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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这个国家的每一秒钟都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有些很微小，有些很遥远，但它们却可能与你我相关。
比如在天山的高寒地带，一只“伊犁鼠兔”正警觉地从岩石缝中探出脑袋，一旁的红外相机被触发，20年来首次捕捉到这一物种的活动影像。这种呆萌的小动物长着一张“泰迪脸”，数量比雪豹还要稀少。大部分时候，针对它们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都由一支科研团队义务开展。
在内蒙古西北端，巴丹吉林沙漠的南沿，一棵刚刚栽下的梭梭树正奋力把根系扎进沙层。和上千万棵同伴一起，它们将阻挡南下的沙漠，确保华北，乃至更远的地区免受风沙侵袭。
长江之夜，一艘马力全开的快艇正在追赶盗捕的渔船。快艇上的巡江队员常年游弋在这片水域，守护已经濒临灭绝的江豚。再向南，在某条薄雾笼罩的山路上，一个年轻人正艰难行进，还差1公里就要抵达前方的村庄。他的背包里塞满精心挑选的图书，那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这些都是正在进行的公益行动。它们存在于政府和市场力量暂时无法完全顾及的角落，填补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缝隙。它们的长期运转依靠公众支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
如今，互联网正在缩短这种距离。不管是被伊犁鼠兔“萌化”，还是担忧某天黄沙会遮蔽头顶的蓝天，人们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找到众多与之相关的行动者。他们在平台上集中亮相，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空间。人们作出判断后，只需要在屏幕上点下支付键，就能以“捐助人”的身份参与到公益行动中。
一个北京小伙为保护伊犁鼠兔的项目捐了20元钱，他没法凑到天山的岩石缝边，去观察鼠兔的生存近况。而想要一窥中国互联网公益的日常，“99公益日”就是一条位置绝佳的“岩缝”。
每年9月，中国的互联网公益都会进入“超频模式”。两大平台都选择在9月“造节”，7日-9日是腾讯的“99公益日”，5日-11日是阿里巴巴的“9.5公益周”。
今年的“99公益日”，创下了“捐款人次超过4800万、公众捐款共17.8亿元”的新纪录，这两项数据都几乎是去年的两倍。数字背后，有商场展板前嗓音沙哑的劝募志愿者，公益机构里累到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的年轻员工，还有腾讯公益的35个工位旁12张余温未散的行军床。
如果考虑“单人多次捐赠”，这场几乎耗尽各方力气和资源的盛典，成绩要打个折扣。对中国超过11亿移动互联网网民来说，公益这个值得被寄予无数期待的社会治理方式，仍然是个小众议题。无论是平台方，还是公益机构，前方依然道阻且长。
筹款很重要，但公益不只是筹款
互联网公益出现之初，功能直接、简单：筹款。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让中国民间力量集中爆发，几乎每个人都想为救灾做点事。有人连夜直奔灾区参与救援，用最朴素的方式阐释公益。更多人选择捐款，就连小学生都在操场上排起长队，等待捐出自己的零花钱。
当时的捐赠渠道，要么是摆在单位门口和学校操场主席台上的捐款箱，要么是一个银行账号，捐款人需要到银行，给公益机构转账。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各大“中”字头公募基金会都公布了募捐账号，但等到下午5点50分，汶川地震被确认为7.8级特大地震时，银行已经下班了。
公众的捐款成本过高，又受到公募资格限制，中国民间公益力量当时处境尴尬：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接受少数“金主”的大额捐赠来维持运转——它们源自草根，却与公众相距甚远。
罗亚君熟悉这种感觉。由她担任秘书长的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下称“抗战老兵基金”）在2013年成立，第一个月只收到了58人捐出的5.4万多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熟人”。基金的前身是一家关爱老兵的网站，已经助养的老兵超过1000人，每月的生活费就要50万元。
“那时都是‘刷脸公益’，很多人捐款是‘卖个面子’。”罗亚君回忆，基金成立初期，钱是最现实的问题，“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活下去”。
他们只能靠成立机构必需的200万元注册资金，来给受助老兵发放生活费。这些钱全部来自同一家企业的捐助。
抗战老兵基金成立的第二年，微信支付上线，人们开始习惯不带钱包的生活。罗亚君尝试把老兵项目放到互联网公益平台上，当年就筹得718万元，几十万条捐赠信息多到“一箱A4纸都打印不完”。
