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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余荣花的家都快要塌了。
住了46年的窑洞，顶上裂了几道大口子。吃饭时，砂石会从洞顶掉进碗里。余荣花每天都在担心，这个半山腰上破败的窑洞会把一家人吃掉。但她没有钱填上这些大口子，悬在这家人头上的，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尿毒症降临在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身上，并夺走了其中3人的生命，仅剩的小女儿吴雪风已经在医院做了10年透析。
这家人上过3次地方报纸，镇上很多人给他们捐过款。但这并不能阻止倒霉的事情一件件砸落在这个破窑洞里。9年前，余荣花75岁的老伴儿吴定国因为脑梗偏瘫，活动范围仅限于一张床和床边的椅子。
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里，很多事情都可能引起一次“塌方”。一次次降临的尿毒症，孩子们的离世，每日增加的医疗费账单。甚至一场大雪，真的把这家人的房屋压垮过。
为了撑起这个家，余荣花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很多——女儿没钱换肾，连下个月透析的钱都没着落。老伴儿患有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常年要吃10多种药物。“抠”出丈夫和女儿的医疗费用这件事，就耗费了余荣花全部的心力。
一家人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他们可以穿十几年前的旧衣裳，可以不买酱油、只吃自己地里种的东西，接受家里所有的大件都被当掉。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来维持两个病号的生命，维系这个脆弱的家庭。因为再少任何一个人，这个家就真的塌了。
1
身高只有1.5米的余荣花，是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支石村这口窑洞里唯一的顶梁柱。
她的一天是从清晨7点钟开始的。帮老伴擦脸、翻身，然后喂鸡、浇菜地，一眨眼，时间就到了中午。但她并不着急做饭。为了减少开支，这家人一天只吃两顿，一般在下午1点和晚上7点。
吃饭前，一项费力的任务便是将吴定国从床上扶到旁边的椅子上。床和椅子间插着两根木棍，已经被攥得发亮。移动时，吴定国先用未瘫痪的左手紧紧抓住一根，余荣花扶起老伴的右边身体，吴定国再抓住下一根木棍，最后重重坐向椅子。从吴定国衣服里延伸出的导尿管和尿袋，像钟摆一样晃来晃去。
一般来说，午饭是开水煮过的面粉糊，配上自家种的蔬菜，仅有的调味料是用山上采的柿子泡的醋。村里人来慰问时送的调味料、大米和饺子，只有在过年和来客人的时候才舍得用。
余荣花给老伴喂面粉糊糊时，会默默盘算这个月的用度。吴定国要吃时，便把嘴凑过去，余荣花喂快了，他就把头歪向另一边。他一天只有3个小时能坐起身。日复一日，他只是呆呆地望着洞口。等到窑洞从亮变暗，再回到那个困住自己的床铺。
窑洞里最常听见的声音是叹气，尽管他们早已习惯穷苦的生活和悲苦的命运。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吴定国不住地叹气，身体不舒服时就“哼哼”几声。余荣花干着家务，也会突然叹口气。
这是一种发泄：叹气以后，这家人可以喘口气，继续面对弥漫在窑洞里的悲伤。
1973年搬进这口窑洞时，余荣花对未来充满期待。那时，吴定国给生产队当会计，余荣花为了让家里人吃得更好，挑粪挣工分。日子苦，但有奔头，余荣花回忆，那时的日子过着踏实，心里想的是“以后会有享不尽的儿孙福。”
