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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孤苦的无家可归者，因为种种原因走失、流浪到城市的角落。他们有的从小被拐卖或遗弃；有的由于身体残疾无法自理、无法与人交流；有的因为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回忆不起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上海，救助管理二站成为这个弱势群体难得的心灵港湾。
上海救助管理二站（以下简称“二站”）是直属于上海市民政局的一家全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承担上海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上海各区县和市救助站暂时收留的自愿接受救助者，如果短期内无法核实身份地址，就会汇集到二站。他们滞留在此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10天短期救助”期限，有的甚至住了10多年。
二站的工作人员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受助人员生命中的“过客”。在二站宿舍的一面心愿墙上，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想回家”“想爸爸妈妈”“我要和女儿一起生活”，有的则画了一栋房子的模样。
为了用更多办法帮助长期滞留的受助人员找到家，二站从2015年开始建立一支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发挥身强体壮、思路活跃的年轻人生力军作用，用社工活动、智慧公安合作、跨省甄别、全国联动等方法帮受助人员找家，大大提高了寻亲甄别的成功率。
2300公里回家路
二站这支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从甄别科、管理科、社工科、医务室、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等各部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招募队员，目前已经壮大到30余人，平均年纪30岁左右。1982年出生的甄别科副科长祁巍是突击队的队长，2002年入站工作后一直从事救助管理一线工作，是队员们心中最有经验的领队。
2017年，在街头流浪的王元珍奶奶被民警送到二站照料。王奶奶患有认知障碍，当时身体状况极差，各器官都在衰竭，送到定点医院救治后，只能依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祁巍和队员们坚持不懈地去医院找王奶奶聊天、梳理线索，后来终于通过志愿者团队帮助，得到了老人的疑似信息，并成功联系到她的家人。
王奶奶的老家在云南省永善县，她的儿子已苦苦找了她两年。祁巍告诉记者，王奶奶的儿子家庭十分贫困，但人很孝顺，当时带着母亲在嘉兴打工，母亲因为认知障碍而走失，怎么也找不到了。
接到二站的电话后，王奶奶的儿子向亲戚朋友借了2000元，从老家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上海，终于在医院见到了母亲。在场的队员们都被母子相见的场景感动了：本来意识已经逐渐模糊的王奶奶，被儿子一口一个妈地叫着，看到儿子手机里孙子的照片，竟然回过神来，盯着手机看了好久。
按照二站的正常工作流程，找到亲人就算任务完成了。但当时家属告诉队员，当地的习俗是老人一定要落叶归根，如果儿女不能完成老人这个心愿，就是最大的不孝，还说“背也要把她背回云南，万一路上不行了，也要把她的骨灰带回去”。面临老人极差的身体状况和儿子的孝心，队员们既感动、又为难。“我们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她带回去。”祁巍说。
突击队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领导决定派青年突击队成员护送王奶奶回家，并负担全部路费。经过前期预案准备，今年6月1日，祁巍和医生刘晓星以及一名救助管理员带着王奶奶踏上了漫漫回家路：先坐30多个小时卧铺火车到云南曲靖，再由当地救助站派车接力，坐10多个小时的车到昭通。车子在最后不到200公里的崎岖山路开了6个多小时，队员们都出现了高原反应。
医生刘晓星回忆说，一路上队员们轮流值班，和王奶奶的儿子一起照顾老人：每4个小时打一次鼻饲、按时喂水，伺候大小便、清理呕吐物等。“老实说，我们这个年代的独生子女谁也没伺候过老人，第一次上手都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4个人路上互帮互助，都希望她健健康康、干干净净地回家”。
6月3日晚，王奶奶终于安全回到老家，儿子抱着母亲说的一句“妈，我们到家了”，让队员们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在为老人做了检查、留下药品和医嘱后，队员们才返程。
后来，队员经过回访得知，王奶奶回家后，血压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本来要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如今已经可以简单进食了。“这也许就是亲情的力量吧。”祁巍说。
祁巍还告诉记者，自己是运动员出身，1994年被特招入伍，12岁就离开家一个人生活，直到退役后才回到上海工作。“我更加能够体会到不在父母身边的感受，其实每个受助人员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我们再辛苦也不要紧，能圆他们回家梦，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疾病
32岁的突击队员、医务室医生刘晓星2018年来到二站，此前她在徐州社会儿童福利院工作了7年，主要负责孤儿和残疾儿童的治疗和康复。在二站，她和另外7名医护人员一起，负责查房和医务工作。和受助人员朝夕相处，她渐渐感受到，“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疾病”。
