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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场军事行动仅靠战斗就能真正取得长期胜利。80多年前，一群吃盐靠背的贵州“干人”（意为贫穷的人——记者注）遇到了一支贫穷的队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有了一线希望。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中央工农红军转战贵州期间，乡亲们曾经用箩筐装石头减缓河流速度，帮助红军过河，改变了当时专家认为水速过快、无法渡河的状况。
1934年，经历了湘江战役惨败的中央红军由湘西转入贵州境内。在这之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相继召开。
调整军事路线的同时，广大群众的支持让这支队伍重获信心，一路突破乌江、二渡赤水、攻占娄山关，取得长征路上首次大捷。
起初，没见过红军的当地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不知道这群人是谁，甚至有些害怕这些国民党军口中的“赤匪”。
1934年12月14日上午，当一支红军先遣部队抵达贵州黎平少寨时，整个寨子只剩下几位老人。
“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专门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靠着和善的话语、严明的纪律、文明的举止，红军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老人们断定，红军不是坏人，叫回了躲进山里的年轻人。
当年11月7日的《红星报》刊出的《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也描述了当时红军部队的纪律要求：“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
面对这样一支队伍，人们在寒冷的冬天卸下家里的门板，砍倒山上的大树，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搭起了一座木桥，让主力部队通行。
红军离开后，少寨群众为木桥取名“红军桥”，并定下规矩要好好保护它。85年来，“红军桥”无数次遭损坏，当地百姓自发维修、用心呵护，不仅因为他们要从这里经过，更因为这是红军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猴场会议作出了迅速强渡乌江的决定后，1935年1月1日至1月6日，中央红军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
贵州多石山、少良田，老百姓过得穷苦。乌江沿岸江界河镇83岁的符方尤回忆，那时家里穷，经常要去地主家借高利贷，“借一斗米要还两斗。红军到了江界河后，地主跑了，利谷仓里留下9斗米和3头猪。红军把这些全部分给我们老百姓，对我们很好。”
他说，当时，父亲和哥哥帮红军杀猪，红军给哥哥送了一条围裙，给父亲送了一盏马灯，马灯至今还在家保存着。
红军在贵州沿途打土豪、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群众，内部纪律严明，不断向广大人民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以心换心”的办法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后，贵州各地老百姓也为红军带路、搭桥和提供信息，帮红军熟悉当地复杂地形；也不断有穷苦有志的青年参加红军。
1934年冬至1935年春，红军四渡赤水，历时两个多月，经历大小激战多次。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激战连连，不少红军浑身是伤。即使没有受伤的同志，脚上也磨出了水泡。而长征途中又缺医少药，不少红军战士带伤前行。
当年，红军战士到了茅台镇后，用打土豪没收来的茅台酒疗伤、擦脚。此外，也有当地群众把家里酿的酒拿出来给红军“洗脚”疗伤。
邓颖超后来回忆：“路经茅台，周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台酒疗伤（那时茅台酒最高度数有72度）。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红军能顺利到达延安，茅台酒立了很大的功劳。”
沿着红军四渡赤水的河谷前行，从茅台镇来到习水县。当年，国民党空袭隆兴镇，为了救一对上街卖干粮换盐的母子，7名红军战士牺牲。当年被救的孩子叫王秀林，如今已经87岁。他至今仍然说，“我这条命是红军救的”。
红军四渡赤水北上后，流落在川黔边境的伤病员陆续来到淋滩，受到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区长刘纯武的救助和保护，其中大部分受资助返回原籍。
据习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思江介绍，当时，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还成立了淋滩红军党支部，这是长征途中救助伤病员最多的一个地下党支部。
在贵州，红军长征从黎平到猴场，从猴场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一路走来，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还有很多：有老人回忆，红军借用家里的房屋，临走前一定要留下报酬，把那时还很珍贵的马灯送给了他，如今马灯成了村里陈列室的宝贝。有老人反复提到，红军战士经常来老百姓家里挑水、干农活，“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
浓厚的军民鱼水情，是红军顺利转移的坚硬基石。时至今日，长征路上红军为老百姓着想、为长远着想的故事，仍然在群众中口口相传。
正如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时候所说：“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是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焦敏龙 朱彩云 记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