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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暑假，刚上完高一，时年16岁的我独立编写完成了一本29万字的“志地体”（以地名为线索编写历史的新体例）历史书——《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那时候，中学生编写词典出版，可是一件令人震诧的新鲜事。这件事引起了《中国青年报》的关注。我因此第一次走进中国青年报社的大院。接待我的是“中学版”的编辑李志强和王胜春两位老师。李志强老师很儒雅、很有风度，王胜春老师好像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他们像大哥哥一样很有兴致地了解我的学校、我的学习、我的兴趣，对我进行着漫谈式的采访。天色将晚，王胜春老师提醒李志强老师，别忘了陪夫人一起去看电影。1985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署名“北京二中高二 王晓”的一篇小文章《我怎样写成了一本书》，还加了“编者按”，文尾栏标上有六个字“成功者的足迹”。
本来我不知道这篇小文章已刊发，是突然间激增的读者来信提醒的我，《中国青年报》的影响真大。有意思的是很多读者都称我为“王晓大姐姐”，呵呵，因为栏标图案是一个女学生在伏案学习。当时，我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书名还没有最终确定，这篇《我怎样写成了一本书》提到我的书还用的是暂定名，第二天也就是1985年1月25日，《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学通社记者阎研写的《心中的长城——记王晓和他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用的是最终确定的书名。
我编写《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练笔，而是为了出版。刚刚升入高二，我就鼓起勇气找张觉民校长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没过多久，一天放学后，张觉民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找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介绍我认识了水利电力出版社电编室编辑吴强——日后我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责任编辑。
吴强老师当时才20多岁，既充满活力又老成持重，言语不多但句句认真。作为责任编辑，吴强老师为我这本书花费的心血最多。他带着我的书稿请教过北京教育学院的赵恒烈先生、北京师范学院的黄一欧先生、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振鹤先生、北京市第20中学的郑尚可先生，他还引荐我认识了北京市第165中学的时宗本先生——当时北京市唯一的历史特级教师。时宗本先生担任了我这本书的主审。多年后，一位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老先生得知时宗本先生是《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主审时，对我说：“你当年真的很幸运，有时宗本先生帮你把关，那是宗师级的人物。”吴强老师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加工，一趟一趟地往我学校和家里跑，给我送书稿、送校样。
水利电力出版社是水利电力部直属单位，成立于1958年，有自己的大院，大院里有气派的办公楼，还有专供外地来的作、译者住的招待所。1985年暑假我几乎每天都来这里“上班”，坐在吴强老师的座位上，看稿，改稿，只是和其他编辑老师不同的是，我面前摆放的是自己的《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
编写出版《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让我成为海内外多家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来自海内外数以千计的慕名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让我在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和幸运。我也因此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学生旗帜性人物。作为“全面发展，学有特色”的典型，我受到各级表彰。高中快毕业时，我还相继接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推荐通知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史系的保送通知——这是中学时代我曾有过的辉煌的一章。
可是，对我的记者编辑老师，我一直都怀有深深的歉意。他们从如此风光的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得到——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上不了他们的名字，就连《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的后记中，对他们也没有提及。
3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中学生现在已经50岁了。我真的沿着这条路稳稳地走下来了。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事出版工作，后在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前行，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当年那本《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也有了新的发展。我后来又在其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国历史小词典》（36万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新编志地体·中国历史小辞典》（25万字，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历史小词典》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袁宝华同志为这本书亲笔题辞：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那一张张年轻温和的面庞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8年来，我在工作中处处以我的记者编辑老师为榜样，心甘情愿安居幕后，尽心尽力默默奉献。
中国文物报社 李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