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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从血缘村落到地域方国、再到天下王朝的政治升级，以及从夏商周到秦汉的理性化演进，都是在“家”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之相应，建构起了一整套观念形态，并以一整套核心语汇表达出来，其中突出的有“仁”。仁，从理论上讲，把家、国、天下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型的“仁的人性”；从起源上讲，关联到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性。
仁，到春秋才进入思想层面，在文献中的体现是，仁字在《左传》中出现33次、《国语》中24次。孔子使“仁”成为思想核心，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但仁从何而来，甲骨文并无仁字，金文到战国也仅一字。《说文》在先秦两汉文献的基础上，对仁字有了总括并指出了字源。
仁包含四点：其一，仁是人的本质；其二，仁的重心在处理人与人的二人关系上；其三，亲子之爱是仁的核心和出发点；其四，由亲子之爱推及家、国、天下、宇宙万物，形成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宇宙性仁爱。这四点构成了中国型人性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这里且从仁的起源讲起。
仁是怎么来的呢？《说文》讲了两个古字：忎和
，郭店楚简发现，战国时比“忎”用得更多的是“
”（
）。白奚说，是南方文化之仁，为北方文化之仁。往深里讲，仁是东西南北各族与仁相关的思想，在孔子那里得到的综合与升级。
如果不从方位，而从历史上论，在先而在后。唐代陆明德，清代段玉裁，今人叶玉森、刘家和等都说，在古字中，与夷通；易华在《夷夏先后说》中讲，在远古东南西北各族群里，东夷走在前面。文献表明，仁是东夷族的特点。《说文》释“羌”，提出“夷俗仁”。
从仁的内容往上追溯，武树臣指出，甲骨文中不少字呈现了二人相亲的各种形态：
为二人相叠（董作宾释为仁）；
（夾），《说文》讲是一个“大”形的人夹二人，林义光说“象二人相向夹一人之形”，叶玉森说“疑即仁之初文”；
（乘的字形之一），武树臣说“象二人抵足而眠”；
（化），朱方圃说“象人一正一倒之形”……甲骨文中这些呈现二人关系的字，透出了远古文化对人与人关系的丰富呈现和观念思考。
不过，这样的丰富呈现和观念思考，都是在“家文化”的亲情关系基础上进行的。远古文化从村落的血缘之姓，到地域双姓结亲之氏，从一姓为主、多姓结亲的结盟之国，到一姓为王引领天下百姓的王朝，中国文化的政治演进是在家的基础上的升级，观念演进是在亲的基础上的升级。
蒙文通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说，春秋之初，各国之间尚隔有各类戎狄，因此人的关系基本是在各国之内的家文化基础上运行。从春秋战国到秦，长城内的戎狄完全消失，游牧各族不是融于农耕文化之中，就是迁移到长城以外的广大游牧地区。在此历史大变局之时，展望未来的天下秩序，怎样的人人关系才是合理的呢？与时俱进的孔子提出“仁的人性”，就是一个建立在“家”基础上的思想升级版。
从思想演进的角度看，孔子的“仁”的建构，是在远古的“生”和西周以来的“德”的基础上的思想升级。远古族群在天地观测中，产生了天地运行思想，从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中，产生“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的德刑一体、相续、互动、互含、循环的天道运行思想。这一思想在《黄帝四经·观》《管子·四时》，乃至汉代《淮南子·天文训》《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等文献中都有集中体现。
或许因为远古时，各族群的互动融和往往以冲突的方式体现，刑德一体的思想在远古之初应是以刑为主，随后转为以德为主。回到远古，以德为主，体现为对“生”的强调。《周易·系辞》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应是这一转变完成后的形态。以“生”为天地之德，更有助于远古文化以“家”为基础的观念升级。
“生”这一概念，讲的是人由天地的“生”本质而来，又按“生”的规律运行，以合于天地的“生之大德”，呈现的是“天生人”和“人合天”。比如，《庄子·刻意》描绘远古圣人“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后来，由生而“姓”，有了家族人的意识；由姓而“氏”，有了地域人的意识；由氏而“国”，有了方国人的意识。家的观念在由生而姓而氏而国的演进中，基本上是一种族群的整体意识。而“生”让这些观念在不断的升级中，充满了由家而来的“亲亲”温情。
从文献上看，“德”是在周战胜商之后出现的。德在甲骨文中就有
、
、
，是下部没有“心”的“徝”。此字孙诒让、罗振玉、李孝定、徐中舒、商承祚等有多种解释，但都围绕一个中心，在中杆下用“目”观察，得到正确天意（正见）。中国思想的一系列观念，如昰、是、諟、正、直……都由之产生，并内化于人的心中，这就是徝（德）。
