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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西蜀子云即扬雄，这是唐代刘禹锡在其《陋室铭》中为天下树立的精神标杆。
扬雄是西汉大儒，他支持过王莽为天下做事。当时整个社会上层几乎都支持王莽做事，但因社会条件和个人才具限制，王莽最终没能做成事；但是，扬雄从来不阿谀奉承王莽个人——这就是西汉大儒与后来那些持“篡汉”和“窃国”论腐儒们的器局区别。
扬雄的独特之处，还在他的成长路径。古蜀文明，以今天“三星堆文物”为证，完全可与夏商文明媲美，青年扬雄是通过行走与游学来熟悉这个文明的，然后从古蜀文明走向首都，登临当时的文化高地长安，从而形成一道璀璨的文化风景——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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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儒扬雄的相遇，像是久别重逢。
那天到达郫都区友爱镇已是挨边年底了，工匠们还在有序地修缮扬雄墓园。很难想象，我曾在《汉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典籍中多次邂逅的文化巨擘，竟然从这里开始溯回到了两千年前的时光——扬雄以家乡为原点，一步步走向长安，从儒雅俊秀的学子，到傲然风骨的大儒，一生传奇如谜。
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一起跻身“汉赋四大家”。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扬雄：“扬子云真大儒者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历史风云变幻，那封土堆呈圆形的汉墓，成了扬雄传奇人生的最后谜底。
郫都,位于成都西北部，历史上既是“望帝”杜宇、“丛帝”鳖灵建都立国之地，亦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说文解字》中说：“郫，蜀县也。从邑，卑声。”在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郫都有一个正式的称谓，叫“蜀郡郫邑”。实际上，“郫”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扬雄的《蜀王本纪》。
从郫都开始，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我的追寻与拜谒，是想一步步贴近西汉大儒扬雄，去承接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聆听历史的回声。
一
历史的深处不仅迷雾重重，还往往藏着太多隐秘。何况，扬雄已是两千年前的前尘往事了。我能够找到的史料称：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人，或是蜀郡郫邑人。问题是，“蜀郡成都”与“蜀郡郫邑”，地域都过于宽泛了。
众所周知，秦置蜀郡，汉承秦制，蜀郡的行政区划是以成都一带为中心，所辖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所不同。而郫县呢，是古蜀国的都邑，辖地曾经涉及如今的郫县、温江、彭县、灌县一带。好在，相约郫筒街道泰和园座谈，当地学者纪国泰、卫志中、吴华章等人一一为我打开了扬雄的身世背景。
扬姓在郫县的始迁祖是扬季，他几经波折从衡山郡的庐江迁到郫县的白鹤里安家落户。到扬雄的父亲扬凯，已是四代单传，他娶上李氏于宣帝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3年生下扬雄。因此，扬雄的出生地是在郫县五陡口亭白鹤里。按照“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里就是村，白鹤里即白鹤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白鹤里只是古时蜀中的一个地名，如今的全称应是“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子云村”。
扬雄，字子云。无论是友爱街道的“子云村”，还是“子云学校”，都是家乡人对扬雄最好的纪念，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呼应。然而，扬雄当年求学却几经辗转：首先是去临邛拜在林闾翁孺（扬雄的舅姥爷，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还对古文奇字与地方方言颇有研究）门下；后来，在林闾先生的引荐下，才去成都石室文学精舍师从严君平先生（西汉道家学者、思想家）。
如果说，林闾先生只是家庭教育的范畴，那成都石室就是公学教育了。汉景帝时，蜀地自蜀郡太守文翁开办学宫，开公学教育之先河。后来，汉武帝号令天下郡国效仿蜀郡，设立官学、兴办学堂。“赋圣”司马相如在赴京师游宦之前，就曾在石室讲堂执教。
