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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去往哪个方向？是黔北还是回师湘西？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乌江南岸的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宋家寨宋家大院（宋泽生住宅），见证了一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问题的激烈争论，史称“猴场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誉之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初入贵州，中央红军得到短暂休整。黎平会议确立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后，中央红军按照决议精神，兵分两路，于1934年年底分别进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准备强渡乌江。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
中央红军西入贵州，让蒋介石、何健原定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蒋介石一面密令薛岳率20万大军一路追击红军进入贵州，一面急令黔军王家烈部严防死守乌江，堵截红军于乌江南岸。此外，蒋介石还调动湘、桂、云、川4省地方部队杀入贵州，妄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瓮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瓮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谢崇禄介绍，前有黔军重兵布防的乌江天险，后面追兵相距只有100公里左右，倘若误时太长，敌军四面合围，红军可能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
在这个紧急关头，“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无视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不同意过乌江，坚持回兵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严峻形势面前，进抵猴场的当天，中央政治局便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消除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歧。
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经过多数同志的努力，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再度提出的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
猴场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明确指出今后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从根本上摒弃了李德等人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的粗暴领导。对此，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指出，红军应“转入反攻”，与“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一改红军长征以来消极避战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红军在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
猴场会议还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决定》指出：“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谢崇禄介绍，猴场会议后，李卓然、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在珠藏镇桐梓坡成立了农会和游击队，“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此外，瓮安至少有两个新兵连参加红军。
根据猴场会议精神，红军总政治部于会议结束当日起草并发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这是红军进入贵州以来制定的第一个瓦解贵州军阀部队的文件。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猴场会议后的几天里，党中央和主力部队强渡乌江。至1935年1月6日，红军后卫部队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
《红星》报曾发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指出乌江战斗是红军长征战史上的一次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迅速扭转了险恶处境，取得了反攻第一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遵义的通道，完成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重大战略转移。
猴场会议有着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谢崇禄说，猴场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过去是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仍然是搞好工作、加快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本报贵州瓮安7月9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田文生 见习记者 朱彩云 王羽璋 焦敏龙 曲俊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