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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25年后，刘声还是个“不出名”的画家。他只有一次在公众场合登台的经历；网上对他的报道一只手数得过来；他的工作室从广州市大沙村搬到金沙湾，再从金沙湾搬到西三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
他的画笔也都在边缘打转，画中的人有理平头斜眼打电话，从脸到腰黑得像炭的包工头；有穿着雨靴赤膊上阵肌肉紧绷的农民工；也有一群围观拆迁面色沉重的村民。他们是劳动人民，也是一群要辛苦“揾食”（广东方言，指谋生很难——记者注）的人。
有时候，刘声看上去和画里的人相差无几，他不高，平头，黑皮肤，T恤牛仔裤套件冲锋衣，不止一个人说过，他像个包工头。
因为想要弄懂“人在遭遇环境改变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他拿着相机走在一个个城中村，那些影像最终被他的画笔定格成一幅幅水彩画。
高耸的水泥桥下，农民在水面上孤零零地撑着木板；交叠的木材上，看不见脸的民工枕着手臂侧卧着睡了，扭曲的后背打了几个结；或者干脆是一堆被塑料胶带缠绕的泡沫盒子，水渗到地面，再流到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袋上……
像很多画家一样，他也关注过那些充满“装饰性”的东西，但创作一直断断续续。他跟着美院的老师去陕西写生，盯着人文建筑和山水风景，“就是不快活”。可一闻见水产市场的腥味儿，看到工人光着膀子的肌肉线条，他整个人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他的画里出现过一个面部黝黑的男人，挺着肚腩，兀自站在横七竖八的水泥石块上望着远方，脸上挂着的一抹红说不清是突起的筋结还是挣扎后的血迹，下半身被残破的水泥柱子替代。
那是他从村民口中听说的钉子户，因为“硬扛”，那栋楼头顶着高速公路大桥耸立了10年。
“经济发展了，城市向乡村扩张，拆楼、建楼是前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刘声指着画说。
比他小几岁的房东也被塞进了画里。大水漫过膝盖，他就那么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背上是一整棵被水冲烂了的芭蕉。
房东从小跟着父亲种芭蕉。赶上房地产崛起，高楼大厦入侵，珠三角的地价陡涨，他租不起本地农田，干脆找上几个哥们儿，跑去粤西包下了100亩耕地。
这片芭蕉地遭遇过台风“山竹”的侵袭，损失惨重；还有一次被水淹，他趴在泡沫板上拼尽全力才游出来。
“丰收价格就低，遇上自然灾害反而高，可那时候他也没货。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上，到现在还是靠天吃饭。”刘声叹气，他听说房东的祖辈就是流浪到西三村安家种田，因为时代环境变化，现在他又不得不外出流浪。
“人生活在一层层的网中，因此很多人不愿表达，他们真正的生活没被看见。”刘声认为，这些小人物才是中国的大部分，他们背后的问题复杂又普遍，“有时代共性，有大把机会，也有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画下这些作品时，刘声的耳畔常常伴着打桩又拆掉的“咚咚声”。2016年，他搬来西三村，画室是个种着两棵树的小院子，被一幢拆迁楼堵着。
这是广州番禺区的南浦岛西北角，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过去，把村子割成两部分。拆了建、建了拆的乡村在这头，另一边曾经的江边耕地已经成为整个半岛最贵的高档小区，人流熙熙攘攘。
在夜晚，车辆在变动的光线里飞速穿梭，远处的“广州圆”时隐时现，闪着“欢迎投资”的字样。刘声举起手机，常常能拍到四五种元素同框的画面。
在西三村走上一圈，绕不开破败的房屋，木头和碎石块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两旁。几乎每过两三个月，都会冒出一座新楼，建筑物时刻在新建，也有可能会烂尾。
新开发的楼盘和高速公路逐渐取代了传统农田，宅基地成了村民依赖的重心——他们不断盖房子，然后再出租，把一楼给别人做仓库，楼上就打上隔断专供外来打工者居住。周边村子“淘汰掉”的服装小作坊一股脑儿搬来，一个月里，房子全部被租光，租金还一下涨了2～3倍。
“城市的冲撞让这个处于边缘的村落被夹在中间，只能跑步前进。”他说。
这个画家“不想沉迷在艺术圈内部”，为了还原村民活生生的遭遇，他决心进入现场。
他拿着手机，每天在村里绕上几个来回，拍下十几张触动他的片段。这些素材被他挨个儿塞进了硬盘，近百个文件夹几乎囊括了西三村所有的琐碎。
不少历史照片是从村民手里找来的，这其中有六七十岁的父辈，也有20多岁的青年。刘声和他们一起“混”了两年，跟农民工称兄道弟，和村里的老头蹲在路边分享一支烟。
