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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立在离地接近一层楼高的吊环上，21岁的阿尔图把双腿绷得笔直，两秒钟后，他将在一串流畅的旋转后稳稳地落在体操垫上。目前为止，每个动作都干净利落，他满脑子都是接下来该如何与地心引力共舞。金牌，还来不及考虑。
像一个锥子扎在地上，阿尔图举起双手，收获了那不勒斯帕拉维苏沃体育馆的满场掌声。这是亚美尼亚代表团在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世界大运会”）收获的第一枚金牌，也是目前唯一一枚奖牌。对于从7岁开始练习体操的阿尔图而言，这枚金牌的意义在于“让我开始真的确信，这条路有机会通往奥运会”。
“二十一二岁是世界大运会参赛选手最集中的年龄。”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FISU）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森特隆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个年龄正是青少年运动员向顶级运动员过渡的阶段，也是年轻人三观形成的重要时刻，因此，世界大运会除了要发掘、帮助真正有潜力的运动员成长，更需要借助赛事平台，让参与其中的大学生运动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最终成为“今天的明星，未来的领袖”。
从缤纷旗帜到“25岁以下”
在世界大运会男子吊环项目上，这是亚美尼亚队第三次夺冠。
“恭喜你们，卫冕了冠军。”老对手土耳其代表团的官员前来道贺，霍夫汉内斯掩饰不住笑脸，“我们在这个项目有传统优势，且不乏后备力量。”作为亚美尼亚代表团官员，此行他受益于国际大体联援助计划——为一名男选手、一名女选手以及一名教练或官员提供参赛的差旅、住宿等费用。
据记者了解，这项政策1987年已经出台，1991年正式开始实施，通常情况下，人均GDP在3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均可申请，最终国际大体联发展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单。本届大运会约近30个代表团像亚美尼亚一样得到资助。
霍夫汉内斯参与过6届世界夏季、冬季大运会，甚至因运动员赛程等问题，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冬季大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仪式上，他曾经独自擎着亚美尼亚国旗步入会场，与旁边数百人的代表团相比，“那种感觉说不上孤独，但很奇妙”。霍夫汉内斯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介绍：“这次我们代表团将在体操、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向奖牌发起冲击。”
独自走进盛大开幕式的感受，马米提亚那也十分熟悉。为了参加世界大运会，他带着两个女孩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才从马达加斯加抵达意大利，“单人往返机票约2000欧元”这样的花销对人均GDP仅400多美元、位列世界倒数的国家而言，“算得上巨资”。国际大体联援助计划的支持就是他们参赛的唯一可能。开幕式前，马米提亚那期待一场盛大的演出，但那不勒斯组委会秉着节俭办赛的理念，在点燃圣火环节用灯光代替了真实火焰，这让他略有失望，“不够振奋人心”。
更令马米提亚那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大运会对运动员的年龄限制自本届起限定在18岁至25岁，以往这个“门槛”只针对篮球项目，其他项目运动员年龄上限为28岁。
他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表示，如今“25岁以下”意味着他无法让运动表现最出色的选手前来参赛，“只能把二三线选手带到大运会赛场”。马米提亚那的“计较”源于对马达加斯加大学生运动员而言，出国参赛机会是稀缺资源，尤其他还需要个人为学生支付部分开销，“没把钱花在刀刃上”令他陷入纠结。毕竟，100美元一本护照，还有部分杂费，对于在马达加斯加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的马米提亚那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不富有，但我别无选择”。
漂在印度洋上的岛国，政权更迭频繁，远离非洲大陆也让话语权随着海风消散。政府对高校体育的资金支持时断时续。“我们等不起。”马米提亚那表示，“很遗憾，在我的国家，体育绝不是政府重视的项目，想发展体育，必须先自己投资。”因此，他对资源的渴望显得尤为迫切。
援助计划的初衷，是希望能在大运会上看到更多国家的旗帜，让更多国家参与到这项赛会中。“但今天的情况已不止如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发展战略，要把有潜质的运动员从这些没有资源派遣参赛的国家，带到世界大运会的舞台上。”森特隆德透露，这就意味着，年龄与运动表现的门槛需日趋严格。
