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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黑色的5月过去，今年攀登季珠峰死亡人数为11人，没受天灾影响的数据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仅次于1996年山难、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
“根据相关探险公司和政府联络官提交的报告，死因包括高海拔、不利的天气、偏短的窗口期、登山者体质弱、突然昏迷。”近日，尼泊尔旅游局发布声明表示，“拥堵”并非是2019年春季登山季在珠峰南坡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并透露已成立一个5人小组，在专门评估现有登山政策之后将作出改革，以解决登山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天气导致窗口期被压缩，希拉里台阶“堵车”的影像伴随不断刷新的伤亡数字，瞬间冲击了外界对珠峰认知的真空地带，令本身具备“热搜体质”的珠峰从5月底便开始“霸占”社交媒体热搜榜。
“拥堵”“伤亡”“失踪”“昂贵”沸点不断，“珠峰”像一个在舆论的杯子里沉浮的茶包，迅速析出苦涩，供众人品尝，直到登山季进入尾声，煮沸的新闻成了隔夜茶，这场声势浩大的围观如预料中散场。
“每年登山季大家都会集中关注、讨论，登山季一过热点很快就过去了。”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已经熟悉珠峰的新闻传播规律，在他看来，一年一次的匆匆聚焦背后，不可忽视的是大众对珠峰攀登了解有限，因此，他希望新的传播手段介入，除了刺激大众对珠峰攀登集中关注外，还能真正督促管理部门和从业者反思，更成为让大众了解登山、塑造正确登山观念的好时机。
“拥堵”是一个放大镜
南坡通往珠穆朗玛峰顶的希拉里台阶上，排满密密麻麻的登山者。由登山者尼马尔·普尔亚拍摄的照片最先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哗然，“珠峰上也会排队？”
亲历了拥堵的环球旅行探险家汝志刚用视频给出了更具象的现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视频里像在持续不断倾倒大量鹅卵石般刺耳的风声被播放了1300万次，这组晃动的镜头也成了各大媒体视频引用的主要来源。
“珠峰像一把汤勺，希拉里台阶就是勺把。”汝志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如此形容珠峰登顶的最后一道关卡——这是从珠峰南峰到珠峰最高点之间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约12米高、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一侧为冰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5月22日，汝志刚和近200名攀登者在此“遭遇”。
清晨5点左右，他抵达“希拉里台阶”底部，“上行和下撤的人正好撞上了，当时约有五六十人堵在一起。”在底部待了一个半小时的汝志刚，用视频记录下“勺把”上排队等待冲顶的人，红色、蓝色、橙色、荧光黄……不同颜色一个挨一个呈点状贴着山壁从顶峰蜿蜒下来，大风和缺氧的山巅，彩色登山服是辨认人最简单的方式。
等汝志刚攀到高处再往下拍，刚才蜿蜒向上的彩色线条变成了缤纷的一团，人的姿态也清晰起来，有的攀登者已经失去可以依靠的山壁，只能用手抓住绳子，膝盖顶在雪里，单脚撑在石头上，拥堵严重时，这样的姿势得保持个把小时。但没有人敢在这个高寒地段“超车”，“一旦解开扣紧路绳的安全带，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几千米。”
尼泊尔时间5月22日清晨7点26分，汝志刚顺利登顶珠峰，他“噗通”一声跪在群山之巅，五彩的经幡喇喇作响。从出发到登顶已经过去10多个小时，体力接近极限的他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回去，比什么都重要。”
攀登中最痛苦的时刻出现了。下撤时，汝志刚被堵在一个坡度大约40度的光滑冰壁上，脚下的冰一踩“嘎吱”成了碎渣，为了不伤到下面的攀登者，他只能将冰爪扣进冰壁，蜷缩着双腿，手紧紧地抓住路绳，“不到十分钟，脚就麻了”，焦虑降临，“我们像傻瓜一样等着命运的安排”，他期待有靠谱的夏尔巴出来指挥一下“交通”。
有向导给出建议，“让下面的人先上去两个。”汝志刚贴在冰壁上，向上的攀登者一手抓紧路绳、一手解开安全扣，小心地从他身边绕过去。又堵了近一个半小时后，他终于走下了希拉里台阶。