那个当年能直接影响他们生死的企业，这一年捐了90万元。只不过，一切都不一样了，这种他们曾经最担心的“不稳定因素”，此时已经不再至关重要。
这一年，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共筹得4.28亿元，只是全国1042亿元总捐赠量的零头。和关爱抗战老兵一样，一些小众项目在传统公益圈难以得到关注，虽然1000亿元与他们无关，但那4亿元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让他们能继续深入重大议题之外的、更广泛、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社会细节。
成立之初，腾讯公益的目标也是“解决公益机构最迫切的需求”，把帮助筹款作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
2015年第一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下称腾讯基金会）拿出1亿元，按1∶1的比例“配捐”——网友捐出一份善款，腾讯会以相同的金额帮网友再捐一份。
配捐激励效果十分明显，3天内筹得的公众善款，超过腾讯公益2014年全年的总善款额。一些公益机构的“迫切需求”解决了，3天几乎完成了全年的筹款目标。
看起来是多方共赢的局面，还是出现了主办方意料之外的状况。一位参与过当年“99公益日”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记得，活动零点启动，天还未亮，第一天的配捐额就要分发殆尽——夜晚人们大多都在熟睡，不可能打开手机捐款，配捐是被公益机构自己“刷”完的。
随后，媒体报道部分公益机构“套捐”“机器刷捐”，他们用个人甚至是借来的钱，在平台上捐给自己的项目，套取腾讯的配捐，把“公益日”变成“抢钱节”。
“不要觉得在做好事，就可以超越一切，最终让组织里一群有价值、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念。”广州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下称“满天星”）创始人梁海光见识过很多“走火入魔”的同行，“钱得了，人心没了。”
到了第二个“99公益日”，腾讯公益设置了单笔配捐不超过999元、刷捐判定等机制。这一年，“套捐”“刷捐”被基本遏制，但被互联网冲刷两年后，一些公益机构已经深谙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苦、穷、惨”的故事最能让公众慷慨解囊，即使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残酷，但公益项目的图片、标题，以及故事的叙述方式可以追求更煽情。
客观上，提高筹款效率能更好地帮助受助人，但目的正义、手段不正义的风气对行业的伤害已经初显端倪，“比惨”正逐渐成为公益机构的核心能力之一。一些理性的公益人士担心，劣币驱逐良币，会让真正专业的公益机构失去机会。
尝尽技术红利的互联网公司，信奉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道理。但这一次，腾讯公益开始思考，缺少价值主张的技术，好的愿望也可能造成可怕的事。
那届“99公益日”后，他们尝试寻找答案：在公益领域，比高效更值得倡导的，是专业性。
“一个公益项目能吸引多少善款，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一场腾讯公益的内部会议上，这个问题被抛在所有人面前。
“最开始我们想催泪指数、感人指数还是明星推广带动效应，最后分析所有因素后，得出的答案是透明度。”在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腾讯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对场下的听众说。
成为一个专业机构，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和所有“自我设限”的改变一样，推行专业性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
2017年第3个“99公益日”前，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透明化组件”。在此之前，人们在朋友圈打开公益项目的链接后，只能看到项目介绍里各种感人的故事。这一次，项目的善款执行进度和支出明细也出现在产品里。
这些看起来并不复杂的账目，给公益机构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很多机构没有专业的财务人员，大家最重要的事是把受助人服务做好，记账只是个边缘工作。腾讯公益要求提供各种明细和汇总时，他们只能对着堆满抽屉的票据，艰难地寻找头绪。
“我们第一年都做怕了。”梁海光回忆当时的情况。平台要账目后，大到每次物资采购，小到工作人员出差的火车票，都需要整理。机构人员忙不过来，只能临时招实习生帮忙拍照、扫描，最后上传，“一个星期都在搞这个事情，最后才赶上了公益日”。
