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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已看不到高伯龙院士的身影。那个总是穿着老式黄绿色军装，佝偻着背来往于实验室和宿舍楼的89岁老人，在2017年冬天去世了。由于保密等原因，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
今年4月，黄海海域军舰列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引起世界瞩目。帮助舰艇在远海大洋犁出壮美航迹的，就是高伯龙花了大半生研发的尖端仪器——激光陀螺。
这个自主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被誉为现代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在陆、海、空、天等多个领域，它的存在意味着武器装备可以不受各类通信系统的限制，精准制导对目标实施打击。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伯龙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发激光陀螺，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激光陀螺奠基人”。
高伯龙加入激光陀螺研制队伍时已经47岁了，他晚年回忆，当时的科研团队几乎是“白手起家”。因为专业不同，他连实验该选用什么材料都不知道，偶然间听说大理石的膨胀率较低、适合用于实验，他便找了一个手推车，去长沙火车站的工地捡大理石边角废料。
他原本希望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搞激光，对我个人来说是事业上一次艰难的选择，但激光陀螺研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光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科技空白。”此后的40多年，高伯龙一头扎进激光陀螺研制领域，再未触碰他曾醉心的理论物理研究。
后来，高伯龙的学生们都听他说过：“一个人的志向不能仅凭自己的想法，要结合国家的需要。”
一枚激光陀螺的直径大到十几厘米，小至几厘米，被称为“在方寸之间铸重器”，其关键之一在于光学薄膜的研制。几经探索，高伯龙发现，要攻克腔片镀膜，必须先具备精确可靠的检测仪器。但当时国内的仪器都不符合要求。
高伯龙为此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新测量方法“差动法”，并凭此研制出DF透反仪，突破了当时国产元器件的精度上限。在国内实验室样机通过鉴定时，国外的激光陀螺研制却并不顺利。有人跟高伯龙开玩笑：“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在研制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10年里，他几乎没有节假日。他每天都会在实验室待超过10个小时，攻关镀膜的最后阶段，高伯龙的体重在一个月内下降了12公斤。
国防科技大学的师生都见过这样的高伯龙：不足200米的林荫道，高伯龙走得很慢。他会兴致勃勃地和同行的学生、路遇的老熟人谈论近日的试验和新发现，有时想起未完成的事，又会折回实验室去。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顺利通过鉴定，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绿（黄、橙）光氦氖激光器问世，举世轰动，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第三个完成此激光器研制的国家。
高伯龙和他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爱发论文。他的关门弟子张文说这是“遗传”了导师的“脾气”。尽管被誉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高伯龙发表的论文却不足两页。他反复教导学生：没有原始创新的论文不要发，阶段性成果的论文少发，把精力放在工程应用研究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了再写文章。
在高伯龙眼里，除了科研，其余的一切都是“浪费时间”。于是，1996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有人路过实验室时，看到了专心坐在仪器旁忙碌的高伯龙；2002年农历大年初二，高伯龙穿着棉袄戴着棉帽，两只手抄在袖子里指导学生做实验；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实验室只在夜间供电，年近80岁的高伯龙每天半夜爬起来，踩着积雪赶往办公楼。
临近退休时，高伯龙又把目光瞄向新型激光陀螺。它能够消除损耗与温度敏感性等不利因素，这些特质正是战场环境所需要的，但高伯龙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面对国外的信息封锁，高伯龙还是同样的态度：“不能给国家留下空白，不能让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
这个70多岁的老人开始苦苦思索降低工艺要求的全新方案，又把心思扑到了激光陀螺的最主要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在高伯龙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激光陀螺成为真正的“武器之眼”。
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调研，高伯龙发现必须给系统加转台，才能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导需要。
2005年在相关的专家研讨会上，大多数与会专家不赞同高伯龙提出的旋转式惯导系统方案。高伯龙什么也没说，依旧带着团队埋头苦干。
一年后，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2010年，具有一定工程化的旋转式惯导系统面世，精度达到国内第一。
把先进技术应用到武器装备上，是高伯龙开始激光陀螺研发之初就树立的目标。如今，装载了激光陀螺的某型装备在测试时打出了人民海军历史上首个“百发百中”的好成绩，中国还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平面结构四频差动激光陀螺运用到武器装备上的国家。
高伯龙一生都践行着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国外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研究，也可以有。
张文2006年师从高伯龙。在她的记忆里，晚年的导师总是同一个形象：冬天披着一件穿了30年的浅蓝色羽绒服，夏天是最便宜的白背心和老款土黄色军裤，踩着一双老式解放鞋，佝偻着腰，在宿舍楼与办公室两点一线间慢慢地走。
2017年12月6日，围着激光陀螺“转”了大半辈子的高伯龙离开了。子女与学生随后在一个暖阳高照的冬日将他火化了。
2019年8月末的一天，为接受媒体采访，张文早早来到办公楼。当看到大屏幕的宣传片里，高伯龙蹒跚的身影缓缓走近时，张文突然泪如雨下。隔壁实验室里的实验仪器轰鸣依旧，惯性导航系统的研究仍在继续，高伯龙好像从未离开。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郑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