返回大本营后，汝志刚连上营地的Wi-Fi上传了视频，他曾用短视频专门介绍，在海拔5334米的地方，10多秒视频得传一两个小时，为了满足记录珠峰攀登的愿望，他还花200美元买了10GB流量。
没有雪崩、没有地震，尼马尔·普尔亚的照片以及汝志刚的视频，让外界迅速把“拥堵”和惨烈的伤亡数字联系在一起。耸动的新闻标题和激烈的言论，让大众对攀登珠峰的质疑声不断发酵，“有钱人”“玩儿命”“不考虑家人”“不环保”等标签也出现在汝志刚视频评论区里，但他也注意到，这样的评论同样有人反驳，为他点赞的人依然存在，“有人是想真正了解登山的”。
“死亡不是因为人太拥挤，而是因为人太固执。”对本次南坡伤亡众多，已经24次登顶珠峰的的高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对新华社表示，最近几年，由于登山人数不断攀升，在峰顶附近等待冲顶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排队等待上顶和下撤的情况，等待时间过久，登山者的脚和手可能会冻伤，但这并不必然导致死亡，“那些固执和不听从向导指挥的登山者会死亡。他们只在乎爬到峰顶，而不在意其他因素。”
凯途高山的文章也引用Alan Arnette在《喜马拉雅登山论坛》上整理的数据表示，截至5月29日统计到的11起珠峰死亡事故中，有4名印度登山者死于高海拔病症，或许会与通过海拔超过8000米区时，因为拥堵导致的长时间和行进速度太过缓慢相关。不可否认，“拥堵”并非直接原因，但也让登山者消耗了更多氧气，增加了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负担，只不过对于超过12小时冲顶成功的登山者而言，并不完全是因为拥堵才消耗至那么长时间，“拥堵背后，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章指出，按照正常攀登者的速度，4号营地可以5小时到达顶峰，下撤回C4大概2小时，部分已故登山者用时10～12个小时去往顶峰，再花费4～6个小时返回南坳后死亡。一些遇难的攀登者在7300～8844（8848）米地带攀登了16、18或甚至是20小时，这超过了人体承受极限。
“攀登珠峰的风险首先在于高海拔缺氧环境下导致的高山病，严重的包括肺水肿、脑水肿，最快会在24小时内导致死亡。另一个主要风险在于暴风雪、雪崩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极易导致登山者出现冻伤、体能衰竭、滑坠、掉入冰裂缝、失踪等危险情况。”在王勇峰看来，今年在珠峰南坡出现的伤亡问题很多都是因为攀登者个人能力不够、体能衰竭造成的。
“拥堵”像是一面放大镜，把登山者的心态、经验、目的、性格统统拿出来检视一番，随着人数上涨而不断提高的风险便悬在稍有差池的人头顶上。
减不下来的数字
攀登珠峰有南北坡之分，北坡从中国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出发，严格要求的登山者有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顶经历，唯一一家登山公司把价格定在45万元。而南坡从尼泊尔昆布地区出发，据汝志刚观察，当地可供登山者选择的登山公司有几十家，因此价格从3万美元到近10万美元不等，官方基本没有可以明确限制登山者的门槛，“基本上只要给钱就能登”。
登山成本将南北两坡的登山人数差距越拉越大。
根据尼泊尔旅游部数据，2019年有37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获得珠峰攀登许可证，其中87名印度人，69名中国人，68名美国人。加上登山向导及辅助人员，从南坡攀登的人数约为1000人。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扎西江措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登山协作及向导在内，北坡共接待登山者362人，其中，国内登山者为12人。
从北坡登珠峰的人数约是南坡人数的三分之一，“北坡基本控制在了一个很合理的范围。”王勇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从安全方面还是环保方面考虑，珠峰的承载力都是有限的，“目前，南坡一侧的人员数量几乎等于珠峰两侧相加可承受的总量。”
