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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学这天，一些书桌没有等来它的主人。
9岁女童章子欣短暂的一生定格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她随祖父母生活在浙江淳安一个到处卖着“新鲜水蜜桃”的地方，她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戴着红框眼镜。
7月4日，章子欣被家中的租客带走，老实巴交的祖父母相信他们只是去上海玩几天。10天后，她小小的遗体在海面上被发现。
学校操场上，二年级二班的小树苗展示区贴过她的照片，一张彩纸上留着她的理想，“我长大想当一个画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她人生中的最后几天仍是个谜团。但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她只拥有过一小段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光。5岁之后，她再没见过母亲，父亲每年和她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在她失踪后的某一天，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
对村里的孩子而言，暑假危机四伏，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山林河湖隐藏的险境。章子欣的家乡位于千岛湖畔，村子随旅游业的发展开放起来，但村民对陌生人缺少防范意识，祖父母轻易就信了那两个租客，周围人也没有觉得不妥或试图阻拦。
发现章子欣死亡的第二天，杭州市检察院发布通知：迅速开展“留守儿童”安全隐患大排查。
就在警方打捞出章子欣遗体的那天，另一个悲剧发生在山东的一个水库。
在济南打工的夫妻俩把4个孩子接来身边团聚。女儿在岸上等待，父亲带着3个儿子下水游泳。发生溺水后，4人中只有1 个孩子生还。
他们留给世界的只有一条不足2分钟的短视频和不足300字的新闻报道。我无法指责这位已经过世的父亲粗心大意，他只是陪放暑假的孩子开心一下，他们许久未见了。
10岁的学生告诉我，“不要去野外游泳”好像每年都写在学校发的安全教育宣传页上，或是印在假期“给父母和孩子的一封信”里。如果这些看上去索然无味的条条框框早点引起注意，如果那些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多些监管，暖心的团聚也许不会变成生离死别。
不久前，一名13岁的台湾中学生因为课业繁重，没有完成作业，在家中自杀身亡。据报道，几个月前的母亲节，他还写暖心的书信，感恩母亲的付出，并在结尾写上“妈，我爱你”。其实父母最爱的也是他，而不是他的分数。
还有一些“小候鸟”没有回到学校。他们或随打工的父母迁徙到下一个地方，或还在焦急地刷着返回学校的车票。
据媒体报道，浙江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返校率在80%～90%，这个数字不算低了。教室里还有空位，还有多余的课本，是给未返校的“小候鸟”预留的。
与此同时，9名中国留学生飞过太平洋，却也没能如期出现在课堂。他们都就读于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拒入境。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也未能获知他们被扣押和拒绝入境的原因，学校校长麦克·克罗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麦卡利南，要求评估每名学生的情况，并重新审视海关人员检查入境学生电子设备的做法。
有当地媒体称，学生是因为学术诚信问题而被扣。学校发言人否定了这种说法，称所有学生的学业记录及签证都符合返校与入境的规定。发言人同时强调，即便存在学术不诚信行为，决定学生去留的应该是校方，而不是海关人员。
我想起今年6月中国教育部发布赴美留学预警——即将出国的学生可能面对签证审查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签率上升的情况。预警虽有，但人们还是相信，谁会对远渡重洋的学子筑面高墙呢？
9名学生已返回中国。我们仍不清楚他们何时能继续学业。此外，美国国务院已把在美国攻读航空、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中国研究生签证从5年缩短到1年。
9月2日是香港的开学日，大部分学生回到书桌前，还有上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高呼口号举行罢课集会。在一些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扰乱了。
在“观点的广场”上，一些人习惯带着“零和思维”判断他人的言行，却忽视了这一刻，应该追随理性与良知。“我绝对对，你绝对错。”一堵隔绝彼此的“墙”就此建立。此刻，我们不需要继续撕裂，而需要结束暴力。
政治观点不同，但总会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有吃饭的权利，这是不可撼动的。从我们共同的需求出发，更容易达成共识。
如果承认以自由之名伤害他人、破坏必要的秩序是恶，那就必须立即停止暴力与伤害；如果承认人类公平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那就必须杜绝各种形式的限制，消除不公；如果承认千万留守儿童是我们必须保护的弱势群体，那么就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偷懒与忽视，家庭、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都该参与进来。
开学了，还是希望更多人能回到书桌前。
马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