那段时间，腾讯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电话经常被打爆”，全是“马上要疯了”的公益伙伴们的吐槽。她总是笑着解释，非常理解大伙儿的“不适应”，“但这是件好事，不是吗？”
在公益项目的页面上，与项目介绍里图文并茂的感人故事相比，这些财务数字不带任何感情。有人很容易就忽略它，也有人在这里停下来，重新思考是否要点下捐赠按钮。
“公众看到透明组件，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你可以不支持，但是过去这是个黑箱子，你无法判断公益组织到底怎么样。”孙懿告诉记者，“最后的结果就是，优秀的公益组织被耽误，差的公益组织也没有被淘汰。”
透明化组件上线的第二年，平台找到德勤（全球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起给公益机构设计了一个更简单、友好的财务披露模板。机构只需要输入相应的数据，很多账目就会自动计算出来。
这一年，定期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披露财务，已经成为不少公益机构的日常。梁海光决定招聘一个专业的会计，把更细致的财务公示在平台上。
机构透明化的成本降低后，“99公益日”的门槛开始抬高。2018年，因为达不到“财披”要求，或者年审报告不合格，1000多个项目被拒之门外。
“已经那么苦了，为什么还要求那么多？”梁海光经常在微信群里看到同行抱怨。
做了10年公益，梁海光能感觉到，“干这行不容易”是中国公益圈里最容易找到共鸣的情绪之一。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都有过几乎相同的经历：因为一些偶然的人生际遇，受到感染后，被使命感推进公益圈。
梁海光出生在农村，童年时父亲早逝，他跟着母亲搬到城市。他说当时家旁边的一个图书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后来他辞掉工作创立“满天星”，专注推广农村儿童阅读。
名牌大学毕业的罗亚君本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但大三暑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决定却成了拐点。那时她跟着一个纪录片团队拍摄抗战老兵，看到一个个曾经的“民族脊梁”，在被人遗忘中潦倒凋零，就“陷了进去，再也没出来”。
他们都会直接面对受助人，然后埋头做事，没空抬头张望行业。就像当年驱动着罗亚君的“老兵在风中，我们在路上”的口号一样，这种紧迫感让她无法停下脚步，否则便“心存愧疚”。
老兵网网站会员最多时有4万多名，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这样一个完全因为志趣聚集，凭激情做事的“兴趣社群”，最开始帮助了不少老兵，并且效率极高。
“有时半夜某个老兵需要紧急救助，志愿者给论坛版主打个电话，钱很快就到位。”罗亚君回忆。
因为从没做过“筹款预算”，网站每年接受的“善款”都很充裕。在善款使用上，也是总负责人说了算。“有时一晚上拨出几十万元”，一位网站创始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网站对“财务披露”没有明确的规定，全靠志愿者自觉。每次给老兵发放完助养金后，志愿者就会把回执单晒在论坛，但单据延发，甚至不发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罗亚君记得，当时一个女明星给网站捐了80万元，想要一张收据。因为从没开过“筹款”收据，网站在深圳的志愿者只能去文具店现买了一本。开完后，在场的20多个志愿者又不知道该签谁的名字，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各种问题不断出现，几个创办网站的昔日好友，也因为理念分歧，闹到同处一间办公室却互相不说话。最终，这个曾经以光辉形象示人、因民族大义而备受志愿者拥护的明星草根组织，因为一场内讧，以几近闹剧的方式走向了分裂。
后来“老兵网”重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成立专项基金。
“必须专业化运营。”坐在已经更名的办公室里，经历了整个过程的罗亚君语气坚定。
从中国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开始，有太多草根组织走过“老兵网”的路。直到现在，在中国公益领域，“草根”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
如今，互联网公益为草根组织提供了另一种发展途径，也降低了组织专业性建设的成本。梁海光的微信群里对平台方“要求太多”的抱怨，正变得越来越少。
“很多连发票都贴不好的公益机构，还自诩草根组织，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梁海光说，“好像草根就代表着民间力量，但草根更应该代表生命力。”