扬雄少年好学，却有口吃的毛病，但一旦诵读《诗经》等“经文”，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对文字语感极有天赋，在郫县、临邛，乃至成都都出名。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屈原的《离骚》《惜诵》都是扬雄的最爱。他熟读之后，开始模仿司马相如的语言与结构尝试创作，先后创作了《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等。他的文才，经常受到严君平先生的赞许。
在倡导“儒学治国”的西汉，从武帝开始，每一个被推举入仕的学子都必须明习经学，仕考用书是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读书人凭着“通一经”就能成为经学博士，或者进入仕途。若是扬雄以自己的聪慧刻苦，按照正常的路径去走，入仕根本不成问题。
偏偏，他没有。
套用当下的话说，扬雄在成都石室只是个旁听生。其实以他的表现与才华，也有进入“统招”的可能。出乎意料的是，当他的老师严君平先生离开石室时，扬雄也跟着离开了。
《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扬雄的好学与率性，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显露。这，也是他能够走出石室进行游学的前提。
二
发源于四川岷山的岷江，既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亦是蜀地重要的河流之一，全流域均在四川境内。那出自弓杠岭的东源和出自郎架岭的西源，不仅发轫了岷江的波涛奔腾，也孕育了深厚而灿烂的古蜀文明。
自成都沿岷江南下，是蜀郡太守李冰烧崖劈山修筑的岷江道，可达宜宾。白露一过，扬雄没有选择南下，而是以成都为原点，往北向着都江堰、彭州、德阳、绵阳方向行走。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李冰没有在岷江中段修筑堤堰之前，成都平原曾是一片水患之地。扬雄这才明白蜀王杜宇选择都城建在郫县的原因——郫县是成都平原的中脊线，地势明显高于成都、金堂、新津。
扬雄的行走与游学，完全是一个人的旅程。他循着李冰的足迹走到什邡，到章山拜谒李冰，还去了汶山、凤仪、阿坝、羌寨、巴谷多神山，甚至为了深度体验，他又去了秭归和汨罗江，去向“楚辞”的创立者屈原致敬，去感应“中华诗祖”“辞赋之祖”的加冕。
是扬雄不食人间烟火吗？不是。他每到一地，孜孜以求地访问，不耻下问地考证，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士。进入岷江后，古蜀人从岷江上游土著部落的兴起，以及蜀地文明从蜀山氏、蚕丛氏，到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不同时期的发展，一步步在扬雄脑中明晰开来——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冲击平原，当地人称“川西坝子”，在成都平原发轫形成的古蜀文明，完全能够与中原夏商文明媲美。而成都，无疑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汉代的行政制度，基本上承袭秦朝，蜀郡仍然是蜀郡。蜀地置益州刺史部，治成都。成都作为蜀郡首府，以产锦闻名，纺织的图案、纹饰，均以凤凰、鸾鸟、麒麟等瑞兽与祥云瑞草为主，精致、绚丽，朝廷在此地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所以又称“锦官城”或“锦城”。
西汉时期，益州管辖汉中郡、广汉郡、蜀郡等八郡一百一十二县七道。而蜀郡管辖成都县、郫县、临邛县等十三县和湔氐道、严道。郡守，为郡的最高长官。在没有行走游学前，扬雄很难有成都平原地势从西北向东部倾斜的感觉，以及岷江、沱江水系系统的概念，对行政区划更没有清楚的认识。
回到成都，扬雄沉浸其中的，是巴蜀一条历史的河流——那地理的、人文的、经济的典故，像河流里的浪花，一波波向他奔涌而来。而这些浪花，又内化于心，在扬雄笔下流淌：“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干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俎飞脍沈，单然后别。”（《蜀都赋》）
那是怎样的波光啊，一圈一圈地漾开，成都的历史脉络都在显影。扬雄的《蜀都赋》只有2000余字，却言辞优美，意境深远，写出了成都的深厚与秀丽，对巴蜀的地理、经济状况，以及成都的城市面貌进行了全面观照。
我的好友黄剑华兄，既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亦是研究扬雄的学者，他在《西道孔子 大儒扬雄》中说：“扬雄撰写的《蜀都赋》独具匠心，气势宏大，景象万千，可谓别开生面，为后来文人们写作京都大赋开创了先河。譬如东汉班固写《两都赋》，张衡写《二京赋》，西晋左思写《三都赋》，很显然都是受到扬雄的启发，是以《蜀都赋》为模式的。”
无疑，《蜀都赋》是一篇让扬雄名声大振的代表作，为他后来游学京师，以及命运的转折埋下伏笔。
三
对于长安的认识，扬雄完全是从游学开始的。
长安，处在关中平原中部，渭河以南，四面依次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可谓是“阻三面而守”，寓意“长治久安”的都城。从成都去长安，主要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然而，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还有猛兽出没。扬雄一路循着有关蜀王的传说，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
