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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丹博士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学术专著。
明代被认为是历史上“宦祸”严重的朝代，宦官研究一直很热，但制度研究明显薄弱。宦官在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制度性为基础的；明代宦官问题的本质，不是几个大太监“专权乱政”，而是一代制度之弊。既然讲“宦官乱政”，怎能离开它“乱政”的基础——宦官制度的研究呢？宦官制度的详情不悉，又怎可说全面把握有明一代之制呢？
《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对明代宦官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文本重建，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是探析“祖制时代”宦官组织的形成规律，总结出“监权分流、内权相制、近侍权扩张”三条主线。通过有力的论证，否定了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宦官干政”的旧说，澄清了“制度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宦官“参政”，实现对外廷的牵制和监督。
二是明太祖赋予宦官“官”的身份（内官），用其制约外廷，开启了明朝政治的“二轨”方向。后世乃宦官大出，权势大张，内官常与文、武“表里行事”（合称内外官），形成“三元二轨”的运行机制。
三是后洪武时代，宦权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司礼监的崛起，不仅打破了太祖确立的内府监局的平衡原则，司礼太监更攫取了“枢辅”的地位。
四是以变动中的宦权为中心，对与政治关系度最高的内官衙署及其职权（如干预司法、督领缉事、监军握兵等），进行了考察。
五是以“内府事例”为中心，对宦官的出身、资格、迁转、恩恤、致仕等惯例及选举、考察、禁例、罚治等制度，进行了细致考证，多为前人未及论列者。
该书首次使“明代宦官”作为一种制度的面貌得到完整呈现，具有突出的创新价值：
其一，首次将宦官作为明代“三元二轨”权力架构的重要一极，深入宦官制度进行研究。
过去，虽然“宦官乱政”讲得不少，但对内官群体及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仍是严重低估。论者多将“宦官”作为皇帝制度的附属物，简单视作皇权的延伸。讲“双轨制”，也只集中在司礼监与内阁“表里”辅政上，落脚点仍是宦官“窃政擅权”。事实上，宦权的本质是参政，而非“干窃”。宦官深刻地改造了明代体制，学界过去对此注意不够。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内官”的视角，提出明代制度“三元二轨”的理论新说（三元包括了文武内三种系统，二轨指内府与外廷），以此为框架研究动态的宦官史，拓宽了学术视野，具有令人瞩目的创新价值。
其二，围绕“机构-权力-职能-相关问题”这条主线，分别从内府“二十四衙门”和各地钦差内官衙门入手，对宦官组织的构建、权力分配、运作流程，以及“宦权”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做了细致梳理；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如宦官“文、武”衙门等问题，前人有所论述，但不够深入透彻；一些问题，如宦官的“官”与“职”、选举与考察、内府事例等，几乎无人关注，可奏补阙之功。
其三，宦官使职化是宦权在后祖制时代最大的变化，明代在全国各地广泛开设镇守（守备）内官。本书通过对20多个边、省镇守内官的系统研究，提出在明初的“三司制”到后期的“抚镇制”之间，存在一个以镇守内官、武官及巡抚文官为权力三角的过渡体制，作者称之为“三堂体制”。该体制正是“三元二轨”制在地方管理体制中的体现，内官具有地方督政者与守臣的双重身份。
以“三堂”为中心的军政体制遍布于明代各边、省，且贯穿了从明初到嘉靖中期约100年的时间，体现了明代地方体制的多样性、繁复性与过渡性特点。即使在裁撤镇守内官后，它依然在许多要地（如南京）存在着。本书以镇守内官为中心，对明代中前期这一特殊体制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深入探讨元以来地方体制的变迁，楔入了新的视角。
本书一个非常亮眼的特色，便是考证精详。为梳理宦官制度的沿革、事例及历官，编制了众多图表，正文所插之表就有23个。特别是附录的两个大表：《明司礼监、东厂、南京守备年表》和《明镇守内官年表》，可分别与《明史·宰辅年表》及吴廷燮先生的《明督抚年表》对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过去宦官研究的瓶颈难以突破，制度研究难以深入，如作者所言，根本原因在于宦官史料少、挂漏多。为此作者在写作时进行了充分的史料准备，从正史、官书、文集、笔记、碑刻、地方志中广辑史料，仅收集的宦官墓志铭就达204方。这些史料大都汇集在作者辑考的《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中，该书约200万字，是目前国内最全、最系统的宦官史料汇编。
厚实的史料，为本书的创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研究，最终要靠史料说话，离不开“动手动脚找材料”，这是历史学科的根基，也是继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胡丹博士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能在明代制度史研究领域开一新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永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