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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寿光，蔬菜大棚不仅代表了赖以为生的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当地人会用“玩棚”这样的说法来描述自己的职业。比如，在一个村庄的十字路口，聊天的老人当中，有人会这样感慨：“老了，不玩棚了。”
因为“不玩棚”，这位老人也说不清楚自家在一年前的那场洪水中“倒了多少棚”——“俺也不知道，年轻人也不说。”2018年8月，著名的“蔬菜之乡”山东潍坊寿光在一场台风中遭了水灾。根据潍坊市政府发布的信息，潍坊有16名居民因此死亡或失踪，紧急转移的居民有17万之多。那是当地自1974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患。
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牵动着菜价的是另一个数字：“20多万个大棚受损。”
水灾的一个直接后果就反映在蔬菜价格走势上。华北地区菜价涨幅明显，香菜一度卖出每斤30元的价格。
洪水曾像一头迷路的野兽那样在田间乱窜，一年之后，寿光的街道上已完全看不出影响。但一些地方，比如说，308国道南侧的东方村的大棚区，仍能看出它的踪迹：多数蔬菜大棚已经完成了重建，或已经搭建到最后的几步工序，但仍有一小部分还有待重建。
当初，仅这一个村庄就有160余个大棚倒塌。人们在连绵的雨中绝望地望着他们投入了巨大心力的大棚被洪水冲垮。
倒塌的大棚有两个属于秦志伟。他原本做化肥运输生意，在一个兄弟的劝说下，搬家到寿光种菜，为此借了债。“钱还没还完，棚又塌了。”
他掀开塌掉大棚上的塑料薄膜，下面的生态系统里，能够清楚看到水灾后这一年的物种变化：地上长着各种杂草，繁盛的野生荠菜挤成一团，开出密集的白色小花。这块土地水灾前刚施过肥，水灾让野草野菜“因祸得福”。
大棚的水泥柱上仍有水渍，清晰记录着当时的水位。由于地势，从西到东水位逐渐升高，东北侧和北侧土墙在水的浸泡下陷了一块，形成缺口，风从那里灌进来。
旁边正在重建大棚的兄弟钻进秦志伟的大棚。“水来之前，刚把地用鸡粪养了。”他看着杂草说。
现在，他们不得不重新购买鸡粪，堆在一旁，等大棚重新建起来，再用鸡粪去“养”地。
大棚的建设费用，有一半用在物料上，包括支撑大棚的水泥柱子，构建大棚骨骼的竹竿，覆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还有冬天给大棚保暖的棉被。秦志伟不打算买棉被了，他想的是把破棉被拿来，收拾收拾应该也能用。
不少人有同样的打算。村民赵显政家的两个大棚倒了一个。那是他两年前建的，本来指望着能用一二十年。这次重建，他去附近的市场购买各种材料。根据他的账本，250根柱子共花费9200元；铁丝2.9元一斤，共需要1000斤左右；人工费1万元左右；土墙9000元；1850平方米的薄膜要铺上两遍，至少5000元。
“你看看，这上面最小的一笔是700（元），二三百（元）那些钱都不稀罕记了。”他说。
迄今，赵显政为重建投入了大约5万元。他从塌掉的那个大棚上拆下仍可利用的物料，将它们用于新的大棚。这样估算下来，重建需要8万元左右。如果不是废物利用，要花12万元。
他还记得一年前下个没完的雨。当时的天气预报他最初没放在心上。人们以为那只是盛夏时节普普通通的一场雨。一对夫妻记得，电视机里的天气预报员像往常一样字正腔圆地提醒，寿光等地有可能出现局部阵雨和小到中雨，“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后来的信息显示，那是寿光自1959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强降雨。
那场雨下着下着，赵显政不放心，去查看自家大棚。水漫过了土路，人只能从田陇上试探着往前迈步。最后，他心疼地看着已经长到小腿高的茄子秧被倒塌的棚架压在泥水里。接下来的几天，他们昼夜轮流在棚里用土和薄膜试图挡住不断涌进的水。棚里的水位越升越高，从到人的脚踝再到齐腰深。再后来，任何阻挡的尝试都无效了。
水灾两个月后，他的大哥赵显滨问过他：“你那个棚还搭吧，我找人给你建起来？”
“太晚了，明年再建吧。”
赵显滨从事的是建筑业，只不过建的是蔬菜大棚。寿光水灾后，他带着队伍从山东另一地回来，给村里建大棚。
灾后，许多大棚仅排出积水就用了两个多月。随后，温度下降，进入秋冬季，一些大棚没有立即重建。据报道，寿光有10.6万个蔬菜大棚受灾。到2019年3月，寿光市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里说，“10.1万个受灾蔬菜大棚恢复正常生产”。
村里的苗场也没有逃过劫难。苗场被淹，使得许多受灾不算严重的菜农，得不到及时的蔬菜幼苗供应，也延误了种菜。
2019年3月，年味儿还残余在各家的门户和街道的两旁，红灯笼上还粘着爆竹的纸屑，赵显政和媳妇商量，是时候把塌了的大棚搭起来了。
毕竟，他们还得种菜。“想吃啥吃啥，该干啥干啥，日子不还得过下去？”