每天太阳落山，夫妻俩回家，院里犬吠鸡鸣，家里的活儿已经被4个儿女抢着干完了。
她没有等到期待的日子，却等来了由一次又一次“塌陷”连成的后半生。
余荣花46岁那年，刚成年的儿子吴俊峰和24岁的大女儿吴喜风相继因肾衰竭离世。
先是吴俊峰突然说身体不舒服，躺了几天。等余荣花感到不对劲，掀开被子，才发现儿子面色惨白，腿脚肿得穿不进裤子。一问才知道，儿子已经躲着吐了好多天。到医院一查，尿毒症晚期，双肾萎缩、衰竭。
吴俊峰去世后没几个月，已经怀孕的吴喜风身上又出现同样的症状。余荣花的心直往下沉。医院诊断，吴喜风也患上尿毒症。
女儿引产后接受治疗。那是1992年，1次透析的费用是200元，一周要做3次，一年3万元。这个年收入千元上下的家庭只得四处借债。等到二女儿被查出尿毒症晚期的2001年，一次透析的费用涨到了400元。
那时的农村合作医疗还不完善，几乎没有报销。借来的钱还没焐热，就顺着透析机的导管哗哗地流走。余荣花实在拿不出钱了，只能降低孩子做透析的频率，吃中药维持，筹到钱了再透析一次。
患上尿毒症，意味着肾脏基本失去功能。需要靠尿液排出的代谢废物，只能留在身体里循环，这会让人皮肤发黑，碰一下都疼，只有透析能缓解。
筹不到钱，绝望的余荣花只能坐在医院走道加的病床边抓着孩子的手，不断揉搓，想减缓孩子的痛苦。病床上的孩子面色萎黄，不断呕吐。
回忆起这些，余荣花低下了头，泪水从双眼里渗出，湿润了眼窝边的一圈圈皱纹。“不是治不了，是没钱。”
2
余荣花的很多记忆都被泪水浸泡得模糊了。关于过去，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自己和老伴“每天从早哭到晚”，干完农活很累，仍然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她先是呜呜地哭，哭一阵开始想以前的事，想着想着又开始哭。
有时，她会忍不住扑到儿子未立碑的坟前，眼泪哗哗地流，两只手放在土上，就当在摸儿子。
几个孩子都得尿毒症，医生也说不出原因。他说饮食要忌辛辣，余荣花再也没让辣椒进家门。听邻居说多喝羊奶管用，余荣花立刻开始养羊。她前后请过5个风水先生给家里“布局”，也找算命先生算过命。可第4个孩子吴雪风在2010年也患上了尿毒症。
吴雪风患病后，吴定国急得直哭，一天夜里突发脑梗，半个身子瘫痪，也住进了医院。
余荣花每天两个医院跑，偷偷在病房做饭，夜里就合衣睡在病房外的金属长椅上。
此前，为3个儿女治病，这个家庭已经欠下了30万元外债。为了女儿和丈夫，她又踏上借钱的路。
余荣花经常天微亮就出发，揣上馍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大山，再步行到邻村、邻县找亲戚，饿了就吃两口。亲戚几乎被她借遍了，但她还是得再敲门。被拒绝，就过几天再去一趟。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找来收废品的人，把家里的大锅、大蒸笼、水缸、米缸、自行车都卖了，换来的100元钱撑了10天。再后来，她又把家里的铁锹、钳子、大锤、犁、织布机都卖了。家里仅剩的“大件”是床、桌、椅、柜子，年龄比小女儿吴雪风还大。
余荣花到现在还记得，2016年7月是日子最难的时候。一个毒日头天，她撑着伞，揣着刚换来的钱往家里走。
路过一处西瓜摊，她想着，老伴在家肯定很热。因为孩子的病，一家人已经10多年没有吃过西瓜了。她就用仅剩的钱买了一个，紧紧抱在怀里往家走。
一个路人开车经过，看这个瘦小的老人可怜，把她送到了家。听说她家里的状况后，路人把手上的600元现金都给她，但余荣花坚持只拿200元，“赚钱不容易，200元够俺家撑到下个月发低保。”
那也是吴雪风病情最危险的时候。她病到走不了路，什么也吃不下去。余荣花给女儿打了口棺材。“趁我还能动，给她提前准备好，等我以后走不动了，谁还能送她？”
