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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地图上的甘肃省像铺陈在黄河流域的一条路，历史上承载着中国与中亚、印度间的丝绸贸易，如今更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
然而，地处我国西北偏远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密布的沟壑，让一些散落在山间的村庄陷入贫困。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探访了甘肃的乡村，发现控辍保学、留守儿童以及乡村里的“学区房”，都在传递山里的声音——找到通往山外的路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探索，更是为下一代人寻梦撑起的长篙。
近在咫尺就叫陪伴吗
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关家川乡境内，汽车从积石山县城驶出，柏油路变成沙土路，遁着车行过处扬起的灰尘，深度贫困村白家沟村囿于群山之中。
盘山公路上，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沿着崖边行走，更多往来于家校间的孩子则钻进山林里，经年累月地踏出一条路——藏在山间的白家沟小学辐射村里的200余户，在校长司玉林看来，学校就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唯一希望，尤其这里的69名小学生及42名幼儿园的幼儿均是留守儿童，跟随爷爷奶奶在家、每天上学至少走半小时山路，像是“批发”的童年，轮廓如出一辙。
两年前，在靠近县城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英语教师的司玉林选择走进山的更深处，结了锈斑的校门、两排用作教室的平房以及大大小小不到100个孩子，就是这所学校可目及的所有。
直到去年9月，学校的主体结构——两排平房教室被改造成宿舍，一幢3层教学楼拔地而起，这所原本“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学校才有了中国村小的共性——成为村里看上去最新的建筑。
变成寄宿制学校，为孩子们解决了上学路远的问题，10名教师，除了上课还得肩负起管理学生住宿的工作。司玉林介绍，对这些遇到雨雪天气、单程得走一两个小时来上学的孩子而言，减少奔波也是减少安全隐患，“是头等大事”。
“吃的问题”除了国家规定的免费早餐外，从2017年开始，每人3元的午饭餐标“能保证他们吃得绝对比家里好一些”。虽然甘肃是盛产牛羊肉的地方，但据司玉林了解，30多元一斤的羊肉对很多家庭而言“价格偏高，他们吃不动”，有时“开水就馍”就是一顿饭。
学校里大部分孩子都不是独生子女，让老人照看两三个孩子并不容易。因此，学校开家长会时，老师给家长交待的事情能细化到“别光给孩子洗脸，也得洗洗脖子”。司玉林有些无奈地透露，让家长给住宿的孩子准备一双拖鞋，这样的要求也得念叨一个学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管干什么，好多娃娃就一双鞋，一进宿舍，味道特别重”。
生活上的关照尚能弥补，可专属于父母的情感支持和约束就是长辈无法替代的部分。司玉林表示，“有的孩子气性大，爷爷奶奶会尽量满足娃娃的要求，但通常管不下来”。捕捉孩子无处安放的情绪就成了老师的责任，“如果一个学生连着几节课都在发呆，我们就会找他聊聊，问下来通常是想父母了”。
曾参与西北师范大学“爱在远山”实践活动的志愿者邵娜记得，让孩子们画一幅“家庭”主题的画，不少孩子的画面上只有房子、爷爷奶奶和自己，并没有爸爸妈妈。她只敢默默观察不作声，“怕一不小心就戳到了孩子的痛处”。
“孩子们得学会直面现实，父母外出务工为的是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司玉林表示，为了生计，年轻的家长一年大概七八个月在外面打工，“留下老一辈照顾孩子，偶尔妈妈也会在家”。但每年积雪融化的农历四五月，孩子的父母通常得一起到甘南、青海、四川挖虫草，相对进城务工可能被拖欠工资等情况，“时间短、报酬高”的挖虫草成了当地村民最热衷的工作。
在司玉林看来，不能狭隘且粗暴地认为父母双方都守在孩子身边才是陪伴，即便远程，保持交流和沟通或许比近在咫尺却相对无言更能消除孩子的孤单。他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和微信，告诉家长可以通过他常与孩子联系，遗憾的是，司玉林通常隔一两个月才能接到家长的电话，电话那头离不开两个问题，“成绩怎么样？”“听不听话？”当司玉林主动提及“让你跟孩子说几句？”对方很快答道：“不用了，谢谢。”