对此，中国登山协会曾多次利用国际登山联合会、国际攀岩联合会召开会议的机会，与尼泊尔登山协会积极沟通，建议其根据珠峰承载力合理控制攀登人数。然而，根据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秘书（常务副部长）莫汗表示，为解决拥堵、保护登山者安全，政府考虑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安装更多攀登绳索，改善这条单行道；与此同时，对所有从大本营出发的登山者，进行强制体检。但对于限制攀登人数的呼声，多位政府官员表示，单纯控制数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尼泊尔方面也意识到，南侧登山者不断增多将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王勇峰表示，尼泊尔政府很早就关注到，长时间的人类活动会加速冰雪融化，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是南亚17亿人口的主要水源，但现在过快消融的冰川，可能会给尼泊尔等国家带来灭顶之灾。
可为何尼泊尔在控制攀登者的数量问题上迟迟不肯落笔呢？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通过媒体发布数据显示，西藏2019年春季登山季期间，登山产业通过雇佣当地村民参与牦牛驮运等方式，带动山峰所在地农牧民群众增加经济收入约457万元，另为当地食宿、交通创收约200万元。登山产业持续惠及地方、惠及于民。
与北坡用车载至大本营不同，南坡的攀登者需要从加德满都乘飞机到海拔 2800米左右的卢卡拉，然后从卢卡拉开始经过6～7天徒步抵达珠峰南坡大本营，返程也需要近4天，“少一个攀登者11天的吃住行消费，对沿途老百姓而言就是一笔巨大损失。”相较而言，攀登者带来的消费在南坡不仅“惠及于民”，更有“赖以生存”的色彩。
这笔收入，对高山向导更是如此。据凯途高山联合创始人强子介绍，在尼泊尔运营登山公司，聘请一名国际高山向导的费用约为1万美元到1.5万美元，登山成功后客户还会给向导1500美元小费。王勇峰表示，尤其对依靠高山作业生活的夏尔巴而言，在登山季一个月的收入约是日常的10倍，通常一年的收入就指望这两个月。
况且，此前，珠峰南坡的雪崩和尼泊尔地震阻挡了不少攀登者的步伐，这让对登山旅游业依赖度极高的当地政府和民众，在近两年更加渴盼着登山者的到来，因此，今年南坡攀登者数量已达历史之最，这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
夏尔巴是一个民族的称呼，他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分布在尼泊尔、不丹、印度、中国的西藏地区等地，大部分夏尔巴人以做高山向导为职业。每年珠峰攀登旺季来临前，他们就需要在通向峰顶的路上架设安全绳、在冰裂缝上架梯，在攀登过程中，他们要负责扎帐篷、做饭、带路、背行李、运送氧气瓶等工作，最关键是攀登者遇到危险时进行救援。
“夏尔巴可以成为好向导，未必能成为好的管理者。”一位资深山友表示，近5年来，尼泊尔当地的商业登山发展迅猛，原本西方探险公司占比较多，但近年本土公司如雨后笋出现，不少是有向导经验的夏尔巴在组织运营，“他们未必擅长管理、协调、后勤保障。”
强子透露，本土小公司的出现，还以低价吸引攀登者，不少本身就缺乏登山经验的客户因此“中招”，没有足够的氧气、训练不到位、客户对山上的风险了解不透彻或是组织出现决策失误，最严重的就是在关键时刻，夏尔巴无法伸出援手。
强子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尼泊尔服务珠峰的夏尔巴有1000多人，但拥有全球公认的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盟（IFMGA）认证的国际高山向导仅50人左右，“有的夏尔巴可以帮你背3个氧气瓶、背50公斤物资上山，但当你需要紧急救援时，他未必能帮你。”因此，解决尼泊尔本地人从业资质和专业技能考核，正是强子对尼泊尔政府完善登山政策的期待。
8000米以上没有道德？
“出意外的话，后事怎么处理？火葬还是水葬，等等。”登山前，汝志刚签订了“生死协议”，买好保险，还填了一份问卷，问卷里的这道题目“你可以不回答，有的人就是自信一定会活着回来”。
可今年南坡重大的伤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如潮水般涌向南坡的登山者中，缺乏经验的登山者正在增加，而在竞争中提供“保姆式服务”的登山公司，也让这些初生牛犊的登山者对向导盲目依赖。
国际登山联合会安全委员会成员阿米特·乔杜里曾批评越来越多的登山者没受过训练，而是依靠向导来完成所有工作，他觉得，看攀登珠峰就像看科罗拉多河或印度恒河上的漂流，“漂流者是导游，其他人只是坐在那里的乘客”，因此，“攀登珠峰不过是一次有导游的登山之旅。”
但这样的说法，容易被忽略弦外之音，反而忽视了攀登珠峰的困难。加之市场对珠峰的特殊偏爱，让世界上其他山峰设立的门槛、赋予向导制止登山者登顶等权力都显得乏力，“在珠穆朗玛峰，你可以在加德满都的大街上雇一个夏尔巴人，或者你的旅行社直接拉个人就告诉你‘这是你的夏尔巴人’，就这样。”乔杜里建议，成立一个由国际登山组织组成的珠峰提名委员会，审查申请者的目标和之前攀登的经验等等。
