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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
在上海著名的育才中学6年，他一心埋头书本，两耳不闻窗外事，被同学戏称为“书呆子”；大学死记硬背了一肚子知识，游学欧美时，才发现原来很多奉为圭臬的学科内容早已被颠覆扬弃，恍然悔悟：“书呆子式的学习方法不管用，必须转变。”
“为什么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少？”身处大学校园半个多世纪，见证了几代学子的成长，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大学老校长忧心自己身上的遗憾依然在上演，“我们的不少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盲目崇拜课本权威，原始创新力被扼杀了”。
“书呆子”式的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的殷鸿福仍是现在很多读死书学生的缩影。
1946年，殷鸿福考入上海育才中学。这所英国人创立的学校，当时由上海工部局直接管理，课程教学“中西并包，汉英兼采”，办学质量声名远播。
6年的中学生活，殷鸿福总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除了在操场跑跑步没什么爱好，一门心思勤学苦读。
身在大都市上海，下课时间，身边同学聊起十里洋场，他毫无兴趣，总盯着自己的书本，就是交的朋友也跟自己差不多，“都是埋头读书的”。因此被同学们戏称“书呆子”。
在全年级近百名学生中，殷鸿福的功课门门领先。但他自知“是稍微聪明，但不灵活”的那一类，“全靠投入的时间长”。
“书呆子”也有自己的学习秘籍——巧记笔记。
他养成了预习的习惯，脑中有了一定的印象，等上课老师讲到相关内容时，每句话他都记下关键词，下课后再趁热打铁，将老师讲的内容全部串起来。
此外，他学英语擅长找规律，“学多了慢慢也能悟出一些，有的词根相同，有的后缀相同”。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翻译的父亲，希望殷鸿福继承自己的职业，教他英语，几乎每天布置一篇英语作文。
中学是看闲书的年代，他读完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也曾看过《基督山恩仇记》，还有一些科普书。上海解放后，他也上高中了，很喜欢跑到福州路《中国青年报》发行站看书。
地理老师黄杰民给这“书呆子”封闭的学习生活中投进了一缕新的阳光。
黄老师中等个子，上课带着一点上海腔调，知识讲解之间时常穿插风俗趣闻。讲到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时，他描述得绘声绘色：“相传这里的人一生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去世。”
有时，黄老师指着中国地图上深深浅浅的标记，告诉他们这里埋藏着中国的矿产、那里流淌着中国最长的河。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殷鸿福对地理也产生了一点兴趣。他开始阅读地理书籍。在殷鸿福家中，至今珍藏着一张1947~1948年版的世界地质图。这背后，还有一段轶事。
初中时，有一次殷鸿福到大饼摊买早点，偶然间看到小贩手上拿着一本没有封面的《世界地图册》，准备裹上刚出锅的油条大饼。他跟小贩商量，将一家人的早餐都买了大饼，换来了这本图册。
没有人会想到，当时偶然产生的一点朦胧兴趣，最终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吃不了苦，难成大事”
同学们眼中的“书呆子”也有少年意气的时候。
高二那年，“抗美援朝”激起了国人的满腔热血，担任班级团支部委员的殷鸿福报名申请奔赴前线。然而因为未及成年需父母签字才能生效，殷鸿福的从戎报国梦最终化作泡影。
到了高三，班上开始出现一些“风言风语”：“别看他们是团干部、先进分子，他们考大学还不是清华、交大的电机、机械（当时的热门专业）！”
放学路上，殷鸿福和几名班干部“立下赌约”，报志愿时偏偏不填这两所学校，选专业也要“选一个苦的”。
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地质人才，殷鸿福把艰苦专业和个人兴趣做了结合——选中地质矿产与勘探专业，最终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进入了彼时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团支书颜振民也报考了当时“冷门”的水利专业，支委赵伟民则留校做了一名辅导员。
当年，殷鸿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他就报考专业现身说法：“在考虑升学志愿时，要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也要慎重考虑自己的条件，不要让旧的思想习惯支配自己，也不要被不正确的言论所迷惑。”
到北京上大学后，习惯了上海百米左右就有一个车站的殷鸿福发现自己“不会走路”。到野外实习时，山刚刚爬一半他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解”。
殷鸿福下定决心，“一定要过了走路爬山这一关。”每到周末，他就去山上考察，来回往往要步行四五个小时，脚都磨出了血泡。久而久之，练出来一副铁脚板。
动荡的“文革”时期，很多人都无心学术。没有经费，他从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经费做科研；借了相机跑到距离学院很远的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拍不外借的资料；苦学德语、俄语和法语，学术卡片做了几千张，学习笔记厚厚一大摞。
50岁那年，殷鸿福带病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下山时摔倒在乱石丛中，粉碎性骨折,膝关节五分之一的骨头没有了，很多人认为“殷鸿福的野外考察生涯就此终结”。
然而，经过医治和锻炼，接下来的20年，他继续攀爬大自然的高山峡谷，也开启了自己科研人生集中爆发的模式。
“大学培养了我不怕吃苦的品质”，回首过往，殷鸿福坦言苦练走路的经历“磨练了意志，锻炼了坚韧性”，让自己受益一生。
中学时，殷鸿福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孙悟空。懵懂少年一度很纳闷：“为什么有七十二般变化的美猴王一定要服从唐僧呢？实在看不出唐僧有什么好处。”
阅历经年，殷鸿福渐渐看透了其中的人生哲理：“信念重于力量。唐僧是信念的代表，孙悟空是力量的代表，力量没有信念的指导就很难走到‘西天’，走到胜利的终点。”
“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
中学时，殷鸿福在旧地理书上看到，我国的矿产储量只有一个估计数字，矿产地图上只画着半个中国，有着无数山脉和盆地的西部半壁却看不见，一度以为是中国矿产太少了。
上大学后，当他看到东北调查矿产报告，才明白“祖国的矿产原来是这样的丰富”。
“书本不可全信”，他开始渐渐意识到，“知识要与实践结合”。
大学里的周末，殷鸿福常常和同学结伴到西山勘察。有时，课还没上完，他们野外的考察已经提供了答案。
真正给他带来心灵震撼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游学欧美时的发现，“美国教科书的内容竟然和中国完全不一样”。
譬如，当时国内的生物教材上，大部分是动物、植物的内容，还停留在分类学概念。而美国的教材已经主要是“细胞、分子、DNA、遗传”，从知识的根源开始学习起，从理解入手。“以往依靠书本死记硬背的模式都被颠覆了”。
“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惨痛的教训让殷鸿福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他的科研成名作——中国“金钉子”的确立可以为此写下注脚。
地质学上用“金钉子”作为代名词进行地质年代划分，距今2.5亿年的“金钉子”是二叠纪、三叠纪以及中生代、古生代的界线，一度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研究焦点。
1986年，时为副教授的殷鸿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T.Tozer当面交锋，推翻了近百年来确定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煤山作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坚持10多年考察论证后，“金钉子”终落我国。
“现在高考分数高的学生很多，可有批判性思维的太少了。”多年的观察，殷鸿福院士发现今天的中学教育依然在一个怪圈中：学生认为，老师说得都对；老师也认为，课本写的都是标准答案。
在欧美课堂，他曾亲眼目睹，一个学生在听课中打断老师，提出自己的质疑。“这在中国，学生敢吗？不敢，那是要受批评的”。
“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他认为培养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当前的教育方式让学生知识面很广，但不善于从根源处找到问题，也就没有了原始的创新。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
“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举办讨论，让学生能大胆地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他坦言，自己更看好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未来他们在事业上可能走得更远。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雷宇 实习生 杨洁 封智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