他说“满天星”曾经也很草根，但“慢慢脱离草根，成为一个专业机构，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满天星”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做第三方年度审计，那时梁海光只是把审计报告挂到官网上。他没想过谁会专门跑到一个小机构的网站，去翻里面的表格和数据。
他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企业老板，表示要连续3年给“满天星”捐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这个老板语气笃定，说自己每年都会看“满天星”的年审报告，“做得很好”——这是他决定捐款的最大动因。
“其实有一些东西，现在表面上看可能转化率很低，但是做和没做真的有差别。”梁海光说。
罗亚君现在几乎没有漏掉过一张发票，它们在腾讯公益平台上，随时供任何人查看。她还坚持让一线的志愿者写项目执行情况，然后发现，每次在平台上向公众反馈一次项目执行的长进展后，抗战老兵基金的捐款曲线就会出现一次小波峰，那是来自数十万网友的“至少10万元的复捐”。
孙懿在做捐赠人回访时，曾遇到“印象深刻”的故事。
那还是QQ时代，“QQ农场”里有一种只有开通月捐才会送的“爱心果”。一个用户只为种出别人农场里没有的菜，按提示开通了月捐。她根本没有在意每月自动扣除的10元钱，到底去了哪里。
到第三个月时，她在平台上留言，嘲笑自己是个“傻子”，每月花10元买6个虚拟的种子。但这个时候，她收到了公益机构发来的善款执行反馈，看到一个贫困孤儿能够安心上学，其中就有她每月10元的贡献。
“10元也就是两听饮料的钱，但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个用户在接受回访时告诉孙懿。
现在，这个曾经花钱买虚拟种子的“傻子”，已经成为腾讯公益上一位稳定的月捐人。
从身处金字塔尖，到主动服务
除了公众和平台，民间公益机构还要与企业和公募基金会打交道。
2015年之前，因为没有公募资格，大部分民间公益机构的筹款都被限制在小圈子里。
“像卖保险的一样，把身边人搜刮了一遍又一遍。”梁海光回忆当时的劝募经历，然后扯动嘴角，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在中国，像“满天星”这样的“社会服务机构”还有39万个，而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只有1600多家。
根据慈善法规定，不管是“满天星”，还是抗战老兵基金，他们必须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才能在公开渠道筹集善款。但在“99公益日”出现前，这种合作鲜有发生，双方就像处在两条平行线上，很难找到交点。
现在，打开腾讯公益平台，人们会发现这两种机构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起：项目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执行，公募基金会负责接受捐款，并且对项目审核监督。
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称妇基会）下“挂靠”了130多个民间公益组织的项目。就在5年前，这个数据还是个位数。
资助项目部负责人赵光峰告诉记者，作为全国妇联发起的老牌基金会，很长一段时间内，妇基会90%的善款都来自各大国企和外企的捐赠，“比较稳定”。
妇基会平时的主要工作是运营一些自有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都是委托基层妇联执行，可妇联日常要承担很多繁琐的工作，本身又不是专业的公益机构，“尽管他们很努力，但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
“那时妇基会按部就班地把自己的几个项目做好就行，很少跟民间公益组织打交道。”赵光峰告诉记者。
梁海光还记得，“满天星”成立早期，因为缺钱，他“硬着头皮”找到了一家公募基金会。他摊开精心准备的合作方案，对方却回应他一个“大爷一样的态度”，希望瞬间落空。
抗战老兵基金当年也是通过一个在公募基金会任理事的熟人，才获得一个宝贵的“专项基金”挂靠名额。
再到后来，互联网就铺天盖地来了。它的强大之处在于，身处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真正忽略它。
在互联网公益兴起之初，妇基会曾把自己的项目放到过腾讯公益平台。赵光峰坦承，那时很多“中”字头的公募基金会，都在互联网上“投资”自己的影响力。妇基会最开始“触网”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看到同行都在做，我们也不能落下”。
直到2015年“99公益日”前，腾讯公益忽然找到妇基会，告诉他们很多专注家庭领域的公益机构，“做得很好，但是一直缺少基金会支持”。然后提议，双方可以合作，“在平台上试试”。
当时已经成立接近30年的妇基会，也一直想要“延伸手臂”，让更多群体受益，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契机。