“25岁以下”的限制背后有很多原因。森特隆德表示，不同国家的学制不同，超过25岁的运动员仍硕士在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根据对过去5年世界大学生夏季、冬季运动会等赛事的统计结果显示，超过25岁的运动员占比约10%，但这部分学生运动员中，“学生”身份存疑的几率较大，“即便他们拥有学生证”。更关键是，这涉及公平竞争的问题，“20岁和27岁的人同场竞技，身体差异很明显，我们要尽量减少这种差异”。
也有很多国家对此表示支持，他们把大运会当作一个运动员梯队建设的平台，以便将来为奥运会等其他大型体育赛事做准备。在霍夫汉内斯看来，世界大运会正是年轻运动员不可或缺的竞技平台，亚美尼亚不少走上奥运会赛场的运动员，正是通过大运会的舞台被发掘，“需要给适龄运动员提供一个高水平的赛场”。
负责援助计划超过30年的森特隆德表示，在中国，大体协会帮助学校开展校园体育，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并不是这样，协会设立后可能不为人知，因此也就无法获得资金，“要协调协会与各国管理部门的关系是很多会员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种情况在非洲尤甚。
乌干达则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乌干达代表团领队帕特里克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表示，除了3名运动员和官员的费用，其他30多名成员的费用均由各个大学承担，大多数优秀的运动员也出自大学，“在乌干达有近40所大学，大约一半学校会为运动员提供教育奖学金”。但帕特里克强调，这基本都取决于学校本身对体育的态度，如果从政府层面讨论对高校体育的投入，“我很难说‘是’或‘不是’”。他表示，在一些项目上，乌干达不缺优秀教练，但缺乏场地设施，“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我们会有更多天才选手”。
除了解决费用的后顾之忧，协助支持对象完成签证、手续等问题，国际大体联的援助计划还有新的目标，“我们希望借助世界大运会的契机把来自不同大洲的运动员聚集一隅，组织训练营，用一个月时间，让世界知名的教练给予他们专业指导，让运动员不仅收获大运会的赛事经验，也能得到培训的机会”。在森特隆德看来，帮助一个年轻人走进决赛场甚至走上领奖台，就是援助计划的一种成功。
从选择的勇气到面对未来的底气
在美国上大学的艾罕默德同样用了15个小时飞抵意大利，他将与一个女孩一起代表索马里出现在世界大运会的田径场上。他面孔稚嫩却留着浓密的络腮胡，还没等问题说完，便语速飞快地重复着答案，流露出被美国说唱文化影响的细节。
1500米和5000米的赛场上，艾罕默德将与肯尼亚等国的强手同场竞技，他只有一个目标，“赢得比赛”。
为了调整比赛状态，他在田径开赛前一周已经抵达住地。每天严格按照计划完成训练，遇上去训练场的大巴车延误，他也会将训练时间自动延长，即便此举将让他错过返回住地的班车。吃饭时间也严格控制，很难被其他事情中途改变，他像一座上好发条的钟，每一针走的都是既定的节奏。
另一座调好的“钟”是阿图尔。本届世界大运会采用了“大运村群”的概念，分别在那不勒斯、萨勒诺、卡塞尔塔3个城市设立了大运村。其中，那不勒斯的大运村设于停泊在那不勒斯湾的两艘游轮上。这个自带露天游泳池、夕阳海景的大运村给阿图尔最深的印象，是时常会通知进行逃生演习，“但我实在太忙了，无暇顾及”。阿图尔表示，在亚美尼亚时他的生活几乎就是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间两点一线，“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教练”。
美国体育生长于学校，欧洲运动员则生长于俱乐部。可无论出自怎样的体制，在森特隆德看来，18岁到25岁间的大学时光，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时期。“尤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在体育上有所建树的人，要看到自己在运动方面的潜力，必须达到一定年龄，因此，通常很难作决定，因为你还不够专业，学校和俱乐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撑你达到一定水平，让你作决定时更有底气”。
一旦选择成为高水平运动员，很多事情就成为“必须”。在森特隆德看来，高水平运动员总是目标明确，这让他们具备很强的时间管理能力，“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醒来，准备适当的食物，即便有聚会想参加，也会克制，不会熬夜”。
可“时钟们”也有焦虑的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正处于职业生涯彻底改变的关键时刻，但又接收到大学伸出的橄榄枝，这些学生的焦虑要大于从13岁就离开学校那部分运动员，这是双重职业不得不令人思考的现象。
在森特隆德的家乡，一些球员到了十三四岁，如果表现惊艳，意味着他将不再上学，18岁进入国家队，花10年时间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挣得盆满钵满。“但他依然面临到了30多岁后，一个严重受伤导致的退役。如果没有从小养成时间和财富管理观念，接下来的生活就是虚度。”但很多运动员意识不到这一点，森特隆德指出，这就是为何要在世界大运会的平台上强调教育，“当你得退出这项运动时，至少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开始正常工作”。
