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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8月14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身在画中 活在边缘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8月14日   07 版)

    刘声。受访者供图

    和民工对视的水牛。受访者供图

    种芭蕉的房东。受访者供图

    着火的船桨。受访者供图

    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25年后,刘声还是个“不出名”的画家。他只有一次在公众场合登台的经历;网上对他的报道一只手数得过来;他的工作室从广州市大沙村搬到金沙湾,再从金沙湾搬到西三村,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

    他的画笔也都在边缘打转,画中的人有理平头斜眼打电话,从脸到腰黑得像炭的包工头;有穿着雨靴赤膊上阵肌肉紧绷的农民工;也有一群围观拆迁面色沉重的村民。他们是劳动人民,也是一群要辛苦“揾食”(广东方言,指谋生很难——记者注)的人。

    有时候,刘声看上去和画里的人相差无几,他不高,平头,黑皮肤,T恤牛仔裤套件冲锋衣,不止一个人说过,他像个包工头。

    因为想要弄懂“人在遭遇环境改变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逻辑”,他拿着相机走在一个个城中村,那些影像最终被他的画笔定格成一幅幅水彩画。

    高耸的水泥桥下,农民在水面上孤零零地撑着木板;交叠的木材上,看不见脸的民工枕着手臂侧卧着睡了,扭曲的后背打了几个结;或者干脆是一堆被塑料胶带缠绕的泡沫盒子,水渗到地面,再流到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袋上……

    像很多画家一样,他也关注过那些充满“装饰性”的东西,但创作一直断断续续。他跟着美院的老师去陕西写生,盯着人文建筑和山水风景,“就是不快活”。可一闻见水产市场的腥味儿,看到工人光着膀子的肌肉线条,他整个人立马打起十二分精神。

    他的画里出现过一个面部黝黑的男人,挺着肚腩,兀自站在横七竖八的水泥石块上望着远方,脸上挂着的一抹红说不清是突起的筋结还是挣扎后的血迹,下半身被残破的水泥柱子替代。

    那是他从村民口中听说的钉子户,因为“硬扛”,那栋楼头顶着高速公路大桥耸立了10年。

    “经济发展了,城市向乡村扩张,拆楼、建楼是前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冲突。”刘声指着画说。

    比他小几岁的房东也被塞进了画里。大水漫过膝盖,他就那么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背上是一整棵被水冲烂了的芭蕉。

    房东从小跟着父亲种芭蕉。赶上房地产崛起,高楼大厦入侵,珠三角的地价陡涨,他租不起本地农田,干脆找上几个哥们儿,跑去粤西包下了100亩耕地。

    这片芭蕉地遭遇过台风“山竹”的侵袭,损失惨重;还有一次被水淹,他趴在泡沫板上拼尽全力才游出来。

    “丰收价格就低,遇上自然灾害反而高,可那时候他也没货。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上,到现在还是靠天吃饭。”刘声叹气,他听说房东的祖辈就是流浪到西三村安家种田,因为时代环境变化,现在他又不得不外出流浪。

    “人生活在一层层的网中,因此很多人不愿表达,他们真正的生活没被看见。”刘声认为,这些小人物才是中国的大部分,他们背后的问题复杂又普遍,“有时代共性,有大把机会,也有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画下这些作品时,刘声的耳畔常常伴着打桩又拆掉的“咚咚声”。2016年,他搬来西三村,画室是个种着两棵树的小院子,被一幢拆迁楼堵着。

    这是广州番禺区的南浦岛西北角,一条高速公路横穿过去,把村子割成两部分。拆了建、建了拆的乡村在这头,另一边曾经的江边耕地已经成为整个半岛最贵的高档小区,人流熙熙攘攘。

    在夜晚,车辆在变动的光线里飞速穿梭,远处的“广州圆”时隐时现,闪着“欢迎投资”的字样。刘声举起手机,常常能拍到四五种元素同框的画面。

    在西三村走上一圈,绕不开破败的房屋,木头和碎石块乱七八糟地堆在路两旁。几乎每过两三个月,都会冒出一座新楼,建筑物时刻在新建,也有可能会烂尾。

    新开发的楼盘和高速公路逐渐取代了传统农田,宅基地成了村民依赖的重心——他们不断盖房子,然后再出租,把一楼给别人做仓库,楼上就打上隔断专供外来打工者居住。周边村子“淘汰掉”的服装小作坊一股脑儿搬来,一个月里,房子全部被租光,租金还一下涨了2~3倍。

    “城市的冲撞让这个处于边缘的村落被夹在中间,只能跑步前进。”他说。

    这个画家“不想沉迷在艺术圈内部”,为了还原村民活生生的遭遇,他决心进入现场。

    他拿着手机,每天在村里绕上几个来回,拍下十几张触动他的片段。这些素材被他挨个儿塞进了硬盘,近百个文件夹几乎囊括了西三村所有的琐碎。

    不少历史照片是从村民手里找来的,这其中有六七十岁的父辈,也有20多岁的青年。刘声和他们一起“混”了两年,跟农民工称兄道弟,和村里的老头蹲在路边分享一支烟。

    因为租金低廉,一些艺术家渐渐聚集在西三村,刘声跟着他们开设了一个叫做“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公众号,拍视频记录村里的低保户、外来务工者等不同群体在西三村的日常。他们希望这个项目里,村民能更多参与,“去学着自我发声”。