王勇峰提出相似意见并表示，今年登山季的死亡数据中没有中国登山者，从南坡启程的人全都安全下撤，可近年前往尼泊尔登山的中国山友日益增多，中国登协期望通过共建救援体系、提高准入门槛等方式保障中国山友在海外登山的安全性。
从报名数据可见，印度、中国、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登山者正在涌向珠峰南坡，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新手攀登者，给尼泊尔经济带来了活力，也给珠峰攀登埋下隐患。
“中国攀登者全部平安下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保障到位，不代表攀登者的理念和意识已经成熟。”强子表示，没有死亡不代表没有救援，“很多客户把所有的力量和力气都用于冲击顶峰，最后没力气走下来，有的客户是救援人员上山背下来的。”
对于乔杜里的说法，强子持另一种观点，“商业登山的出现降低了珠峰攀登的安全风险，如果没有商业登山，珠峰的死亡率远远不止今年这么多。”他以中国山友举例，客户和向导的配比均为1∶1，同时还有后备人员支持应急救援，“产生事故的登山者，有的是和别人组队，共用向导，保护程度有限。”只不过，再多保障都很难解决个人的根本问题，“体能、意志力都是自己的，想依靠夏尔巴登顶是非常危险的。”
在国内，由于市场上长期缺乏攀登雪山相关专业机构，早期的登山者对相关知识的收集较为匮乏，“铤而走险的不少”，随着近年登山运动的普及推广，以及网络时代信息搜索便利，大家慢慢地开始端正登山心态，“但很多中国山友对雪山还是缺少一些敬畏，也缺少自我认知，缺乏平时的努力和积累。”
“攀登珠峰至少要有4～5年的登山经验，才能提高攀登过程中的安全性，现在的很多事故都是因为攀登者缺乏足够的高海拔攀登经验与能力造成的。”王勇峰表示，登山本来是一项需要耐心、循序渐进的运动，但“急速”寻求登顶圆梦的人让外界抓住了质疑攀登珠峰的尾巴，“不可否认，一些不合格的客户被吸引过来了，他根本不具备登山的实力，他根本不知道登山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
“8000米上没有道德。”这句流传在登山圈里的话，用没有人情味的口吻输出了极具人情味的道理——“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黎巴嫩登山家法蒂玛·德里安对BBC表示，在她登顶的路上，缺少经验的登山者渐次在她眼前倒下，气温骤降、氧气也快耗尽，大约150人被架在同一条安全绳上，“越接近顶峰压力越大，一些人失去了体面。很多人都很恐慌，在担心自己，没有人想到那些真正崩溃的人。”德里安说，“大家都需要氧气，如果伸出援手，死的就可能是自己。”她被道德感煎熬，也因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而埋头前行。
在强子看来，8000米以上的山峰，很多东西都能靠钱买到，体能不行。为了完成无氧登顶8516米的洛子峰，强子每天一个10公里打卡，出差、下雨从未停止，在准备攀登的50天周期之外，真正的8000米攀登者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因此，他们的攀登周期是50天+180天。
“真正的登山者，并非‘啥都不是’。”汝志刚提及向导和保障的重要性，更强调自己为登山付出的实际努力。住在嵩山脚下，他一周内攀登6次嵩山，海拔上升1500米，每次来回近16公里山路，有的时候还一天来回攀登两次；4月初到加德满都后，就开始补充体能，“牛肉、羊肉半斤半斤地吃”；怕影响睡眠，登山前两个月，汝志刚戒掉咖啡和茶；害怕感冒，他前后有20多天没有洗澡；登珠峰前体重176斤的汝志刚，从珠峰下来后降到158斤，“尽管夏尔巴人非常强，但没有人可以帮你攀登，更不可能抬着你上山。攀登的过程需要登山者自己完成。”
平衡梦想和现实需要一代人
汝志刚平日的积累在这次攀登中救了他一命。
5月22日登顶后，他下撤至海拔8700米的位置，看到一位外国女士坐在路绳的一处保护节点处，精神恍惚，“每个在这里换安全扣的山友都可能会踩到她，她全然不知。”汝志刚下行了100米，听见有人朝他身后惊呼，他迅速转头就看到一团黑影朝自己滚了下来，他下意识跳开，还是被绳子的张力带倒，此时才发现自己的羽绒服已经被冰爪划破几个大洞，羽绒飞了出来，而抓破他羽绒服的正是刚才神情恍惚的女性山友，她滑坠下来，肢体笨拙地在空中和冰面上划着，汝志刚觉得心里很酸。第二天，他在营地听到这位印度姑娘去世的消息，“我会一辈子记住她人生最后时刻在挣扎的画面，我至今仍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有什么样的故事，但她追求梦想的精神会永远鼓励着我。”
