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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人民日报》（海外版） 6月24日）
“垃圾分类”的倡导在我国已然走过了20多个年头，但绝大多数地区还仅仅停留在倡导阶段。一直在倡导，极少被践行，可以说是垃圾分类工作所面临的真实写照。如今，“立法强制”或将成破解垃圾分类难题之关键。推行垃圾分类，对于早已习惯将垃圾混装的国人而言，是个不小的工作量，添置分类垃圾桶甚至还会增加经济负担，因而如果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而仅仅限于倡导的话，绝大多数人没有动力更没有压力去主动践行。
相比践行垃圾分类带来的短暂“不便”，垃圾分类的长远益处却是利在千秋。在民众环保素质、理念短板尚未完全补齐前，通过立法手段来强制推进垃圾分类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
超大城市先行先试，或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是因为超大城市本身面临着较繁重的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围城”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槛，超大城市已然没有多少时间再等着靠倡导出效果了，必须要出立竿见影的实招硬招。
二则，超大城市往往都自带流量与话题。在这些城市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容易形成全民关注与讨论，近期上海垃圾强制分类就成了网络热议话题。可以说，这样的全民关注与讨论，不论是讨论成功经验抑或吐槽执行中的状况，都已经算得上一种垃圾分类的宣传与科普，也为其他城市提前打下了“预防针”。
可见，这些超大城市立法强制推进垃圾分类，除了是在“自救”外，更被千百双眼睛盯着，切不可再重蹈倡导垃圾分类之覆辙。这不仅关乎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决定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成效。
这就要求在源头上科学立法，既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让所立法规能更好指导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做好法规实施的配套细则，如处罚、惩处措施等，毕竟徒法不足以行。
当然，在通过立法强制推进垃圾分类时，还要进一步做好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普及，并为民众践行垃圾分类创造尽可能便利的条件。只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与便利的垃圾分类条件齐头并进，民众感受到压力，也获得动力，才会尽快将垃圾分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困扰我们多年的垃圾分类难题或才能真正破题。
夏熊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