    画里的一些故事也是从走访中听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土匪常来打劫,村民们合伙向南浦乡公所交粮求庇护,才有了西三村。这里没祠堂,村民就把自己形容为“水流柴”,意思是漂流在水上的烂柴,漂到哪儿算哪儿。

    “‘水流柴’是指在江上漂流的柴没人要了,听起来挺沉重。”读书时语文不及格的他一夜没睡着,头一回有了写诗的冲动。

    “……秋晚/狂风卷走彩霞/你屹立在轻舟/我颤抖地挽着你的臂弯/你用胸膛将我淹没/肌肤悄悄地枯萎/奔向河流的尘土啊/披着暮色的盛装/在墨黑的水面上/灰飞烟灭”

    其实,刘声也是“水流柴”中的一个“捞佬”(广东人称外省人叫“捞佬”——记者注),他从来不曾位于人群中央。

    他出生在广东农村,在村里读了3年小学后,跟着父母进城。只有放假回到农村时,他才觉得放松下来,用他的话讲,“人一直比较自卑”。

    乡下人找活路,读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文化课不过关的刘声,找到了绘画这条出路。后来,他的画经常拿奖,考美院时,还得了满分。

    那个年代,干艺术看不清未来,他跟着大部队跑去广告公司就职。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被下海的氛围席卷,刘声也被搅动了,他一心想当大老板,“赚大钱”。

    他做设计、搞装修、开材料批发店、办家具厂,从广东跑到了北京、上海、浙江,一晃20年过去,“基本上全程失败”;他报名一期工商管理的课程,结果发现自己没天赋,妻子也说,他是“烂泥糊不上墙的那种”。

    唯一的收获是跟着“小人物”体验过生活。做船木家具厂时,他们把旧木船上的木材打磨成家具,大船木两人才搬得动,把钉子起出来至少得两个人花上一整天,为此,他招过两批“很壮的人”。

    那时候的刘声“有老板的派头”,他打麻将、唱卡拉OK,也做按摩、蒸桑拿,有时候娱乐完了回厂里,看见光着膀子,豆大的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淌到胸口的民工,他一度内疚得说不出话来。

    在他的画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数那些画在纸板上的人:从江西来广东做木工,因为被嘲笑为外省人经常和人“干仗”的“疯雷”;从肇庆乡下到佛山南海搞装修闯荡的“肥佬”;放着正式的工人不当转型开起理发店,把店面扩大10倍又最终卖掉的“华哥”。

    之所以紧盯着小人物,是因为刘声觉得自己和画笔下的人“其实都一样”:不是精英分子,没有坚实的保障,背井离乡,在新的城市没着落、没关系,就靠着自己一步步往上爬。”

    他说,这些人什么都尝试过,可没选择的自由,很难随意转换行业,还是停留在讨生存的层面。“生活在上升和回落间不断徘徊,大多数人迈入了稳定,但真正逆袭的少之又少。”

    “阶层是个框,绕着框的是层层缠绕的线,社会资源一层,家庭背景一层,个人天赋一层,要立足,要解决子女教育,也要尽孝……这些线交错在一起,凭一己之力很难挣脱。”他说,“转来转去,我们都跑不出这个框。”

    这个画家感叹,“这些年来,焦虑、浮躁与欲望交织在一起,感觉自己就像一粒浮尘,找不到内心落脚的地方。”

    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那些城市边缘的魔幻画面:倒闭的工厂把财神连同贡品一起打包放在了堆满垃圾的江边;疍家的渔民每天在水里打捞,收获的却是些特殊的物品,比如一个堆满盆栽的沙发;珠江防洪堤两边的厂房大部分做藤业加工,走在路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儿。

    一头扎进小人物的故事里,刘声再难把目光从他们的身上移开。圈里的人抛头露脸的活动做了几轮,项目一波接着一波,可他一年的作品只有十几二十幅,收入微薄,整个家里的开销主要还靠老婆撑。

    “这也许是过程,也许我就属于这里。”这个“不入流”的画家总结。

    5年前再入行,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宏大的理想。他平时在广州的城市边缘,儿子在北京读小学,跟着姥姥住。有一次,刘声去接好久没见的儿子放学,同行的小朋友问他,“听说你是画家?”

    几个字把刘声硌得心里发慌,他沉默了一阵,末了才说,“嗯,应该是吧。”

    最初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但画笔就此被拾起。这个“边缘人”和村民从白天聊到黑夜,在纸板里涂了改、改了涂,挤出了50多个关键词:保安与工地、外地民工、外出承包土地……这是西三村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到现在的历史瞬间。他正把它们一一落在笔下。

    “这儿的故事也许10年都画不完。”他轻描淡写地说。也是这会儿,刘声终于觉得自己是个画家了。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8月14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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