“不能仅仅依托妇联，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赵光峰也清楚，比起妇联，律师和心理咨询师在家暴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一个为乡村女教师妈妈筛查乳腺癌的项目，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组织显然能做得更细致全面。
他没有想到，合作达成后，妇基会的工作模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不管是平台方，还是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制度，都对项目能否上线有着严格的规定。
“先是项目对接人初审，从项目执行机构的年审报告是否合格，执行能力够不够，到预算合不合规，住宿有没有超标，全要仔细核对。”赵光峰语速加快，“初审之后再由部门负责人审，最后还要部门间互审。”
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三审”流程，结果第一年就有100多个项目涌了进来，到2017年“99公益日”时，妇基会下“挂靠”的项目已经有255个。
实际上，与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劝募”5年来，妇基会从互联网公益筹来的善款只占总筹款额的20%左右，国企和外企的捐赠还是那块最大的蛋糕。
“这20%的筹款，花费了我们200%的力气。”赵光峰笑笑说，这5年妇基会的员工从4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70多人，“很大一部分全是为了互联网公益”。
已经在妇基会工作了13年的赵光峰，原本过着相对清闲的生活，人到中年却忽然忙碌起来。不过，他说自己享受这种状态，让他更能体会“公益人”的感觉。
“大家就觉得痛并快乐，结识那么多优秀的伙伴，又能够让更多人受益，还是挺有意义的事情。”赵光峰说。
去年，赵光峰负责的一个名叫“超仁妈妈”的项目获得了“中华慈善奖”。项目主要是为民间公益组织的女性带头人提供支持，一个山东的妈妈被推荐到“木兰学院”，在北大与国内顶级的女性商业领袖一起上课，学习最先进的组织、财务管理。还有些妈妈会得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参加各种女性论坛，从中汲取营养。
“中国的民间公益不容易，尤其是女性带头的公益组织更不容易。”赵光峰感叹，“作为全国最大的服务女性和家庭的基金会，我们有责任支持这些女性去发展自己的公益事业。”
对赵光峰来说，不管他有没有察觉，公益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他的公益观念已经发生转变。那些像妇基会一样的“官办”基金会，也从过去身处金字塔尖，转变成为底层提供支持的“服务者”。
现在，与公募基金会接触时，梁海光再也没有遭遇过“大爷脸”，反而是对方变得积极起来。曾经最高占善款10%的管理费，一路降到免费。之前需要1年才能拨付的善款，现在不用催，申请后1个月内就会出现在机构账户里。
比之前好打交道的还有企业。虽然中国企业每年捐出的善款，都占全国总捐赠额的七成左右，但是这些钱一般都与小型公益组织无关。企业出于品牌传播考虑，很难与缺少影响力的小机构合作。
梁海光也找过企业“谈协议”，但很少成功。情况在“99公益日”诞生后开始变化，微信每年都会给“公益日”投入流量资源，再加上腾讯品牌背书，企业只要能参加这场“狂欢”，把自己的Logo和腾讯基金会放在一起，公益组织大小对他们来说就不再重要了。
把钱专业有效地花出去，比筹款更难
2017年达到峰值后，妇基会的“挂靠”项目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到今年“99公益日”时，项目数量比起2017年已经下降超过一半，只有132个。
一些运行超过1年的项目，一直没有执行报告，在审核时被拒之门外。除了常规的监督审查外，妇基会还会对项目做“延伸审计”，“看看他们项目做得扎不扎实”。
“我们现在不追求认领多少个项目、跟多少家NGO合作，我们现在追求受益人效果。”赵光峰告诉记者。
他经常遇到“看起来设计得很好”的项目，筹款也很顺利，但却一直拿不出结项报告。原因往往并不是公益组织“私吞”了这笔钱，而是他们的执行能力不够，“钱拿到了，却没能力办事”。
事实上，很多民间公益组织都被这个问题困扰：就算是凭透明的财务披露筹到了钱，能不能把项目执行好，怎么才算好？
在国外，公益行业有很多第三方评估机构，他们会对公益项目的执行效果做独立、专业的评估。但在国内，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公益组织的目的不是筹钱，而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梁海光说，“专业地、有效地花钱，比挣钱难多了。”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儿童阅读推广的项目有几十个，大部分页面都做得很精良。如果不够仔细，用户很容易就会忽略那个“隐蔽”的“财务披露”入口。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错过了“满天星”连办公室水电费都晒出来的发票。
