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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高义，树木树人”，这是金庸先生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郑树的题字。题字中，藏着这位2019年“浙江大学好医生特别奖”得主的名字，更写出了她的高尚医德与不凡成就。
如今，郑树已经88岁了，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她一如往昔地坐在门诊室里、埋头在实验室里。
1955年，郑树毕业于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合并入浙江大学），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实用肿瘤杂志》等十数种中英文专业杂志的主编或编委，主要从事恶性肿瘤防治研究工作。
将时间的指针往前拨，80多年前，郑树就曾叩开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门。
那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还叫广济医院，年幼的郑树随母亲前来求医，亲眼见到众多因病痛而苦苦挣扎的患者，又看到来来往往的“白大褂”。她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了不起”，便在心里暗暗立下志向：“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1949年，郑树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那时浙大医学院学制6年，学生们要先在理学院生物系学习3年，再转入医学专业，进行预科和临床的学习。
当年，郑树所在班级的生物老师是赫赫有名的谈家桢教授。彼时谈家桢刚从海外归来，生物教材是全英文的，“上这样的课很锻炼人”。教解剖课的老师王仲乔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很严格，他只要一提问，同学们就必须马上答出来，压力很大的”。
在努力学习的日子里，同样有许多趣事。郑树讲起医学院女生去图书馆占位的方式时，笑得眯起了眼睛：“我们就放一小块人体骨头在桌上，特别管用。”
“一定得好好学习，为党和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儿。”怀着这样的信念，郑树求学、求知的脚步从未停歇。1984年，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赴美访学，站在了乳腺癌专家伯纳德·费舍尔的面前，跟随他学习。
第一次见面时，费舍尔问起郑树前来访学的原因。身为医生的郑树讲述了两个病例，一个病例是开刀18年后肿瘤再次复发，另一个病例是郑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病变占位很小，却在短时间内因癌细胞骨转移去世。郑树告诉费舍尔，她想知道为什么癌细胞会在“冬眠”那么久后“苏醒”，以及为什么有的“小肿瘤”却特别凶险。
直到今天，有关癌细胞“冬眠后苏醒”与转移的研究都还在继续。费舍尔当时也未能立刻答复，不过好学务实的郑树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的一场手术中，因为帮助费舍尔准确快速地找到了开刀位置，郑树的专业水准更得到了费舍尔的认可。“费舍尔教授告诉我，如果有事找他，可以直接敲门进办公室。”郑树说，“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怕他，敢直接敲门进的只有我一个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省是全国大肠癌发病率较高的地区。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找到已在乳腺癌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郑树，希望她能转向研究在海宁嘉善地区死亡率极高的肠癌。郑树与大肠癌40年未间断过的“死磕”由此开始。她坦言，肠癌研究很困难，因为“它在肚子里面，而且肠的结构很复杂，当时又没有肠镜，只能查到直肠这一段”。
研究伊始，郑树便率领团队到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借助海宁的血吸虫病站点，靠着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团队从年龄30岁以上的24万人口中，筛出了4000多例患有肠息肉等疾病的肠癌高危患者，并将其一一治愈。然而，郑树深知这一高危人群有着极高的患癌率：“难道就这样不管了吗？”
此后，在郑树牵头下，海宁和嘉善的大肠癌筛查与随访渐成体系。团队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每2～3年进行一次随访复查，跟踪时间长达20年。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海宁的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了。郑树将筛查随访结果撰稿成文，并带着文章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经过两轮评选，荣获第一。她十分肯定这些数据的作用：“像这样完全是医学调研现场积累的素材很珍贵。”