为什么身在异乡的父母不愿和孩子通话？司玉林没有准确答案，但他能感受到，传统的父子观念让家长不知该怎样和孩子聊天，“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大人说错了可以重说，小孩说错了就可能会挨打’”。孩子与父母间因缺乏沟通而累积的隔阂，让随着年龄增长而积累的烦恼无处释放，自卑、易怒、羞怯随之产生。
司玉林希望能搭建一间供孩子和家长视频通话的房间，但被传统观念裹挟的爱成为超越技术的主要难题。现在，他解决孩子“精神陪伴”的主要方法是借助图书，让孩子们在故事里找到伙伴甚至梦想。
10岁的曹学慧在白家沟小学读四年级，40多天后就能见到从青海挖虫草回来的妈妈，可也许短暂相聚后，妈妈得再次外出寻找新的工作。而在西藏打工的爸爸通常一离开就是8个月，每年春节才能一家团圆。
弟弟和妹妹正处于互相拍一下对方都能开心一整天的年纪，他们还无法像姐姐曹学慧一样细心，注意到奶奶半夜会给自己盖被子，也不会在奶奶做最好吃的“土豆菜”时主动帮忙添柴火。但奶奶不识字，无法用合适的词语为孙女形容学校里的白杨树和杏树，把孩子风雨无阻地送到学校，已经是这个家庭能做的最大努力。“我们都没读过书，她要想干活，到我这个年纪都能干，现在是学知识的时候，把她交给老师我们就放心了。”曹学慧的爷爷弓着背、声音洪亮，在学校老师眼中，“老爷子是村里很开明的人”。
曹学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可以用知识和人们通话”。可真到了班上和同学交流时，她显得十分羞涩，说话的音量不自觉变得越来越小。对曹学慧来说，把自己“放”到书里才是最自在的时刻，看完《小美人鱼》的绘本，她喜欢上大海，“大海里有很多鱼，鱼很温柔，它们会唱歌”。
“鱼为什么会唱歌？”
“鱼围成一个圈转圈圈时会吐出泡泡，吐泡泡的声音就是歌唱。”
让语文老师受挫的名词“宇宙”
曹学慧的父母靠在外务工的收入让家里盖起宽敞的新房，门前树上拴的一头驴和院里停的两辆三轮摩托车都是这个家庭“收入不错”的象征。但曹学慧往返一趟学校得走3个小时山路的情况未能因此改变，在去年学校可以寄宿前，这是她每天求学的“代价”。
“相当于她把所有孩子送回家后，还得自己走好长一段路。”志愿者陈英格去年体验了一趟白家沟小学孩子们的回家路，一场暴雨过后，志愿者的鞋被泥水浸湿，孩子们在满是泥泞的山坡上步履稳健，小伙伴陆续回家，只剩下家住最远的曹学慧独自走到天色将晚，第二天清晨5点半，她又在奶奶的护送下踩着天光上路。
“一个小姑娘，个头又小，从家里走到学校就已经累得不行了，有时候会在课堂上累得睡着。”白家沟小学语文教师董志刚表示，对于乡村小学的孩子而言，徒步上学是常态。
重重山峦像一道天然屏障，“曹学慧们”每天走向学校是为了最终能走出山去。
“前些天，我们学区的语文教师去兰州实验小学观摩，有一节课是‘我多想去看看’，老师问一年级的孩子都去过哪儿，孩子们纷纷举手，去过香港、马来西亚……而我们的孩子，大多最远就是去县城，再了不起的就是去了别的县城。”董志刚回忆，2006年自己到白家沟小学时，很多孩子连县城都没去过。
那时的学生比现在多一些，7位教师带着300多名学生，可那时的村庄太贫困，学生每天靠在墙根写生字，让同样生长于农村的董志刚也觉得心疼，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入学率较高、而且女生比男生多”。
近些年，随着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进城务工，随迁分流了一部分学生，学校里留守儿童的比例也在增多，单亲家庭的孩子、孤儿也不少。董志刚迫切希望给学生找条出路，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一些选择。
“听专家说，孩子们必须通过阅读增长见识、了解世界。”去外地交流的机会多了，董志刚意识到，得让学生明白，多读课外书就多了一条让他们跟世界交流的途径，这对他的语文教学也大有裨益，“以前我上课讲到‘宇宙’，我真不知道怎么解释”。他拿着学校里唯一的地球仪，对着五年级的孩子比划了一下午，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接触过”。然而，现在图书室里增添了不少宇宙探秘的书籍，对于看过这些书的孩子，“宇宙”已无需解释。
对于外面的世界，乡村学校孩子们的好奇有时战战兢兢，有时又表现得很直接。邵娜记得，第一天到学校时，孩子们不敢和他们说话，“问一句，扭扭捏捏地答一句”。志愿者买了西瓜，孩子们保持一定距离看着，但不敢吃。等到相处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孩子们就会问志愿者：“能不能用手机给我们放个视频？放首歌？”