吴定国见到棺材，知道女儿可能病重了，急得摔了碗筷，边哭边拿头撞墙，但也同意余荣花的做法。
在吴雪风的记忆里，母亲那时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也不再哭了。仅有的一次流泪，是吴雪风听说母亲像要饭一样四处借钱后，决定不治病了，出院跑回了家。窑洞里，余荣花抱着女儿哭成一团。
“雪儿你真狠心，你不要你妈了。”
“我什么都不会，不中用，你要我这孩子干啥，我死了你也可以清闲清闲。”
等女儿冷静下来，余荣花又找邻居把她送回医院。
3
这个家庭唯一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90年。照片里，窑洞门上贴着大幅的红色年画,一家人脸上都透着笑意。余荣花把这张照片小心地夹在相框中，玻璃被她擦得发亮，但她无法阻止时间模糊照片中每个人的面容。
最热闹的时候，全家六口人都挤在不到40平方米的窑洞里生活。孩子一个个去世，小女儿常年住院，余荣花只能看着窑洞一点点空下来。
窑洞四角半圆形的斗拱下，还架着那时留下的、几张由不规整的木条拼成的木床，但只有两张还铺着被褥，其他已经成为置物架。
吴定国偏瘫住院后，余荣花两个半月没有回过家。家里的狗饿死了，羊瘦得没肉了，院里的屋子也被大雪压塌。几年前，家里的耕牛不慎摔死，余荣花还哭了好几天。这次，她只是赶紧把羊牵走卖掉。
后来，家里的大件物品又被逐一变卖。余荣花的家彻底空了。
她几乎立刻就适应了这个空空的屋子，“每顿饭少做点，要做的事情多一点。”这个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女人习惯了忍耐、接受。
她要起得更早些，巡一遍家里的地。瓜藤架坏了，桌椅或床坏了，她得自己修。面粉吃完了，她只能找邻居帮忙磨。吴定国每个月要去卫生所换一次尿导管，她不得不请邻居来帮忙，推着轮椅把老伴送下连电动三轮车都爬不上来的陡坡。
忙完所有的事情，她有时端上板凳坐在窑洞口，晒晒太阳、发发呆。有时，她溜达到山上的祖坟，看看儿子，和因没有婆家，只能把骨灰盒塞在田埂边的女儿。那片地杂草丛生，余荣花一路走，一路拔草，边走边掰成几段扔掉。
绝大多数时候，她只能独自面对来自生活的考验。她很难和老伴商量什么事情。“诉苦”二字，在她的生活中不存在，“和谁说呢？”
余荣花的大女儿生病后，婆家只出了两次透析的钱，就很少再出现。等到二女儿去世，招来的上门女婿留了张纸条，就抱着孙儿离开。小女儿吴雪风婚前曾问婆家，如果自己得了尿毒症怎么办。她的丈夫和婆婆都说，一定会供她看病。
但在吴雪风的印象里，丈夫只有极少数几次出现在病房门口，看一眼然后掉头就走，也不说话。去年，婆家去法院起诉离婚，法院没有支持。吴雪风找丈夫来医院“谈谈”，见了面，丈夫却只说没钱，“我去哪弄钱”“我就这点本事”“我养不活你，我们离婚吧”。
他吃掉了吴雪风买的两个梨，一起吃饭也是吴雪风结的账。因常去而熟识的饭店老板问吴雪风和他的关系，吴雪风只说是病友，因为怕被笑话。
但余荣花说自己理解女婿们的选择，“我不怨也不恨”他说，“我知道他们家里情况，条件都很差。娶个老婆回去，应该洗衣做饭操持家庭，我的女儿也没做到……（他们）摊上我们家，也可怜。”
他们拿东西上门，余荣花让他们都带回去，“过年，要高高兴兴的。”法院判决小女婿一个月付1000元抚养费，小女婿说只拿得出500元，余荣花也不计较。
给这个家庭最多温暖的，反而是陌生人。吴雪风第一次住院时，医生护士自发给她捐款5000元，镇政府也为他们募集了近14万元的善款。余荣花去超市买东西，员工认出她，一起捐给她1000元。省里和市里的领导都去过她家，还有好心人从上海、北京到这个手机信号欠佳的山里来看望她。
那是这个家庭极少的吃肉的时候。余荣花觉得不能亏待了客人。即使过年，她也只是给丈夫和女儿加两个青菜，和几个自家母鸡下的蛋。她在小本子上写下每个前来探望的人的联系方式，“想有一天能回报他们”。
4
一直到3年前，窑洞才重新有了点家的感觉。
