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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璇来说，世界格外安静：没有泉的叮咚，没有松的吟唱，没有热恋青年在夕阳下的喃喃细语。
除非，在她右耳旁发生一起爆炸，或者，全力在她左耳旁按汽车的高音喇叭，才足以让她的鼓膜感受到丝毫震动。
幸运的是，佩戴最先进、最昂贵的助听器，在安静的环境下，她能捕捉到大多数美妙的声响。即便如此，她看得见“风不鸣条花著露”，却听不见“一湖春月万蛙声”……
这点幸运，加上父母在她身上倾注的全部的爱与责任，连同从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她打破了聋人被施加的“沟通魔咒”，成为中国自主培养的聋人博士，也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
在这个星球上，同时精通汉语、英语、中国手语、美国手语的人凤毛麟角，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听人，38岁成为教授也殊为不易，但聋人郑璇做到了。北京残奥会火炬手、全国自强模范、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让她成为聋人圈子中的“网红”。
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她被公众神化为“康复明星”，但身处特殊教育圈的她却深知，自己的成功背后有太多因素，难以简单复制。
“会说话当然好，能念硕士博士当然好。但最重要的是，聋人需要有尊严地、快乐地活着。”她说，“如果说成功是终点，那么，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并不是只有我才算‘成功’。”
和听人相比，聋人的世界充满更多艰辛。在辅助技术尚无法解决他们全部需求的当下，聋人内部还存在着“口语者”和“手语者”的鸿沟。“但无论哪个群体，他们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他们能用心感受蕴含在细节中的友善、爱与关怀。”她说，“我希望成为听人和聋人的桥梁，以及聋人内部的‘口语者’和‘手语者’的桥梁。”
“我期盼着一个没有偏见、没有歧视的世界，它可以没有声音，但有温暖。我期望向大家证明，除了听，我们聋人是真的什么都能做。”
这是她获评“全国最美教师”后，在央视舞台上的感言。
郑璇的听力是在两岁半时被剥夺的。因过量使用了一种叫卡那霉素的抗生素，她的双耳听力损失程度分别为100分贝和120分贝，一个所有医生看了都会摇头的数字。
万幸的是，她有不服输的父母。他们学历普通，却有异乎寻常的坚持，“一定要让璇璇像别的孩子一样！”
他们在没有任何专业人士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家庭口语康复训练。他们紧紧抓住郑璇仅有的一点儿高频残余听力，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开发她的听说技能。
“父母从a、o、e开始教我说话发音，天天练习，从不间断。”她回忆说：“大人总是一天到晚在我耳边大声喊，吐出的气流喷到脸上，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有时候我就故意声音忽大忽小，和他们对着干……”
爱改变了一切。她的父母从不外出喝酒、逛街、打麻将，社交也减至最低，坚持陪伴她的每一步成长。郑璇一进入小学就被要求写日记，父亲夜夜批改，10年不辍。
她甚至在6岁就看完了《西游记》的原著，三年级就开始发表作文，在网络文学风行的年代，她的电子书登上了“榕树下”网站的首页。
就这样，她有一颗柔软的心，一张能表达情感的嘴，一支能记录喜怒哀乐的笔……
对聋人来说，一生中真正的对手，是孤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与孤独和解，决定了聋人的幸福指数。
在普通学校念书，让郑璇拥有了同龄听人的学业水平，却留下许多伤心的记忆。“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感觉让她无比沮丧。
更多的时光片段强化了这种沮丧感：她因为听不清老师的话，曾被幼儿园劝退；初中时，她是调皮男生固定的欺负对象；高中期间，她被同学们认为反应迟缓沟通不畅，一学期换过3次同桌；念大学时，知名教授在阶梯教室讲课，几百人听得津津有味，只有她不知所云……
但郑璇没有沉沦，她寻找机会，调整心态，极力适应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
高中班主任陶筱琳深得郑璇的喜欢和信任，她的很多心里话都会和陶老师说，甚至连日记本也主动给她看。有一次，老师在评语中写道：你就像一朵纯白的花，正在慢慢舒展开每一片花瓣。诗意的文字让年轻的郑璇备受鼓舞。
类似的更多温暖给了她力量。在与“一生之敌”的对峙中，她赢了：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国家人文科学实验班，高考语文150分的总分得了130分，大二时在放弃听力测试的情况下顺利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
她被保送到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读研究生，在此期间，她发现语言沟通问题是聋人所有障碍的源头。“直觉告诉我，手语是一个更让我觉得自如和亲切的世界，我想要去寻找我的同类人”。