怯于表达的孩子，同样戳中了志愿者王丹的心，她去过甘肃多所乡村小学支教，有的靠近城市，有的困在山区，每次离别时，孩子表现的差异与地理位置关系密切。她发现，离城市近一些的学校，孩子抱着支教老师泣不成声，在微信群里疯狂发“老师，你们要再来”，而处在深山中的学校，送行那天孩子们没表现出激动的情绪，车开了一段后，王丹才发现，孩子们扎堆站在远处默默地朝汽车挥手，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家里不能上网、只能用爷爷奶奶的老人手机，即便有再多思念想表达，也难有后续。
白家沟小学就是这样，随着学校条件改善，学生有机会通过多媒体教学了解外面的世界，可课堂之外，书籍依然是唯一的方式。且在董志刚看来，多媒体更多给学生带来的是视觉上的充实，而阅读则是教育的基础。
让孩子们看课外书也有让董志刚哭笑不得的时候。他布置了一篇作文，有个孩子写了坐公交车上学的经历，“一看我就知道他是抄书上的”。他在点评作文时特意要求“坐过公交车的孩子举个手”，结果寥寥无几，且这个孩子不在其列。
董志刚的“火眼金睛”背后充满无奈，“蚍蜉撼树”。学生与山外脱节的处境让他生出负罪感，有过相似童年的他总希望让变化来得再快一些，“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吃白面馍馍、吃肉，现在大多数孩子吃穿是不愁了，但缺专业的老师、缺课外书等学习工具，这始终是我们农村小学的伤疤”。
30出头的董志刚喜欢在微信聊天时用“捂脸哭”的表情，抹不开无奈和自嘲。他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看的是小人书，从别人那儿借；到中学，好多同学有书，我还是没有；直到大学，我终于有书了”。
对比，似乎在成长过程中总保持着极高的出勤率。
王艳对比过自己和好朋友张文卓的作文，“她总写得非常生动，会加入对人物外貌和环境的描写”。两个在白银市会宁县大沟镇中心小学读六年级的女孩，拥有同样的作家梦。
王艳的爸爸在内蒙古打工，“过年”两个字于她而言不仅是盛大的节日，更是和父亲相聚的时刻表，“过完年就走，快过年时又回来”。王艳对爸爸工作的城市充满好奇，但从没开口问过“那儿什么样？”一个不敢问，一个不愿说，于是，爸爸回来时给王艳带的水果和零食，就是所有她能通过父亲触及的“外面世界的气息”。
爸爸也会辅导她做作业，高兴时会带她去买书，“可都是工具书”。王艳没有跟父亲说过，13岁的自己喜欢看《安徒生童话》《365个睡前小故事》的绘本。当然，父亲也没问过。即便问了，在大沟镇也很难找到一家书店可以买到课外书。
2018年6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携手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雏鸟伴飞”关爱计划。该计划从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募集到1.5万本爱心图书。主办方将一部分图书送给大沟镇中心小学，捐建了“雏鸟伴飞”爱心图书馆。美赞臣大中华区副总裁顾磊曾表示，希望通过“雏鸟伴飞”关爱计划，帮助贫困乡村儿童开启认知世界的窗口，让他们也能够领略阅读带来的力量与乐趣。
幸运的是，正是在“雏鸟伴飞”爱心图书馆，王艳找到了自己钟爱的绘本。看到绘本，王艳才意识到“故事也能通过色彩缤纷的画去讲述”，她多了一个梦想，“成为画家”。
张文卓则依然喜欢黑白的文字，她的父母是隔壁中学的教师，因此她是少数家有藏书的孩子之一。但对大沟镇的老师们而言，想买到一本心仪的书并不容易，镇上没有图书馆，附近书店只有清一色的工具书，网购图书似乎鲜有人尝试，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外，参与微信互动换一些免费书成了流行方式。
尽管条件有限，但在张文卓的教育上，父母依然遵循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让她在谈及阅读和旅行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优越感，尽管，她为数不多地去过邻省的西安和沙坡头，也足够让同学私下叽叽喳喳地表达好奇。
但看书能让她“去往”更多地方，从一本《世界文化风俗大全》中，张文卓了解到英国人“喜欢吃咸猪肉”、苏格兰的男子在重要节日会穿裙子，张文卓掩住嘴笑起来，指缝间漏出一句话，“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男人可以穿裙子”。