你为什么登山？爬到山峰上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理由和故事。强子注意到，原来很多山友会说一个玄之又玄的答案“因为山在那儿”，现在有的客户会直接告诉他“登了珠峰，我可以吹一辈子牛”。一个令很多人皱眉的理由，强子觉得：“很真实”，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人想攀登珠峰都有自己的理由，外人都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轻易评价，但前提是，实现梦想的过程需要更多理性支撑。
强子正陪同训练的是西藏盲人理疗师张洪，自从2015年得知美国有盲人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峰后，便有了攀登珠峰的梦想，至今他已经踏踏实实地准备了4年，“即便上到顶峰，他也看不见群山环抱的景色，他是真的想挑战自己。”在强子看来，登山像一个课堂，在高海拔的极端环境下，人性里的优点和弱点都会被放大，“其实登山只是一个载体，通过登山能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者更差的自己，回来之后再到现实生活中修正，这是我理解登山的意义。”
遗憾的是，目前还很难说服国内的登山者“不是每一座山、每一次都要登顶的”。强子注意到一个数据，中国登山者死亡率出现在下辙时的约占六成，而国外的登山者下撤过程中的死亡率占四成，“说明很多中国攀登者冲顶意愿执着，把所有体能都耗在登顶，下撤时没有体能，从而行为能力丧失。国外的登山者反而在上行时事故率较高，因为他们喜欢开发新的线路、挑战高技术难度的山峰。”强子表示，不同的习惯与登山者从小接受的户外运动教育、生命教育密不可分，而现在渴望攀登珠峰的中国山友多是50岁左右的企业家，他们具有开拓精神，可自小缺失户外运动教育，只能以“半路出家”的姿态杀进户外运动的浪潮。
同样是入门，中外登山者间有个差别触动了强子——欧美国家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在接触一个项目时，会先选择学习和培训，从怎么买装备、怎么训练、注意事项等方面入手，了解清楚才会在教练带领下加入商业队伍；而中国的户外爱好者，大多以群体为纽带，经济做支撑，可以迅速加入商业队伍，“结果很多资深登山者登顶了10多座山，对基础性的技术操作依然弄不明白。”他渴望更多理性成熟的客户，“这只能寄希望于优质客户的基数变大，让中国民间登山的理念变得成熟、世界领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登山教育及生命教育的缺失，导致还没准备就绪的山友着急进场，也带来了珠峰舆论场里贴标签的狂欢。
汝志刚的日志中记录着：有一位登山者是独腿的女孩；有一位登山者是尼泊尔的艾滋病人；有的登山者是恐高症患者；有的登山者已经年过六旬；有多位登山者是印度的军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绝大部分选择独自负重朝山上运送物资；有一位登山者计划在7个月内完成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攀登；有一位夏尔巴已经登顶珠峰24次……我们真的了解那些攀登者吗？他们又有怎样的故事？
登山前辈的英雄事迹，登山精神的激励作用，王勇峰从进入中国登山队那天起便牢记在心，了解到前辈的事迹，“在暴风雪中的冰壁上攀登，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此后，他曾在1993年、2007年、2008年3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但这些经历也让他更加明白，在攀登过程中，生死只是分秒之间的事。
1988年在珠峰南坡，王勇峰第一次往海拔8000米高度运输时，背了一罐氧气，他想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从头顶就飞了出去，一直冲下了山，眨眼就没影儿了，“人滑坠也是一样，就是一恍惚的事。”他坦言，也正因经历过生死，从山上回来的人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每个有梦想并为此执着努力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攀登珠峰，享受过程比登临顶峰更重要。”在他看来，攀登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着急”的面孔应该再少一些，“我们崇拜登山的英雄，但希望他是科学的英雄，并非鲁莽的‘英雄’。”
本报北京6月17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