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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麻栗坡县坝子雷场上，一截断裂的老树边，焦黑的土地在浓雾中若隐若现。
生活在这里的边民每每路过，依旧心痛不已。2018年10月11日，27岁的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在这里因执行排雷任务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雷患已经排除的山坡地，眼下已经种上茶树。提起杜富国，乡亲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他：英雄。
如今，正在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接受康复训练的杜富国，已经学会了独立吃饭、写字、做平板支撑……在跑步机上，他的3000米跑步成绩是13分08秒，达到了部队考核中的合格标准。这位一等功臣希望锻炼好身体，早日回到部队。
“我要去扫雷”
改变杜富国一生的那个决定，发生在2015年6月。
当云南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任务正式下达时，24岁的边防战士杜富国想也没想就报了名。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扫雷是什么，只知道这项任务比巡逻更直面生死。
“那天他说，‘张中君去挖地雷了，我也要去挖地雷’。”同在扫雷大队的同年兵张中君清楚地记得杜富国在报名前说的这句话。
在杜富国心中，危险意味着更大的付出与奉献，而军人的荣誉从来都源于此。
2011年3月，滇南边陲细雨蒙蒙，薄雾笼罩着中缅边境最险峻的边防线之一。33号界碑就竖立在这片区域，云南省军区原某边防团官兵称这里为“巡逻禁区”。
“列兵不能参与33号界碑的巡逻”是团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刚下连不久的杜富国为了尽快和老兵们一起巡逻，几乎没有午休过。很多战友都看见过，杜富国举着哑铃跳台阶训练的情景。
两个月后，劈开遍地荆棘，翻越陡峭悬崖，杜富国成为团里第一个到达33号界碑的列兵。
但边关不只有崇山峻岭，还有昔日战火遗留下的雷场。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所属的边境线上，画着黑色骷髅头的禁区标识不时可见，战争让这里的发展比内地迟缓了近30年。当看到距离边境线仅3公里的富宁县沙仁寨，87名村民被地雷炸得只剩78条腿，杜富国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还百姓一片安宁。”
刚进入扫雷大队时，队长发现他厨艺不错，有意安排他当炊事员，但他仍选择到一线扫雷。
散落在雷区里的地雷数以万计，每一枚都有随时爆炸的可能，想要走近它们必须经过严格考核。
杜富国是初中文化水平，第一次入队摸底考试只得了32分。“他是唯一一个被特许用拼音答题的。”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说，杜富国的考卷上有很多字不会写，只能写拼音。杜富国每天等连队熄灯后再爬起来看书、背书，那些标画得密密麻麻的书，很快就被翻得起了卷。
把铁钉、石块、弹片等混合埋设，用斜放、混合、覆盖等方法增加难度，这是杜富国在训练中给自己模拟的雷场环境。拿着细长的探雷针，他每天要戳几万次，以求通过不同的反馈振动培养自己手指的感知能力。从训练场下来，杜富国的手指总是被戳肿，筷子也拿不起来。
凭借综合性考核课目全优、熟练掌握10余种扫雷方法的硬本事，杜富国拿到了执行扫雷任务的“通行证”。
“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杜富国在请战书上这样写道。
“这样，我就有资格做得更多一些”
有人说，排雷兵是和平年代离死亡最近的人。在麻栗坡县，近年来因触雷有2000余人伤亡，杜富国执行扫雷任务所在的猛硐乡，全乡360多名残疾人，60%是生活中因触雷致残。
这些掩埋在地下的地雷、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人踩上去一旦引爆，“轻则致伤，重则致死”。
在扫雷大队，杜富国有一个绰号叫“雷大胆”。2016年5月，杜富国与小组长许猛在马嘿雷场发现一枚59式反坦克地雷，掩埋在松散的泥土下，顶盖足有脸盆大小。
“班长，让我来！”不待许猛回答，杜富国已经拉下面罩，走上前“抢位”排雷。当他轻轻用毛刷清除掉伪装层，才发现这是一枚已被预先处理过的诡计雷，原本200公斤以上的重量才能压爆，如今步兵一碰就炸。
40摄氏度的高温下，穿戴着10多公斤重的防护服，杜富国跪趴在地上，全神贯注清理浮土。10分钟后雷被取出，再站起来时，汗水早已浸透了防护服。这是大队排出的第一枚反坦克地雷，杜富国特意捧着它拍照留念。
其实每个排雷兵都知道，在雷场上没有真正大胆的人。杜富国抢着干，是因为想让战友远离危险。
班长刘贵涛说，和杜富国一起扫雷，听到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班长，你休息一下吧，让我来”，有时让到一旁，他还会说“退远一点，再远一点”。