几经波折，扬雄还是在长安落下脚跟。经成都石室的同窗好友、在皇宫任“值宿郎”（即掌管皇宫夜间警卫事务）的杨庄引荐，扬雄在侍中王音府中做了“门下史”（相当于王音的私人幕僚）。王音虽然没有像王太后的亲兄弟王凤、王崇等人一样晋爵封侯，却也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当时，正是成帝刘骜即位后，王氏外戚势力最大的时期。王音不仅是皇帝的近密之臣，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
此后，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他不仅最早接受《榖梁春秋》，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五经”。在朝廷，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刘歆呢，协助父亲做“领校秘书”，等于是做父亲的助手，主要领校“五经”。再后来，扬雄做梦也没有想到，经王音、杨庄举荐，他进入未央宫做了皇帝的“待诏”。
能够以写文章安身立命，是扬雄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
只是，扬雄从郫县走进未央宫时，已过而立之年。
侍郎、常侍、侍中，都是廷臣，也就是皇帝身边的文职官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掌管皇上的文史典籍，以备皇上问对；同时，还要负责外朝奏章的进奏，替皇上审读，经过皇上认可，再由中书颁下。而扬雄，只是待诏，与他们相比，等于是既没有职位又被人遗忘的“另类”。好在，扬雄平时能够通过刘向与刘歆父子在未央宫石渠阁、天禄阁接触与读到更多的典籍。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扬雄让廷臣引起关注，是随成帝刘骜去甘泉山泰畤祭天帝，并且作《甘泉赋》受到皇上的赞赏。倘若成帝去甘泉宫，是为祭祀天帝，显示皇权的神圣，而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是为祭祀地皇，祈求赐子。扬雄作《河东赋》，心中可谓一波三折，从随驾出行到东渡黄河祭后土，继而游介山、登龙门、观盐池、上历山、望西岳、寻殷周遗迹，皇上巡游的成分似乎比祭祀的比重要大得多。如果说，祭祀后土是一种神秘的感召，那么巡游呢，是皇恩浩荡吗？
但毕竟，扬雄要写的是御用文章，要在规则中行走。即便心中有一些想法和声音，以及不能接受的事实，都必须摆脱或者过滤掉，若非要表达不可，也只能采取隐喻。在《河东赋》中，扬雄煞费苦心，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战争，在春秋甚至更早时候，就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事。而帝王们把狩猎作为锻炼和检阅军队的最好形式之一。无论是春蒐、夏苗，还是秋狝、冬狩，都能看到天子王侯按时间节点在上林苑围猎的身影。
上林苑，位于长安郊外，地域辽阔，岗峦起伏，水系发达，渭河、泾河、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浐河、灞河川流其中，不仅建有御宿苑、宜春苑、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还豢养放逐狗熊、麋鹿、野猪、野兔等动物，以供皇家狩猎。而负责上林苑管制的是羽林军。
整个狩猎过程的铺张，让扬雄感到震惊。他的所见所闻，只是成帝刘骜身边一条渠道的内幕，而整个朝廷又是怎样的奢靡呢？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忧心忡忡，以及惴惴不安。
扬雄觉得，以他当时的处境，忠言怎么去表达，应是智慧与技巧问题。他作《羽猎赋》给自己定了一个限度，在形容狩猎活动的盛大壮观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背后，隐藏着对奢侈与扰民行为的“讽”的成分。扬雄选择绵里藏针，来表达一个文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殷殷之情。他期许的皇上，是防止奢侈而改变狩猎计划，担心穷苦百姓而开仓济贫，开放皇家苑囿供百姓享用，以及心怀江山社稷、处处为黎民百姓着想的圣君。
然而，成帝刘骜真正读懂了《羽猎赋》吗？他只是被扬雄辞赋中的溢美之词蒙蔽了眼睛。但如果扬雄的辞赋没有到出类拔萃的程度，汉成帝刘骜怎么会把他从“待诏”转封为“黄门侍郎”呢？！
作为辞赋作品，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当时堪称代表，一直在儒生中传抄诵读。从中不难读出扬雄对司马相如的尊崇，以及对他辞赋作品的偏好。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御用文人这碗饭也不好吃。因为，他在皇宫耳闻目睹的不仅是皇上的荒淫无度，还有外戚的腐败与朝臣之间的争斗。所有这些，俨如孤独郁闷的种子，开始在扬雄的心中生长。他觉得，辞赋的华美之中藏着掖着的那点讥讽与劝谏根本于事无补。上不能痛陈时弊，下不能为百姓请愿，这与隔靴抓痒又有什么区别呢？！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正如扬雄在《法言》中自省说，不讽不劝的辞赋只是雕虫小技而已。于是，他沉浸在诸子百家学说之中，开始著书立说。