卖一万斤土豆 租一年“学区房”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春台学校距东乡县城仅3至5公里，有些孩子的父母就在县城的春台手抓羊肉馆打工，因此，学校留守儿童比例不算高，但控辍保学却是东乡的头等大事。
“学生一天没来上课，班主任会打电话，两天没来，副校长打电话，三天没来，我就去家访了。”校长马冬冬透露，上课时间只要在校外看到学龄儿童转悠，他就会上前询问：“你为什么没上学？有没有跟老师请假？”然后与相关学校校长联系，“一定要落实清楚，不能让学生辍学”。
因为缺水，存雨水过活的习惯，在290公里外的大沟镇中心小学附近的租户大院中依然保持着。院里住的几乎都是从附近村子过来陪读的家长，孩子放学后，两分钟就能回到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家”——一排砖砌平房中被“切割”出不足5平方米的空间，仅能放置一张高低床、一方矮书桌、一个简易衣柜。床的“功能”多样，白天储物、待客、充当书桌，晚上才能安顿一家人的疲倦。
王艳和奶奶就住在这样的大院里，用黄泥墙一挡自成一隅，可以安放10多个求学的家庭，孩子上学时，家长回到山里种地，若赶不回烧晚饭，也有邻居帮着照应。这样的家，既有大杂院的温馨暖色，也有“学区房”现实的暗调。
大沟镇地处会宁县的北部山区，离最近的县城也得66公里。可对于更多“埋”在山里的乡村而言，具备相对优质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处在同一巷子里的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就是“改变孩子命运的第一扇门”。教育资源集中，让坚信墙上标语“家长辛苦九年，孩子幸福一生”的家庭，从更深的沟壑中乘公交车颠簸一个小时来学校附近租房。
“目前，大沟镇中心小学有483名学生，当地的仅有七八十人。”李亚表示，随着年轻人进城务工，山村里的学生减少到个位数，但重视教育已经成了共识，父亲出外打工的，母亲在镇上找份零工陪读；双方外出谋生的，爷爷在家务农，奶奶负责陪读。
这是寻求出路的办法。当地农作物单一，玉米、土豆都卖不出高价，即便把农作物全卖掉，一个家庭年收入约在2万元，年轻的父母不得不进城务工，渐渐地，地也有了荒迹。幸运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愿放弃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李亚算了一笔账，学校附近最便宜的平房租金约2000元一年，“洋芋（土豆）大概卖0.2元一斤，也就是说卖1万斤洋芋才能付一年房租”。
刘女士陪最小的女儿租住在大院里，小女儿在镇中心小学上学，可刘女士说不清女儿具体在几年级，“只记得班主任的名字”，在李亚的提醒下，她知道即将上初中的女儿正读六年级，作为母亲，她最确定的是，“要让孩子去对门中学读书，我得陪她在这儿继续住下去”。
李亚注意到，物质方面，家长往往能倾尽全力，但辅导功课、疏导心理等精神支持，依然乏力。在帮助孩子形成三观、树立志向、塑造性格的过程中，孩子很难从家长那儿获得更多外部的有效信息。
家里没有电视、网络，奶奶用的也是非智能手机，当王艳谈及爸爸长得很帅时，她几乎找不出可参照的明星，“明星，我知道的不多”。能让她了解世界、打发时间的只有课外书。
为了补足学生家庭教育的“短板”，李亚在加强学生的课外阅读上下了大力气。借助“雏鸟伴飞”爱心图书馆的4000余本图书，教学楼每层楼道的尽头都安置了图书角，老师们将图书整理分类后，按不同年级分发到各班供学生借阅，“班与班之间交换、年级和年级交换，争取最大程度让学生受益”。
志愿者吴军还记得“雏鸟伴飞”图书馆开放当天的场景，“我们还在整理书籍、布置图书馆的时候，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就全都跑过来了”。他注意到，相比学校自采的书，这些从城市孩子手里募集到的图书，对学生更有吸引力。
大沟镇中心小学语文老师王晓丽发现，绘本尤其受到学生欢迎，“绘本比较贵，咱们孩子基本没有接触过”。但她没想到，学生们不仅下课后总聚在一起围着绘本投入地讨论，还发挥想象力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特别是看到儿子模仿着一本漫画书画了一个全新的故事，被班里同学传阅，王晓丽由衷地骄傲，“我之前也没见过漫画，从没想过他会用这种方式表达，见得多了，发现自己潜能的机会也多了”。在她看来，城乡的孩子只是环境不同，但他们应该同样拥有发现梦想的权利，“这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开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