扫雷大队官兵延续着一种传统：遇到困难时，普通战士退后，干部、骨干和党员先上。
2016年，杜富国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入党的人，也是其中唯一的非骨干排雷战士。谈起申请入党的理由，杜富国的回答是：“这样，我就有资格做得更多一些。”
在这片“战场”上，高温炙烤着官兵们，破碎的弹片和地雷到处都是，即便在悬崖陡坡上，探雷针打开也会响个不停。
3年时间，扫雷官兵们在约59.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19.85万枚。
被炸伤之前，杜富国累计出入雷区1000余次，拆除2400余枚爆炸物，处置各类险情20余起，是扫雷队排雷最多的人之一。
扫雷大队官兵们都说，杜富国“手很巧”。转运、处理爆炸物也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作为连队的“三小工”，他主动提出制作盛装爆炸物的沙箱，根据每种爆炸物设计相匹配的卡槽，以便固定那些炮弹、手榴弹，避免运送过程中爆炸物因碰撞而被引爆。
雷场上，杜富国发明的“田字切割爆破法”将土地分割成数个小块，几个排雷小组同时作业。如今开赴中缅边境扫雷的队伍，依然在延用这种扫雷方法。
“他就像大队里的一盏灯”
2018年10月11日，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被浓雾笼罩。这里一年300天以上是大雾天，近60度的斜坡上甚至看不清隔壁扫雷小组战士的身影，只能听到无数探雷针在山间鸣响。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杜富国和同组的同年兵艾岩发现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大、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根据以往经验，这下面可能埋着一个雷窝。
接到检查有无诡计装置的指令后，杜富国作为组长命令艾岩退后，并小心跪在地上，按照流程着手清理浮土。
爆炸就发生在这一刻！
14时39分，冲天的火光伴着一声闷响，眼前的手榴弹突然爆炸，杜富国下意识倒向艾岩一侧，接着就是巨大的冲击波和无数弹片扑面而来。
张中君在斜坡的另一面，当他向着爆炸的黑云方向冲过去时，只看到一个血人倒在地上，厚重的防护服被炸成棉絮状，而艾岩安然无恙。
张中君和其他3位战友搬抬杜富国时，一度无从下手。双眼、手臂、大腿、胸前、腹部，看得见的地方都炸伤了，一块破碎的弹片划过杜富国右颈，血流不止。
“百十来米的下山通道，所有人都在喊慢点，怕颠到富国，我们抬着却越跑越快。”时隔6个月，张中君仍不愿回忆那一刻。“太痛苦了，我就怕他回不来了。”
下午17时，杜富国被送到麻栗坡县人民医院，当天就做了眼球摘除手术和截肢手术。随即被转移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26医院。
爆炸发生后的黄昏时分，猛硐乡下起蒙蒙细雨，营区内一片沉寂。晚饭时，餐桌上多了一盘凉拌折耳根，那是上午杜富国采摘的，说要带回来给大家晚上加个菜。
折耳根在桌上摆了很久，食堂内谁也没有动筷子。有人冲出屋去，在雨中放声大哭。
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杜富国问的第一句话是“艾岩怎么样了”。最初的1个月里，每每有战友去看望杜富国，他总会说：“你们多给我带些牛奶和肉，我多吃一点好得快，能早点回去。”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严重的炸伤，也期盼着重新回到作业的雷场。
11月17日，受伤后1个多月，杜富国终于得知了自己永远失去双眼双手的消息。
“我知道了，你们放心，给我点时间让我适应。”沉默片刻，他开口安慰围在他身边的亲友，声音有些颤抖。
同时失去视觉与最灵敏的双手，杜富国的恢复不只是装上义眼、假肢这么简单。为了能够独立生活，他一遍遍练习用断臂去摸索，靠声音去判断。
如今，杜富国已转移至西南医院接受康复训练。不需要搀扶，能够独立在户外跑步，是杜富国给自己定的下一个目标。这个90后年轻小伙依旧爱笑，喜欢唱歌、吃重庆火锅，在意穿着整不整齐。他买了一台智能音箱，开始每天听书。
2018年11月16日，扫雷大队官兵手拉手趟过雷场，将最后一片安全的土地移交当地政府。一个月后，大队官兵再次递交请战书，带着杜富国的扫雷心愿奔赴新的扫雷战场。
“他虽然不在雷场，但就像大队里的一盏灯。”时任扫雷大队政委周文春说。
病床上的杜富国几乎每天都会询问扫雷前线的消息。他等待着装上假肢、戴上义眼的那天。到那时候，他要重新回到部队，再为人民做些事情，还要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西南医院的操场上，八一军旗前，眼覆白纱的杜富国站在阳光下，郑重地敬了一个无手的军礼。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郑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