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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鲁夫-奥赫恩还是陷入了永久的沉默。
2019年8月19日，这位荷兰裔澳大利亚籍老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这一年，她96岁，她的声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响。
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努力发出声音是她最重要的事。作为一名日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曾与来自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的受害者一同出席“日本战争罪行国际公开听证会”，去美国国会“保护慰安妇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去悉尼的日本领事馆外参加抗议示威活动，也去各个大学做讲座。
她是第一个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欧洲“慰安妇”。她的挺身而出也带来更多受害者的证词。在她的作证被各国媒体报道后，曾同样身为“慰安妇”的荷兰人中，有3人和她联系，其中一位对她说，“我一直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觉得我必须保护他们。但是，保护他们不受什么样的伤害呢？”
“慰安妇”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受害者，她们不仅来自中国、韩国，也来自菲律宾、印尼，甚至欧洲国家。有学者估计，这个群体有20万人，她们大多在沉默中度过战后的时光。
对她们来说，重新站出来面对那段时光是一件困难的事。一位来自中国的慰安妇在日本军营怀上身孕，生下的孩子因为外人偏见至今未婚；一位来自朝鲜的慰安妇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敢回家，在中国的吉林延边生活了几十年。
除了偏见，时间也是她们的敌人。截至目前，中国还有17名慰安妇幸存者，韩国曾经238名登记在册的受害者也已减至20人。
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第121号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年轻女性充当日军“慰安妇”。2007年11月29日，加拿大国会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战期间强迫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但直到现在，她们仍未获得日本政府公开的道歉。
“我的母亲这几年很少参加公共活动，但她仍然会接受媒体采访。她发现自己作了那么多努力，依然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她感到十分伤心。”9月3日，女儿卡罗尔·鲁夫在电话中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但即使她去世了，我们仍然会继续为此奋斗，依然抱着希望。”
这希望来得并不容易。扬·鲁夫-奥赫恩曾度过沉默的黑暗时光，她从一个出身荷兰殖民者家庭的少女，沦落为日本集中营的囚徒，每日反复被殴打、强奸、虐待，还曾被强行堕胎。但当她被解救出来，其他不明真相的同胞指责她和同伴是“妓女”“兔子（水性杨花的女人——记者注）”，她们因为羞耻感而无力反驳。
战后她曾试着向亲人倾诉。母亲、父亲和她的丈夫分别听完她的倾诉后，沉默不语，再也不提起这件事。
她知道另一些幸存的同伴回到家人身边，只得到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吗？”或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她们感觉到父母已无法再承受更多，于是之后再未提起。
但沉默并不能消弭她们内心的恐惧和耻辱感。在结婚后，扬“从未能享受性生活的快乐”。接连流产3次后，她动了一次大手术，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始终弥漫在她心中的恐惧，常常会突然袭来。她害怕黑夜降临，“因为天黑意味着我们会被集中强奸”；拒绝接受鲜花作为礼物，因为她曾被日本人用一种花命名；当带着孙女出去玩，遇见上了岁数的日本男游客请求合影时，她很想远远躲开，但结果却是“礼貌地微笑着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她在集中营时已习惯“服从”。
她保留着一条手绢，上面绣着和她一起被关进那间慰安所的7位荷兰姑娘的姓名。当女儿发现这块手绢时，她总是一把夺过，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然后一言不发。
要把深藏心底50年的故事公布给全世界，就要先告诉两个女儿。犹豫多次，她还是没法说出口。为此，扬花了一周时间，把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写在日记本上，复印后交给女儿们。
“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精神疏导，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给予的帮助，我们只能默默生活下去，在他人面前，那一段悲惨的遭遇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在自传《沉默五十年》一书中，她这样写道。
她最终决心打破沉默，缘于1992年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时年67岁的韩国籍“慰安妇”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听到被翻译成英文的“慰安妇”这个词语后，扬愤怒到无法接受，“它听起来柔和、温顺，完全无法代表我们曾受过的痛苦。”
她更无法接受的是，当时日本政府拒不承认甚至完全漠视这一问题。她决心作为欧洲的受害者站出来，以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
再次开口，她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故事：“我必须站出来，把我的故事讲述给世人听，希望有助于阻止类似暴行的发生。”
扬意识到，“慰安妇”制度不只是一个日本二战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更是一个“保护战争中妇女权益的问题”。