当时，复旦大学龚群虎是中国唯一一名研究手语的语言学家，也是把西方的手语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5年，郑璇考博成功，进入复旦，成为龚教授的学生，攻读手语语言学方向。
在这里，她获得了学校最高奖——复旦大学校长奖。她开始挑战更高的天空。
郑璇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网络开始兴盛，帮助她完成“自救”，并真正走入聋人的世界，和更多人同行。
和很多聋人一样，她热爱舞蹈时的自我对话和表达，从小到大一直在跳舞，“似乎契合了红舞鞋的故事，当然，红舞鞋也像是一个隐喻，映射了我的特教事业”。
她在聋人在线网站论坛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版主，认识了许多聋人朋友，并跟学手语。
在聋人的世界，“口语者”和“手语者”几乎是泾渭分明的族群。在复旦时，作为上海残疾人艺术团的成员，郑璇每周都要去排练，有一天，在聋人老师向所有演员用手语布置任务时，另一位熟识的健听老师进来，郑璇不自觉地移开视线，和她攀谈。此举引发“手语者”的误解，认为她不尊重手语，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
她被孤立了，这段经历让她成了“边缘人”，在听人圈子里觉得孤独，在聋人圈子里也没法完全融入。
“我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听人的身份，接纳作为聋人的自我？在我不想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只使用手语？”她开始接受自己是聋人的事实，彻底“放下”口语，精练手语，真正体会到静默无声的感觉，试图摆脱对助听器的依赖。
迈过心理的关卡后，她不再茫然四顾，明晰了自己的未来：走进聋人，帮助聋人，从事聋教育。“我要把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把理论转化成生产力。”
她到了重庆师范大学，投身聋人高等教育，成为聋大学生的老师。
她不放过任何机会去练习口语和听力，在“全民低头族”的年代，手机成了她练习口语、巩固发音的帮手。
她还努力学习英语和美国手语，在美国做孔子学院教师的一年里，她作了22场讲座，其中21场用美国手语，一场用英语。
正如海伦·凯勒所说，“盲隔离了人与物，聋隔离了人与人”，就算居住在同一个小区，聋人和听人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走着互不相干的路。
如今，郑璇试图在这两条路中，搭建一座互通的桥梁，让他们相遇并彼此温暖。
她为“聋生”上课，教大学语文、人际沟通、手语；她也为“听生”上课，教手语、语言学概论；她还带着听障儿童心理与教育方向的研究生，管理着学校的手语翻译团队。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她向往着一种场景：聋人和听人能够无障碍沟通。
要完成这种沟通，就需要一套通用于全国、聋人都能看懂的标准化手语，以及越来越多的懂手语的人。
可是，手语和中文、英文一样，也是一种语言，有自己的语法规则，也有“方言”的差异。残酷的事实是，我国电视新闻上的手语翻译和聋校里的听人老师按照汉语的语序比划出的“手语”，聋人其实未必完全明白。
症结在于，手语是和汉语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而且，聋人的思维、行动、认知和听人迥异，这意味着，听人除了学习手语，还要掌握手语背后潜藏的视觉文化。
这也是以手语为主要语言的聋人学习汉语“难于上青天”的原因。
同时生活在聋人、听人两个世界的郑璇，希望能和其他手语研究者一道，改变这个几百年来困扰聋教育界的问题。在2015年作为评审专家参与国家通用手语项目结题会后，这个心愿愈发强烈。
她总是告诉一些父母，孩子选择学习口语还是手语，选择特殊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必须因人而异。毕竟，让聋人成为平衡的双语人和双文化人固然是最佳目标，但绝非易事，而一旦失败，有可能酿成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时候，普通学校老师难以真正理解聋人学生的身心规律。而孩子遭受的心理困扰又常常是隐形的、看不见的，除非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不然很难被发现。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让聋人盲目地去往普通学校，很可能是将他推向火坑。
站在聋人的立场，郑璇深深地明白，打破“沟通魔咒”绝非一日之功，在一个由听人主导的环境里，聋人要得到内心的温暖，需要更大声的呐喊。
人们很容易就会察觉一名肢体残疾的人，或是与墨镜、盲杖为伴的盲人，并给他们友善的关爱，却下意识地忽略身体外观健全的聋人的需求，甚至感觉被聋人夸张的表情和特别的言行冒犯。
郑璇希望，能有一天，社会对聋人充满宽容，并给他们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沟通不再是困扰聋人的迷局。无论是使用口语还是手语的聋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无障碍环境，都可以获得自己的最大化发展……”
为此，她希望自己成为听人和聋人两者间的“语言桥”架设者和文化大使。这将是一条漫长但充满希望的路。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