因为租金低廉，一些艺术家渐渐聚集在西三村，刘声跟着他们开设了一个叫做“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公众号，拍视频记录村里的低保户、外来务工者等不同群体在西三村的日常。他们希望这个项目里，村民能更多参与，“去学着自我发声”。
画里的一些故事也是从走访中听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常来打劫，村民们合伙向南浦乡公所交粮求庇护，才有了西三村。这里没祠堂，村民就把自己形容为“水流柴”，意思是漂流在水上的烂柴，漂到哪儿算哪儿。
“‘水流柴’是指在江上漂流的柴没人要了，听起来挺沉重。”读书时语文不及格的他一夜没睡着，头一回有了写诗的冲动。
“……秋晚/狂风卷走彩霞/你屹立在轻舟/我颤抖地挽着你的臂弯/你用胸膛将我淹没/肌肤悄悄地枯萎/奔向河流的尘土啊/披着暮色的盛装/在墨黑的水面上/灰飞烟灭”
其实，刘声也是“水流柴”中的一个“捞佬”（广东人称外省人叫“捞佬”——记者注），他从来不曾位于人群中央。
他出生在广东农村，在村里读了3年小学后，跟着父母进城。只有放假回到农村时，他才觉得放松下来，用他的话讲，“人一直比较自卑”。
乡下人找活路，读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文化课不过关的刘声，找到了绘画这条出路。后来，他的画经常拿奖，考美院时，还得了满分。
那个年代，干艺术看不清未来，他跟着大部队跑去广告公司就职。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被下海的氛围席卷，刘声也被搅动了，他一心想当大老板，“赚大钱”。
他做设计、搞装修、开材料批发店、办家具厂，从广东跑到了北京、上海、浙江，一晃20年过去，“基本上全程失败”；他报名一期工商管理的课程，结果发现自己没天赋，妻子也说，他是“烂泥糊不上墙的那种”。
唯一的收获是跟着“小人物”体验过生活。做船木家具厂时，他们把旧木船上的木材打磨成家具，大船木两人才搬得动，把钉子起出来至少得两个人花上一整天，为此，他招过两批“很壮的人”。
那时候的刘声“有老板的派头”，他打麻将、唱卡拉OK，也做按摩、蒸桑拿，有时候娱乐完了回厂里，看见光着膀子，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淌到胸口的民工，他一度内疚得说不出话来。
在他的画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数那些画在纸板上的人：从江西来广东做木工，因为被嘲笑为外省人经常和人“干仗”的“疯雷”；从肇庆乡下到佛山南海搞装修闯荡的“肥佬”；放着正式的工人不当转型开起理发店，把店面扩大10倍又最终卖掉的“华哥”。
之所以紧盯着小人物，是因为刘声觉得自己和画笔下的人“其实都一样”：不是精英分子，没有坚实的保障，背井离乡，在新的城市没着落、没关系，就靠着自己一步步往上爬。”
他说，这些人什么都尝试过，可没选择的自由，很难随意转换行业，还是停留在讨生存的层面。“生活在上升和回落间不断徘徊，大多数人迈入了稳定，但真正逆袭的少之又少。”
“阶层是个框，绕着框的是层层缠绕的线，社会资源一层，家庭背景一层，个人天赋一层，要立足，要解决子女教育，也要尽孝……这些线交错在一起，凭一己之力很难挣脱。”他说，“转来转去，我们都跑不出这个框。”
这个画家感叹，“这些年来，焦虑、浮躁与欲望交织在一起，感觉自己就像一粒浮尘，找不到内心落脚的地方。”
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那些城市边缘的魔幻画面：倒闭的工厂把财神连同贡品一起打包放在了堆满垃圾的江边；疍家的渔民每天在水里打捞，收获的却是些特殊的物品，比如一个堆满盆栽的沙发；珠江防洪堤两边的厂房大部分做藤业加工，走在路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儿。
一头扎进小人物的故事里，刘声再难把目光从他们的身上移开。圈里的人抛头露脸的活动做了几轮，项目一波接着一波，可他一年的作品只有十几二十幅，收入微薄，整个家里的开销主要还靠老婆撑。
“这也许是过程，也许我就属于这里。”这个“不入流”的画家总结。
5年前再入行，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宏大的理想。他平时在广州的城市边缘，儿子在北京读小学，跟着姥姥住。有一次，刘声去接好久没见的儿子放学，同行的小朋友问他，“听说你是画家？”
几个字把刘声硌得心里发慌，他沉默了一阵，末了才说，“嗯，应该是吧。”
最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但画笔就此被拾起。这个“边缘人”和村民从白天聊到黑夜，在纸板里涂了改、改了涂，挤出了50多个关键词：保安与工地、外地民工、外出承包土地……这是西三村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现在的历史瞬间。他正把它们一一落在笔下。
“这儿的故事也许10年都画不完。”他轻描淡写地说。也是这会儿，刘声终于觉得自己是个画家了。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