“妇女为什么总是在战争中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她说，“强奸好像天生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好像战争使强奸变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战争中发生的强奸是一种权力游戏，被当权者当成了慰劳士兵的奖品。强奸还被当成一种武器来使用，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这种行为是对人权的极大犯罪。”
那次举办于东京的听证会上，她全程“十分平静”，可是当来自澳大利亚的媒体采访她时，扬突然有些害怕家乡的朋友看到，会作何反应。
那时，她已定居澳大利亚。她是一位优雅的退休小学教师、一个慈祥的祖母、一个总是笑脸相迎的好邻居、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没有人把她和“慰安妇”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但是她知道，那段黑色的记忆是始终躲不过的。在日军的慰安所，她试着搬出《日内瓦公约》抗议被强奸的命运，也想办法在各种地方躲藏，甚至剪去全部头发做一个“秃子”。这些挣扎最后换来的是更严厉的殴打、威胁，甚至求助前来检查的“医生”，也只换来又一次的侮辱。那时的她始终坚信，“不做任何反抗而轻易就范，就是一个弥天大罪”。
扬·鲁夫-奥赫恩是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去东京参加听证会的。来自韩国、中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受害者相继上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们团结一致。来自韩国的受害妇女拥抱住在作证的朝鲜妇女，哭着说，“竟不知北方姐妹们也遭受了同样的苦难”。
在自己发表证词时，扬一字一顿地说，“我并不是带着仇恨和愤怒来这里作证的，而是带着宽恕的态度来的。”
那年，扬69岁，她在台上说：“我能宽恕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日本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犯下的罪行。”
她去过3次日本，见过“原子弹受害者——广岛幸存者”组织的妇女，也见过一些日本老兵。多年后，那些老兵中已有人是世界和平组织的成员，在她面前背诵忏悔诗，这些都让扬感觉到，“过去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同样折磨着他们许多人的心灵”。
但日本官员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反复态度，让她怒不可遏。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但此后日本官方始终态度模糊。2007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
她在澳大利亚参加的活动也遭到一些日本民间右翼分子的攻击。卡罗尔向记者回忆，在悉尼参加反战游行活动时，一些人称“慰安妇”问题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把扬·鲁夫-奥赫恩称为“反日分子”。“我的母亲对此很生气，我们从来没有仇恨日本，我们只是希望世界没有战争，强奸不再是战争的固有产物。”扬的女儿说。
在东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120平方米的资料馆里堆满了慰安妇的证言、法庭审判的记录、访问调查的影像，等等。这家资料馆没有日本媒体报道，访客寥落，多次被右翼分子冲击，馆员的人身安全也遭受过威胁。馆长池田惠理子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她坚持将这些长期被故意忽视的历史证据积攒起来，“我们想通过这个资料馆告诉人们，日本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而被伤害的女性们又是如何克服苦难、坚强勇敢地生活下来的。”
在韩国，自1992年来，民间团体和慰安妇受害者每周三都会风雨无阻地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集会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对受害者作出正式赔偿。一尊“和平少女”铜像被民间组织放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提醒日本政府道歉。每天都有几名韩国学生在少女像周围守护。有时候天冷了，人们还会给“少女”套上围巾、戴上帽子。
2015年12月，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向“慰安妇”表示道歉，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但也提出韩国撤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和平少女”像等要求。这项道歉仅限于对韩国的受害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受害者仍在等待。
但留给她们的时间并不多了，和扬一起作证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一个个相继离世。在扬去世两天后，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杨桂兰老人也离开人世。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卡罗尔发现母亲依然保持写信的习惯，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其中有许多来自日本朋友。
在扬去世后，一位曾经拜访过她的日本学者田中熊喜在悼词中写道：我们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政界人士，应该把日本的军事性奴役问题视为“危害人类罪”，因为有许多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妇女受害。
“我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我们并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将继续传播开去：强奸坚决不能再被视为战争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故事将有助于防止针对妇女的更多丑恶罪行发生。我们誓将为正义呐喊。”扬在2014年为中国出版的自传寄语中写道。
“他们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去，我将永远活着。”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她对来访者如此说。她始终相信，从她打破沉默的那一刻起，她的讲述将继续为那段历史作证。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