四
很明显，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在走下坡路。成帝时期，与宣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到哀帝、平帝时期更是每况愈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以及皇亲国戚、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直接导致皇权懦弱、社会两极分化，也为王太后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尽管如此，扬雄“位卑未敢忘忧国”：“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扬雄《上书谏哀帝勿许匈奴朝》中谈古论今，谏言要重视匈奴单于来朝归服，这是汉王朝改善与匈奴关系千载难逢的机会。
扬雄针对时弊的箴文，不仅涉及西汉的官制，甚至是皇上。比如：《十二州牧箴》《二十五官箴》《廷尉箴》《酒箴》等，不胜枚举。作为一名御用文人，面对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他没有忘记谏诤之责。
“德治、仁政”，是先秦儒家提出的德政思想。扬雄即使在著书，也不忘表达政治劝诫。他在《法言·先知》中，从积极的意义上对执政理念和廉政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或问：‘何以立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
扬雄虽然供职于朝堂，但是地位卑微、生活窘迫。准确地说，他的俸禄只有四百石，连一个县官的工资都不到，多年过着拮据与困顿的生活——“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逐贫赋》）扬雄宁愿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也不去趋炎附势。皇帝都换了，扬雄仍然在黄门侍郎的岗位上原地踏步。
流布民间关于扬雄清贫的故事更多。相传，有富商巨贾听说扬雄著《法言》，想留名其中就想方设法去贿赂他，却被扬雄严词拒绝……
这，只是扬雄清廉高洁的一面，他的家庭的痛楚与悲凉，又去向谁说？扬雄刚到长安站稳脚跟，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尸骨未寒，母亲又追随父亲而去。后来，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先后送走了儿子扬爽、扬乌……命运如此悲惨，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那块生养扬雄的故乡大地，竟然成了他埋葬亲人的地方。
然而，在扬雄心目中，百姓的疾苦更甚。扬雄希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法言·先知》）他用文字为天下百姓描绘了一幅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
五
新莽元年，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废孺子婴（刘婴）自立,称国号为“新”,宣告西汉王朝灭亡。这一年，扬雄已年过六旬，他作《剧秦美新》正是史称“王莽改制”时，意在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问题是，王莽执政，虽然推行了“田制”“币制”“官制”“盐制”等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一套符合儒家治国理念的国家制度，但在运行实施中是与现实脱节的，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一步步走向衰亡。
出乎意料的是，扬雄一篇例行公事的应景之作，竟然就成了数以万计的“颂莽”之作中的代表作，广为传抄，这应与当时盲目的追捧不无关系吧。令人懊恼的是，文章传开后，扬雄发现许多人都是误读了他的文字。至少，他没有听到解读到位的声音。
或许，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抑或他在历史上的备受争议，南宋以后许多学者对《剧秦美新》提出异议，说扬雄是在美化“王莽篡国”。想必，这是对扬雄最大的误读。想想，如果扬雄对王莽吹牛拍马，他还会只是“中散大夫”的职位吗？如果他是阿谀奉承之人，会在写赋之外，还写《十二州牧箴》《二十五官箴》等文吗？