种菜是寿光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里素以农耕文化闻名，还是世界上第一部农学著作《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的诞生地。过去30年间，寿光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与批发市场。
“毛主席那时候不是说嘛，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当地一位叫赵志武的老人说，“千买卖，万买卖，不如老百姓翻土块。”
在寿光，一户人家拥有3个以上大棚是很常见的。灾后，重建这些大棚需要较大资金投入。赵显政说，许多无力投入的人选择了外出工作。“棚都倒了，没钱建那不就出去打工了？”
赵显政的一个哥哥今年63岁，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在水灾中倒了一个棚。由于上了年纪，他没再打算重建大棚，而是去了附近的一所中学当保安。
许多寿光人去外地打工，仍离不开大棚——他们从事大棚搭建和大棚种植技术支持工作。据村民介绍，做搭棚的劳力一天能有200元的收入，而做技术指导一天则有500元。
考虑到重建大棚问题，灾后，当地政府发布了一项贴息贷款的政策。东方村所在的寿光市纪台镇，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贴息贷款在灾后两个月便已开始办理，借贷的金额大多在20万元到40万元之间。
据统计，到2019年3月，寿光发放的灾后重建贴息贷款有4.34亿元。
但是，秦志伟不是寿光本地人，无法获得这种贷款，他只能再次举债重建。
今年，茄子等蔬菜价格良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灾者的亏空。在纪台镇从事蔬菜收购的菜商刘心玉说，茄子刚开园的那个月，价格相当好，有些种得早，一个棚已经卖了4万多元。
秦志伟看着棚里残破的薄膜说，今年菜价“奇好”，但只能用于“打饥荒”——“打饥荒”的意思是，还债。
在一个收获的早上，赵显政夫妇摸黑来到棚里采摘茄子。几个小时后，长达140米的大棚，他们已经采摘了一轮。大棚的杆子上挂着一台收音机，听着广播里的声音，这家人把茄子码齐放在泡沫箱子里。一早上，总共收了326斤。从这里出发，它们会最终到达外地的某个市场。
在去年那场被命名为“温比亚”的台风到来时，排水系统的不完善是灾情严重的重要原因。据赵志武回忆，1974年水灾，村里那时候还没有种大棚，田里种着庄稼，损失并没有那么严重。这些年里，过去的河道被人们填平种上了作物。去年，许多村民不得不用水泵将自家棚里的积水抽到国道上去。
因此，灾后重建的重要部分是河道整治。寿光的河流在水灾后接受了综合治理，从河床整治、坝体建设、桥梁修筑到拆迁清障。
救灾之外，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同新路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合作，从心理建设等层面进行灾后重建。
新路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招募了15名驻村社工，进驻受灾严重的营里、上口、羊口镇。新路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曾利娟说：“一开始我们说我们是社会救援组织的，村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们说我们是民办非企业，村民才知道，说‘噢，不是政府那边的，也不是公司’。”
当时，大部分大棚还没有完成排水工作，受灾严重的村子的积水也没有完全退去。村民对社工活动并不热心。曾利娟回忆：“在许多村子，村民直接就问，‘你能给我们多少钱’。”
大学毕业不久的王晨雨是驻村社工之一。她记得，村民拉着她说：“再向上面申请申请，你给我们钱就行。”
随着活动的逐步开展，尤其是与村里老年人、儿童、妇女这些长时间在村内活动的群体加深交流，社工的工作被村民“递进式接受”——大棚在重建，其他方面的重建也在进行。
一年之后，寿光的生活已经看不出什么异常。村庄路面整修一新，新栽了大量的花木，完全看不出洪水来时的景象。菜农们5点多钟就已起床，赶在大棚里变得十分炎热之前把蔬菜打包，短暂午休后继续干着农活。傍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骑着电动车回到村子，饭菜的香味氤氲在整个村落。夜深后，整个村子在黑暗中沉没，酸甜苦辣都在疲惫的一天中消解。
2019年春天，赵显政的大女儿生下了二胎。他用多年“玩棚”后黝黑干裂的大手轻轻攥着婴儿小小的拳头，不由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感慨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繁衍。在夏天到来之前，寿光又一次举行了蔬菜科技博览会。这个因大棚蔬菜闻名的城市照常迎来了客商。这是博览会的第20个年头。温热的展厅里植物竞相展示着勃勃生机。而在外面，淤泥侵蚀过的那些地方，又一茬庄稼从淤泥中生长了起来，随风起伏、摇摆，起伏、摇摆。
周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