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10年前的夏天，我从一所211工程外语类院校毕业，考入某中央部委工作。
我从小热爱文学，所学专业也包含诸多文学课程。大学4年，我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规划是读到博士，然后进入高校做研究。谁知，阴差阳错，考研时我和理想的学校失之交臂，找工作时却如有神助。一位好朋友打算考公务员，拉着我一起报了名，我只在考前3天做了两套模拟题，结果“裸考”考上了。
彼时，金融危机的海啸刚刚袭来，能得到这样一份安稳又体面的工作，足以令人艳羡。除了面上的光彩，最让我从内心深处产生认可的，是工作带来的成长感和收获感。面对完全陌生的公文写作，当时的我是一张白纸。我所在的部门挑出一些业务能力强的前辈来带新人，在“师傅”的带领下，我进步很快。那时经常加班，但领导很为大家考虑，会想办法提高效率，或者让大家轮着值班，我也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
几年后，我被派到国外工作。之前，我关注的是自我的小世界，不会觉得英国脱欧、阿富汗发生爆炸，或者美国出台某项法令和自己有什么联系。海外生活改变了我的视界，我开始真正去关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平时常说的“中外文化交流”非常宽泛，只有真实地与外国人面对面，捕捉对方细微的语气、表情，用对方能理解的思维和语言去表达，才会有行之有效的“交流”。有一次，我组织一个20多人的外国学者团到国内访问，从最初的邀请联系，到行程安排、会见参访，都是自己独立完成，觉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与此同时，我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加班时间也越来越长。尤其是回国以后，有时候深夜才下班，甚至彻夜不眠。有的加班毫无必要，明明很简单的事务，非要绕一个大圈，采用最复杂的流程。有的领导为了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努力”，故意临到下班时布置任务，营造“挑灯夜战”的忙碌景象。有一天，我去参加一场所谓高端活动，台上有华丽的表演，桌上有精致的饭菜，我却像灵魂出窍一样，想起自己宁静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我的心态也在发生改变。以前，自己是一个很清高的人，认为只要做好业务，荣誉、职位顺其自然即可。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发现，只有不断地升迁，才能得到周围人的尊重。虽然不能说体制内的人天生就是“官迷”，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就是他的职位。目睹周围有人因升迁受阻而意志消沉，有人因加官晋级而趾高气扬，我开始有了攀比之心，对同龄人的升迁格外敏感——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和契诃夫笔下的官僚人物一样滑稽可笑。
工作与爱好，或者说现实与本心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我开始意识到，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体制内我可能会合格、称职，取得一个还算不错的职位，甚至迎来一些高光时刻，但那终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考虑辞职的过程异常痛苦。我并非生于大富大贵之家，要放弃工作将近10年的“铁饭碗”，重返市场竞争，内心充满了担忧和疑惧。辞职后，我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刚开始，每次路过前单位都会有失落感。但我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自己的创意获得了很大的施展空间；公司气氛很好，上下级之间更多是分工差异，而没有森严的等级；我也终于有时间系统地读书和写作。这些都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愉悦。文章陆续发表出来，看到读者的留言和反馈，我感到自己真正从事着面向所有人的写作，慢慢克服了焦虑。
我很感谢体制对我的培养和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办事更加严谨，公文写作的训练使我摆脱了文学爱好者虚浮的浪漫。在体制内，我也遇到过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对我的指点、帮助让我终身难忘。但个人成长到达某个瓶颈后，就会面临程序繁冗、缺乏收获感等让人无奈的问题。有人说我辞职的举动很“勇敢”，但我不愿意把它描述成一个完全理想主义的行为，许多继续在体制中坚守的人也很勇敢。
朱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