顾名思义，箴即规诫。扬雄在朝政混乱、政治氛围凶险的情况下，还在不住地向皇帝提出劝谏。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汉书·扬雄传》）在当时，王莽从一位“内圣外王”的权臣，用“符命”“君权神授”而称帝。凡是参与“符命”活动为王莽制造舆论的，一个个都加官进爵。唯独，扬雄“诎身，将以信道也”，没有参与其中。此前，称王莽能够安定天下，写《安汉公功德颂》的是陈崇与张竦，也不是扬雄。在同僚看来，扬雄的清高与固执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我同宗的先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如是说。抛开洪迈的官职，他称得上是士大夫，他是读懂了扬雄“剧秦而不剧汉，美刘而不美新”的用意，以及“偷梁换柱”地对王莽进行戏弄的。如果扬雄善于逢迎讨好，他的生活境况也不至于那么穷困潦倒了吧。
历史就沉积在那里，我们去解读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准确的判断，评价时更要做到允执厥中。扬雄“屈身以达道”，在《剧秦美新》中“有深忧，有讽谏，用意可谓良苦”。
扬雄万万没有想到，王莽即位后，更始将军甄丰之子甑寻垂涎王莽之女王嬿，却让“符命”继续发酵，等于是点到了王莽的穴位，引起新帝勃然大怒，下旨追查甑寻同党，不仅他的学生刘棻（即国师刘歆之子）牵涉其中，自己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一队官兵围住天禄阁抓捕扬雄时，想必他是为了一位儒者的尊严而舍生取义吧，不然，也不会毅然决然地从天禄阁窗口跳了下去。
扬雄没有死，落下了腿部残疾。
扬雄晚年“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巨鹿侯芭常从雄居。”（《汉书·扬雄传》）幸好，在扬雄孤独无援的时候，巨鹿人侯芭拜在了他的门下。在新朝，巨鹿郡已改为戎郡。
新帝王莽下诏恢复了扬雄中散大夫职位与俸禄，但扬雄至死也没有去攀附权贵。他在为侯芭讲授古文奇字的同时，继续着手《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及《法言》的编撰著述。即便他在《法言》中对王莽“托古改制”进行了肯定，还是在用心倡导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从政者，沈其思斁而已矣”。
“唯寂唯寞，守德之宅。”没有人知道，扬雄著《法言》的最后一页是写于什么时候，但他人生的最后一页是在天凤五年，也就是公元18年的一个春夜。
这一夜，扬雄留下的是生命的句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六
巴蜀大地，无疑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一个重要板块。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大禹、李冰、落下闳，还是李白、杜甫、苏轼、杨慎，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扬雄呢，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大家。他们，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宛如银河的星光一样璀璨。
“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此前，我因接受四川文艺出版社长篇历史小说《见素抱朴：西汉大儒扬雄》选题，已经穿越到扬雄生活的那个年代。然而，由于成都多雾，我在郫都与成都的夜色里穿行，或者仰望，都没有能够看到天上的星光。是一方地理的人文景观，有关扬雄的文史资料，还有与地方文化学者的座谈交流，让我一步步走近扬雄。似乎，我每天都与一位浮白载笔的骚客在晤面。
“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非其意，虽富贵不食也。”（《汉书·扬雄传》）西汉著名学者桓谭称道：“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想想，扬雄一生分别在成帝、哀帝、平帝，以及新朝王莽手下为官，他竟能够有如此的操守与修为，可见人品与道德的纯粹。他去世时，无财产，无子嗣。
一代大儒，大道低回，风骨可鉴。
以天地与历史为背景，我与大儒扬雄虽然隔着两千年的时光，也只是人间一别而已。扬雄在2000年前承传的文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一如岷江沱江之水，还在不息奔腾流淌——“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汉书·扬雄传》）
2019年3月上旬，我再次追寻着扬雄的足迹徜徉在成都街头：支机石街、石室巷、琴台古径……这是扬雄笔下的蜀都吗？恍惚，所有的景象似是一种穿越。我总在想，是否在某个梦中曾到过扬雄笔下的蜀都，还与他擦肩而过。而这样的文脉一直没有断——我在成都时，恰好郫都区在举行“本土作家扬雄文化系列读书分享会”。我认为，这是郫都区自去年举办“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海内外名家学术会”“纪念扬雄逝世2000周年全国名家书画邀请展”等系列活动之后，延伸出宣传与传承本土文化的自觉。隔着两千年的漫长时光，人们还在以各种方式纪念扬雄，缅怀一代大儒的风骨。
洪忠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