戴家祥说：“古德得同字。”徝（德）是得到之后成为自己之徝（德）。如果说“生”主要是人与天地一体，在天地中得到自己的本质；那么，徝（德）则强调了人得到天地本质而为人，强调人之为人，对这一“彳”（正见）的“直”（坚持）。总之，徝（德）在天人关系中，突出了人的主体性。
周代商之后，徝有了心而为
（德）。人得之于天，要通过心的努力才成为合天之人。心不仅是宇宙的天心，也不仅是家国的国心和家族的家心，更是要由个人所得之德（性），按个人在家、国、天下、宇宙中的地位，用正直之“心”去实现在家、国、天下、宇宙中的德。德突出了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人的作用。
孔子之“仁”，在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如果说，德彰显的是个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性；那么，仁则明示了个人之德体现为仁。与德相比，仁强调，第一，仁是从人出发。《中庸》曰：“仁者，人也。”徐灏、章太炎、王献唐、刘文英、周清泉都讲，仁字是人的重文。
第二，仁要达到的是二人关系的正确。《说文》释仁，“从人从二”；仁在金文《中山王鼎》和《说文》引的古字，都是从二的“”；《春秋纬·元命苞》中讲“二人为仁”；唐兰说，仁代表二人；董作宾说，仁，意谓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
第三，二人关系的首要，是核心家庭的亲亲关系。《孟子·尽心上》，“亲亲、仁也”；《礼记·经解》，“上下相亲之谓仁”。而且，仁对家中每二人的关系都有明确规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恩、妇爱。
第四，仁由亲亲而来，仁的定义是爱。《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这爱的基础、来源、核心，就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亲子之爱。因此，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把孝悌看成“仁之本”。远古以来的社会事实和礼制传统，并不强调仁或反对仁的先秦各家，在讲到仁时，也都呈现了仁为爱这一事实。《墨子·经说下》，“仁，爱也”；《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
第五，仁要把作为核心家庭的亲亲之爱，扩展到整个家族，即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九族（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再由亲而疏、由家而国、由天下而宇宙万物。这就是《孟子·尽心上》所总结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讲了“仁”在历史演进和逻辑演进的几层含义，统而言之，亲、仁、爱都是仁，可以互释互注；就相互区别来讲，亲强调的是家庭家族中的仁爱特性，仁讲的是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由春秋开始，各国互动，人与外人的互动频繁起来，天下由春秋到秦汉的一统需要一个人性基础。孔子提出“仁的人性”，把家中人际之“亲”扩展到天下人际互动之“仁”，正是应合这一历史需要。当新的天下一统在汉武帝时代得到巨大成功时，正是仁在文化中成为主流思想之时。人不仅生活在天下的人际互动之中，还生活在鸢飞鱼跃、山水田野的天地之间，把对天下人之“仁”，扩大为对宇宙万物之“爱”，仁的人性，由之上升到一种宇宙情怀，方得到真正的完成。
亲-仁-爱，就本质而言都是仁；就区别而言，亲是家庭家族中的爱，仁是对天下人之爱，爱是对宇宙万物之爱。亲-仁-爱，又是有等差的：亲最高，当人对任何人讲“亲爱的”，意味着把对此人的爱提升到最高级别；仁是次级，由于在大一统中，经常互动的都不是自家人，所以对于达到社会和谐是最重要的；爱比仁再低一级，体现为人与宇宙万物之爱。亲-仁-爱的等差，是人在一生中都要遇到的，且面对多种爱，不可得兼。有所区别而又内在一体的亲-仁-爱，构成了中国文化中“仁的人性”。
仁的人性，与建立“家-国-天下-宇宙”一体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最为相合，因此成为古代的主流思想。仁的核心是亲亲，父母对儿女之爱，儿女对父母之孝，内蕴着超越理的深情；仁爱有等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内蕴着人之常情。体悟这两点，方能理解仁的人性的深邃，理解由之对社会整体产生的好好坏坏的复杂现象。
自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的现代进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为基础的仁爱建立起来的家国天下秩序，与西方文化由个体平等主体建立起来的公民秩序之间的互动，就开始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已经、正在、还将演进丰富、多彩、曲折、回环、冲突、提升、互入、融和的剧目，身在如斯的丰富现实中，理解中国文化中的仁的人性，不可谓不重要。
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