企业实现盈余。
邓国胜认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运营特征，不忘初心，弘扬公共价值。包括无意识的社会企业在内，中国社会企业对社会经济贡献很大的，在教育社区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投资领域，调查表明中国社会投资的三个主体分别是政府类公益创投、基金会和商业投资机构，最为关注教育与培训、健康与医疗（包括医疗服务）等领域，大约46%~55%都在教育与培训、健康与医疗领域开展了社会投资。
社会企业是舶来品，中国的社会企业是否在追求公益的同时也不忘商业回报？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荣誉理事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中国社会企业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为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邓国胜也持同样观点，他发现中国的社会需求特别大，而且中国的企业在“互联网+”方面有很大的的优势。
本次对社会企业行业政策环境的研究也表明，在教育领域、养老领域、医疗领域、扶贫与三农领域、文体领域、科技与互联网+领域、环保领域、助残领域等，各相关部门均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政策空间。2018年，北京、成都、深圳福田区等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领域的政策，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