在村委的帮助下，洞里修起了灶台，余荣花不用再露天做饭。家里有了旱厕，被大雪压塌的房子也修好了，用的砖瓦是别家拆迁后剩下的。村委和镇政府送来了小电视、电磁炉、锅、碗，还有速冻饺子和柴米油盐。
但窑洞里的这家人还是过着原来的生活。这些好东西，余荣花和吴定国舍不得吃，一部分拿到医院给女儿，剩下的留着招待来客。
近几年，吴家陆续申请下来了低保、困难户补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让吴雪风住院开销的报销比例有时能达到90%。但老伴儿吴定国的药费还很成问题。
“太难了，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孩儿靠不了，老伴儿也靠不了。”余荣花感慨。她在山里过了一辈子，如果不是为女儿看病，她都不会去仅50公里外的省会郑州。
她也说不出自己坚持的原因。“俺可以回娘家，出去乞讨，日子都要好过一些……老头子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不能不管了，不能干那缺德事。”余荣花倚在门边说。门框上原本鲜红的对联，已经褪成了白色。
因为常年生火做饭，窑洞里的物件都被熏得黝黑，屋子里最鲜艳的颜色，是老人的指甲——她从山上采了“指甲草”，捣碎后包在手指上，把指甲染成了鲜亮的橙色，能管半年。“娘家人教我的。”余荣花咧开嘴笑了。她说，自己喜欢鲜艳的颜色。
余荣花偶尔也会觉得不公。她觉得，自己一家都是好人，却没有好报。再穷困，遇上汶川、玉树地震，他们都50元、100元地捐钱。有流浪汉到村里乞讨，余荣花总把人迎进门，跟自己吃一样的饭菜，还给人带馒头走。
最欣慰的是，尿毒症的厄运留在了儿女这一代。两个孙辈如今身体健康，也孝顺，寒暑假总会回窑洞里，陪“最疼自己的奶奶”住上一段。
余荣花说，有女儿在，有老伴在，生活就还有盼头。年轻时，她的愿望是，几个儿女能在镇上住上楼房，自己和老伴守好老家。
73岁的她现在身体还算硬朗，能两头照顾，她希望在自己倒下前，女儿能换上健康的肾脏。
余荣花总觉得亏欠女儿。和吴雪风同时住院的人，有些住上两三年，就换上肾出院了。吴雪风有过四五次换肾的机会，但都因为没钱而搁置。
最近，吴雪风又有了配型成功的肾源，但手术费用高达40万元。对欠着30多万元外债的余荣花一家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吴雪风只能继续等着。
今年年初，吴雪风刷火山小视频时看到别人跳手指舞，自己也学着跳，录视频上传。把病床边的帘子一拉，那是只属于吴雪风的空间。吴雪风说，跳手指舞的时候，她可以忘记烦恼。
她梦想能当个小网红，拍小视频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迄今为止，她通过跳手指舞获得了300多元的收入。
她所有的视频里，点赞评论最多的一条，是跟《从头再来》的一段节奏跳的手指舞。那一段歌词唱道，“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评论里，人们都在鼓励她坚持下去。
对于这家人来说，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荣花盘算着，屋里的面粉还能吃上几年，鸡舍里的老母鸡还能继续下蛋，地里还能收获一些瓜果蔬菜。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是她所能想象最好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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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嘉兴