“如果用户看不出项目间有什么区别，那就说明平台做得还不够好。”孙懿坦言，“我们提供的信息应该支撑用户作出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目前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它的每一处设计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公益事业航向的微风。
已经过去的每一年，“99公益日”的数据都会再创新高，人们看到的只有互联网公益越来越高的成就。今年的“99公益日”，最后一天下午，腾讯公益内部拉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叫“冰山下的透明探索”。
“公益现象和数据的背后，如何保持持续的常态才是重要的。”在今年“99公益日”的启动仪式上，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一丹说，“冰山下的状况，慈善组织、公益平台更要关注。”
这一次，“透明度”已经不只是针对公益组织的各种财务报表。
腾讯公益高级产品经理余和谦正在测试的新产品里，组织负责人也要“透明”：为什么要做公益，做过哪些公益，这些同样重要。打开项目页面，用户看到的不再只是项目介绍，还要有项目执行效果介绍等。
这些还躺在余和谦手机里的新功能，都有机会成为公众选择为哪个公益项目捐款的依据。但至少在目前，腾讯公益每天的“极热榜”，捐赠额前3名几乎还是医疗救助类项目。它们的图片也出奇地相似，总是戴着口罩、闭着眼躺在病床上的孩子。
“这些孩子确实需要紧急救助，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些捐款里掺杂了多少冲动成分。”孙懿说。
去年，平台推出了“冷静器”，试图“阻止”用户捐款——在支付前的一步，平台会强制弹出一个窗口，简单列举项目的“透明”信息，让用户选择是否继续。
余和谦也很难说清，这个一闪而过的提示到底对“理性捐赠”起了多大作用。这个曾经做过证券和互联网产品经理的“老鸟”，仍然被这个功能刷新认知：从前，他最关心的就是用户量、日活跃用户量等数据。现在，他的工作却与这些数据无关，甚至要抑制它们的上升。
“从‘冷静器’开始，平台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不再追求量，而是理性、价值。”余和谦告诉记者。
公益像是社会的一根杠杆，可以把微小的力量聚在一起解决大的社会问题。不管是急需救助的儿童，还是即将灭绝的江豚，或者是一项值得期待的科学研究，都值得人们关心。
在美国上大学时，余和谦跟身边的同学闲聊，发现他们都很喜欢谈论社会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的领域，很多都会有自己固定捐赠的公益组织。”余和谦回忆，“组织的专业能力怎么样，创始人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们讲这些时很自信。”
回国后，这些经历成了余和谦进入公益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的“99公益日”，腾讯没有提高配捐金额，还是和去年一样的3.9999亿元。因为捐赠人次上升，平均配捐比例从2015年的1∶1，下降到了1∶0.2。
“辛苦准备了这么久，就配这么点钱，以后还怎么玩？”9月7日那天，梁海光所在的微信群里，有同行抱怨，“要不是我们这么辛苦劝募，腾讯公益能有今天？”
梁海光没有在群里发言，“满天星”和这些同行一样，为了公益日，员工加班熬夜，辛苦抢到的配捐也少得可怜。
“捐款人变多，配捐不可能一直提高，这可能成为以后的常态。”当天晚上，他在一篇观察文章里写道，“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与公募方、企业，还有潜在捐赠人的连接成本都变低了，这值得珍惜。趁着这样一个‘节日’，把精力放在与公众连接上，这才是‘99公益日’的意义。”
也有不少同行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梁海光的朋友圈里，一些同行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喊人捐钱，而是把文案换成了“转发也是爱”。
“不管是平台、公募方，还是公益机构，行业的生态需要大家共建。”孙懿说，“哪方没有做好，都会成为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
民间公益起步的2008年，中国的捐赠额是1070亿元。到2018年，这个数据上升到1600亿元。而这11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倍。很显然，公益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乐观。
可不管它跑快跑慢，那些相信世界会变好的人们，总是会对这项事业怀有期待。就像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某个项目下1分、1角或者1元的捐赠记录一样，每秒钟都在刷新。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