刘晓星告诉记者，二站的受助人员大部分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且因为进站前在社会上长期流浪，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不同，会有一些传染性疾病和罕见病，有的还有自残和攻击倾向。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二站近年来与定点医院和精神卫生中心等机构合作，由医务室成员带着他们外出诊治。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姓卢的女孩。小卢目测约20岁出头，但智力水平低下，只能和人做简单交流。几个月前，刘晓星查房时发现小卢的手反复破损，给她涂了药、甚至去医院换了药，伤口还是不见好。这让刘晓星觉得事情有点奇怪，“也许不是手破的事”。
经过刘晓星连续几天主动聊天，小卢终于开口承认手是她自己抓破的。原来，她是想让刘医生再来看她，才反复地抓破手。明白了事情原委，刘晓星心疼了，她耐心地告诉小卢：你不抓破手，我也会来看你的；你只有好好的，大家才能跟你一块儿玩呀。果然，小卢的手很快痊愈了。
“我们这边有些小朋友，社会意识比较差，又没有家庭关怀，他们很渴望关爱。我们只是每天查查房，他们就觉得你对他挺好。能获得受助人员的认可和信任，也是我们的工作获得成就感的地方。”刘晓星说。
在二站，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来自管理科的突击队员鲁文娇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50多岁的龚阿姨，在2014年来到二站前，已经在社会上流浪了25年，曾被多次拐卖，一口牙齿都被打光了。因为长期受到非人待遇，龚阿姨患有精神障碍，警惕性很高，很少说话，尤其不愿意跟男性说话。
5年来，鲁文娇一直负责照顾她的衣食护理；去年，二站根据线索找到了龚阿姨的疑似信息，突击队员们带着她去了云南甄别。也许是路上的风景触动了龚阿姨的记忆，她一直向鲁文娇倾诉，最后在当地救助站的协助下找到了家。看到家属们相拥痛哭、用当地最高规格杀鸡宰羊迎接这位母亲的归来，鲁文娇觉得又高兴又心酸。
还有一位曾在二站住了9年的女孩晶晶，来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不能清楚地说话、自己穿衣，管理员们就一点点地教她，后来她不但学会了穿衣、叠被，还能帮助别人吃饭、穿衣，甚至上台表演。今年年初，二站通过和智慧公安合作，找到了晶晶的父母。原来，晶晶小时候因为生病发烧智力欠缺，9年前在跟随父母到上海打工时不幸走失。“家人团聚的场景非常感人，他父母说谢谢我们的救助，我们还回去一个健健康康、白白净净的女儿。”鲁文娇说。
好像一座孤岛
在青年突击队员的努力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二站的一些受助人员找到了家，但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幸运。二站副站长计琼告诉记者，目前二站共救助了将近660名人员，今年，甄别成功率从过去常年保持的23%提高到了35%左右，其余人员只能继续滞留，而且因为记忆的淡化，滞留时间越长就越难甄别成功。
“尤其是不会读写、又不会规范手语的聋哑人，我们称为‘土哑巴’，他们就像一座孤岛，难以沟通交流。”计琼说。
在二站，每位或从市站送来、或由民警、好心人送来的受助人员都有一份求助登记表，记录着他们走失时的地点、衣着、年龄等信息；二站的档案还每年记录他们的健康状况。
这天，来自管理科的突击队员张琪正在跟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孩“老二”谈心。张琪翻出老二的档案，显示他于7年前在上海松江走失，当时自称5岁，怀疑患有自闭症。老二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大名，只知道家里有父母和奶奶，也说不出地址。这些年，二站的工作人员不断和他谈心，希望从乡音中找出线索。
计琼告诉记者，老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把筷子叫做“怼”（音），又形容老家常吃一种“外面红的，里面白的一片片”的水果，分析为山竹。经过资料查询，基本确定老二是闽北人，但仅靠这样的模糊线索，至今还找不到确切地址。
另一名年轻的聋哑女孩被大家称为“小哑巴”，她虽然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但就是记不起家庭地址。二站的团支部书记姜骊嘉告诉记者，“小哑巴”曾经写过好几个地址，包括河北沧州、河南开封等，突击队员们不止一次带她外出甄别，但都失望而归。“她写的都是食品厂的地址，可能是平时在包装上看到，就记了下来。”姜骊嘉说。
遇到被故意遗弃的孩子，成功找到家的几率就更小。计琼说，二站有一名十几岁的小马姑娘，几年前被送到二站时，身穿一件新的红色羽绒服，带着一包食品，怀疑是因为自闭症而被遗弃。这些年，社工一直尝试和她交流，虽然小马已经可以和人简单沟通，但仍记不起家在哪里。
计琼介绍，近年来，有不少社会力量在帮助着二站：智慧公安、头条寻人提供寻人线索；“牵手上海”、“克切拉之家”、启星学校、上海银杏老年公益基金会等机构提供志愿服务；二站发起的全国寻亲甄别联动机制，为跨省甄别团队提供语言风俗、交通保障等便利。在此基础上，二站还在不断探索新的救助管理模式，例如下一步就要成立青年突击队工作室，归纳出寻亲甄别白皮书。
但救助站的工作还是太“低调”了，不大为外界所了解。计琼告诉记者，工作人员曾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为受助人员找到了家人，打电话过去通知，却被对方怀疑是诈骗、传销的；甚至自己市委党校的好多同学，都问她“救助站是干嘛的”。“还是希望社会能更加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救助工作。”她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魏其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