成为职业运动员是很多大学生运动员的梦想，但职业运动发展的沃土屈指可数。帕特里克表示，在乌干达，如果为国家取得一枚金牌“将是英雄一样的人物”，但要单纯地靠体育获得很好的生活，职业体育才是更好的选择，遗憾的是，在乌干达除了足球勉强算得上职业化外，其他项目并不容易接纳运动员去纯粹地实现体育梦想，“马拉松俱乐部的兴盛值得关注”。
因此，在运动员作出选择时给予他们“底气”，除了帮他们认清自己的运动潜能，也包括让他们学会展望体育生涯结束后的人生。森特隆德表示，世界大运会提倡的就是让年轻人学会利用大学里的经验以及比赛场上的经验，从而学有所得，形成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申震以篮球为例表示，曾经国内大学篮球事业的目标设定为要培养大学篮球人才，但对标“今天的明星，明天的领袖”后进行了调整，倡导培养全人格的人才，“是未来会打篮球的医生、律师、企业家”。
从体育到体育之外的生命力
尽管马达加斯加是个岛国，但住在游轮上也是马米提亚那和运动员第一次新奇体验。“这是非常好的创意，你能在里面找到餐厅、商店甚至田径跑道。”他提及首轮就输给南非选手的网球运动员珍妮，“无论如何，她有机会来到国际赛场，希望她在提升竞技水平外，也能得到更多难忘的经历”。
和世界杯、世锦赛及4年一届的奥运会相比，世界大运会增加了不少“不仅是体育”的项目。在整个赛会期间，包括音乐表演、展览、考古发现、剧院和研讨会等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几乎都对运动员免费或享受特别折扣开放，那不勒斯Teatro音乐节也将举办15场“以大学为主题”的演出。
据记者了解，通过教育活动，如研究、出版、讲座和其他活动来鼓励大学体育的学习和提高，是国际大体联保持的传统，活动和节目的对象是学生、学生运动员、大学体育官员和管理人员、国际体育和非体育联合会的代表、国际大体联大型赛事的组织者、著名的学术演讲家、国际大体联的家庭成员等，主题诸如机会平等、性别平等、领导才能、双重职业、道德、反兴奋剂和志愿者，等等。
一切为了让氛围别太紧张。森特隆德表示，在世界大运会的舞台上，同样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媒体进行交流，但很多人的话题不局限于体育，而是彼此的大学经历。例如，六七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医学专业学生会交流经验，几个学编程的孩子能合作开发一款游戏。在这个场域里，来自国家和媒体、教练和协会领导层的压力都会小得多，且这种轻松的氛围，也让运动员不容易紧绷。放松下来，反而容易获得更好的运动表现。
在他看来，世界大运会的部分导向确实和大学生运动员产生了共鸣。当你和运动员交谈时，他们总记得这段经历，除了创造了自己在运动场上的纪录，也获得开心的时光，很多人把大运会的体验当作演讲的主题，因为这是他们在大学里体会过的独一无二的事情。
同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不同，世界大运会更强调青年未来的发展。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曾对媒体表示，强调年轻人在未来世界上的重要性，这样的理念很难通过比赛体现出来，在现代商业理念的冲击下，潜在的价值观很难变现，这也导致世界大运会面临过不少挑战，例如本届赛会最终落地那不勒斯，正是巴西利亚放弃举办的结果。
但在奥列格·马迪钦看来，学生是推进国家发展、变化的主角，他们肩负建设更加稳定、和谐世界的重任，因此，汇聚了未来各个国家、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世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应该是文化交流的平台，传播和平、团结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因此，2015年他当选国际大体联主席后，围绕着市场运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一方面继续挖掘赛会品牌价值，另外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开发，比如寻找冠名、从公益的角度吸引赞助以体现大学生体育赛事在竞技之外的价值等。
“我们正计划从2023年大运会开始,加入一些音乐和艺术的竞争，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也是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给更多学生以机会，让优秀的艺术青年与体育青年一起共事，例如可以提供一个在闭幕式上演出的机会，名额从中国、美国、韩国等国家的摇滚乐队中产生。”森特隆德透露，文化和艺术等元素，今后将在世界大运会的平台上有更多可能性。
但在马米提亚那眼中，争取获得更多国际大体联在帮助运动员发展方面的资源更为紧要，同时，他还在期待几个月前新上台的总统兑现承诺。“他承诺我们将为体育和年轻人做更多事情。”马米提亚那评价自己，“我是乐观主义者”。
本报那不勒斯7月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