为了彻底搞清楚大肠癌的诱因，1982年起，郑树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了为期3年的中美华人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得出一份高危因素调查问卷。后来，郑树团队将问卷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形成一套系统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贯筛检方案”。这套方案为我国大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案。
曾被媒体争相报道的“红烧鱼实验”也起源于这次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郑树说，当初做比较研究时，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选择用油炸鸡食品做实验，但在中国，考虑到海宁和嘉善这两个样本选择地的实际情况，她最终选择了用红烧鱼做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频率食用油炸后做成红烧鱼的人的大肠癌发病率，郑树确定了油炸动物脂肪蛋白是一个诱因。她补充道：“现在有些人把这个结论扩大化了，说所有油炸的东西都导致肠癌，这是不准确的。”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攻肿瘤的郑树还做了一件她引以为豪的事：引入随访卡，为建成健全的随访体系开了一个好头。
随访是肿瘤治疗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1958年在上海进修期间，郑树第一次看到了随访卡，“那时的样式还是洞卡，要在相应位置上打洞，以记录病人信息”。郑树觉得随访卡十分方便有效，于是带回一张用来学习。自此，从登记病理切片，到建成组织库，再到建设随访卡电子化储存系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步步与时俱进地建立起了随访体系。这一体系，既有助于患者的后续治疗与康复，也为肿瘤科研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患者也很支持配合这一体系。曾有一位患者，因为接不到随访电话，特意前来询问郑树。郑树一翻随访卡，发现这位患者“已经术后25年了，其实是不需要再随访了”。但为了令他安心，郑树又让医院给他登记了一遍。
手术刀冰冷，但医者始终有“温度”。1966年初，郑树随医疗队在金华永康下乡时，被当地医生紧急请去会诊。到了手术室，她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位50岁的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肚子很大，子宫上好像附着一个肌瘤，血管也很粗，医生都不敢动刀。
当地医生说这是要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但郑树一检查，发现患者体内存在表征怀孕的黄体，坚持患者“有子宫肌瘤，也有小孩”，要求停止当前手术。最终，考虑到十分有限的医疗条件，这位女患者的手术被改为剖宫手术，由郑树同一位妇产科医生配合完成。
“结果手术刀一刀下去，就看到了头发，那就是个小孩。”不管事情过去多久，郑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都还会直呼惊险。“病人出血量很大，麻醉医生一直喊，血压下来了，最后下到零了，心跳没了，我赶快和麻醉医生一起给她做心肺复苏，好在心跳渐渐恢复了，就这样救下了两条命。”
“每次回想起来，我总还会心惊胆战的，因为场景都凶险万分，它既用到了我有关黄体的基础知识，还检验了我的急救知识。做医生，一定要扎实。这段经历，我永远都忘不掉的。”郑树说。
还有一次下乡时，郑树负责医治一位患有先天性肠粘连的小姑娘，但小姑娘十分害怕开刀，经常在郑树检查时，装作病痛不发作的样子。后来，郑树悄悄地躲在这位小患者的病床后观察，才彻底清楚了她的发病症状，给她完成了手术。
回到杭州一年半后，这位小患者的母亲找到了在浙大二院坐诊的郑树。原来小患者的母亲常路过杭州，每一次来，都会到医院找郑树。找到郑树的那天，她特别高兴，硬塞给郑树一双布鞋表示感谢，鞋码正正合适。
郑树想起，看病时，小患者的母亲常蹲在她的脚边摸来摸去，当时她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拿到鞋才明白，那是在量尺寸。她急忙跑到医院对面，想买包糖作为回礼，但等她赶回医院时，患者的母亲已经悄悄走了。
作为一位医学教授，郑树操心的不仅是患者的身体，还操心着如何给学医的学生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经济困难时期，面对拨款不足的窘境，她想尽办法，在国内外四处奔波，筹集短缺的前沿医学教材，引进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与各类研究项目；只身拜访邵逸夫先生，说服他捐资建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郑树仍记得，前去拜访邵逸夫的路上，还发生了一段颇有些惊险的小插曲。得知邵逸夫的故乡在浙江宁波，郑树临行前特意买了宁波特产芋艿当作礼物。但芋艿外形奇特，酷似地雷。等到了口岸，安检人员例行检查，查出八颗“地雷一样的东西”，忙一番盘问。郑树解释说这是芋艿，是给邵逸夫先生带的礼物，这才放行。
如今，郑树被视作医学领域的一棵“常青树”，她仍在带领学生做课题，还记挂着当年在费舍尔面前问的两个问题。下一步，她想继续研究导致早期肠癌患者死亡与晚期肠癌细胞的肝转移的分子机制。说到专业领域，她思路清晰，侃侃而谈，还不忘表达对项目评审中年龄限制的不服气：“我今年88岁，还是个‘80后’，还想多做一些科学研究。”
现在，这位“80后”的日常简单却有趣。一早起来就按时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或是坐门诊，或是多学科综合诊治讨论，或是沉浸在实验室研究工作中。郑树总是笑呵呵地说：“给我空间和时间，让我做研究，我最高兴了。”
浙江大学 雷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